隋朝在中国历史上与秦朝一样，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又与秦朝一样短暂。唐朝统治者把隋朝的灭亡归结于隋炀帝的暴政，但这些政策都是由隋炀帝从隋文帝时期继承而来。其中包括猜忌臣下、刑罚严酷、大兴土木、穷兵黩武等。后世对于隋炀帝的评价多为残暴不仁的亡国之君。但是笔者认为其性格、思想及一些政治主张是继承于其父杨坚。隋亡虽是杨广之过，但其父杨坚亦是难辞其咎。

　　猜忌臣下

　　隋文帝杨坚（541-604）开创隋王朝，灭南陈，结束400多年的分裂割据，迎来秦之后的第二次大一统。杨坚在位时期正值“开皇之治”，对中华民族功烈卓著。史载杨坚“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

　　隋文帝用人的致命弱点“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难以保全。隋文帝用人时既用而复贬，又贬而复用，许多元功宿将亦难得善终。隋朝开国功臣高颎年轻时已颇有才学有气量，杨坚独揽北周大权时，便追随杨坚，为其开创和巩固大隋基业。然在平陈之战时失意于晋王杨广，而又在独孤氏刺杀尉迟氏一事上失意于独孤氏，从而为自己埋下祸根。高颎又多次触犯隋文帝逆鳞，反对其当庭置杖罚人，反对东征高句丽及废长立幼等，越来越不耐烦的隋文帝在独孤氏谗言下，渐渐疏远高颎。

　　隋炀帝继承了其父猜忌的性格特点。被炀帝所杀的功臣有高颎、宇文弼、贺若弼等，其中高颎、贺若弼有殊功于隋王朝。高颎等被杀的理由，不是谋反，而是“诽谤朝政”。贺若弼私下议论炀帝“宴(突厥)可汗太侈”。高颎又对宗室王杨雄谈及“近来朝廷殊无纲纪”，结果，“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不止如此，大业初，前内史侍郎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颂》，大业五年（609），议新令，久议不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炀帝即以忆高颎为由，付执法者勘之。裴蕴体察炀帝心意，奏“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炀帝立即赞许，对裴蕴说:“公论其逆，妙体本心。”薛道衡就这样在连诽谤罪名都不成立的情况下被处死。炀帝以为道衡致美先朝，实乃讽己，欲置之罪。御史大夫张衡是炀帝的亲信之臣，然就因对杨玄感谈及“薛道衡真为枉死”，被玄感告发，削职为民，差点被杀。大业八年（612），炀帝征辽失败，迁怒张衡，适张衡妾告张衡“怨望，谤讪朝政”，于是，张衡也被“赐尽于家”。

　　刑罚严酷

　　南北朝之时，无论是南陈还是北周都因严刑峻法而失去人心，杨坚对此早已心知肚明。特别是周宣帝性情残忍暴戾，“是时下自公卿，内及妃后，咸加棰楚，上下愁怨”“内外离心”。有鉴于此，初任国相的杨坚，便“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以收买人心。及杨坚即皇帝位，命人更新律法。新律法与北周相比已有所减轻，比如蠲除了前代鞭刑及枭首、辕裂等残酷刑罚，流徙之罪也减轻。开皇三年(583)，隋文帝得知当时断狱条文犹多达万条，认为法律过于严苛，又命苏威、牛弘等再删定新律。除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1000余条，只留500条，凡12卷。这就是有名的《开皇律》。隋文帝有免除苟法、依法办事的思想，才获得巨大的成功。

　　但是隋文帝性猜忌，临下以威猛，违反自制律令之事屡见不鲜。“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在他的朝堂上常有被杖死、斩首的。晚年的隋文帝性情更为残酷，些微过失即能令官员招致灭顶之灾。隋文帝血腥残忍的性格影响到当时的政治风气，隋朝官吏“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种种苛政败坏了隋朝的吏治，造成了一系列冤狱，隋朝政治更加黑暗，加深了人民的痛苦。隋文帝制定血腥的“一钱弃市”之法，规定“盗一钱以上皆弃市”，结果“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桶，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这种闻所未闻的酷法加剧了社会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在一些地方爆发了小规模的起义。在人民的反抗下，隋文帝被迫废除了这一血腥法令。

　　隋文帝有法不依，任加威猛，上行下效，其子隋炀帝杨广滑向更加苛暴的地步，“（炀）帝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以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隋朝刑罚过重过严激起民众普遍反感，因此，杨玄感叛乱一呼百应。对于起义群众，隋炀帝下令“随获斩决”，予以残酷镇压。杨玄感兵变失败，隋炀帝竟然对御史大夫裴蕴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裴蕴等遵旨，“杀三万余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甚至连接受杨玄感开仓赈给者，也要被活埋，而隋炀帝还嫌杀得太少。如此极端残酷的镇压政策，只能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给星火燎原的农民起义火上浇油。隋炀帝镇压越残暴，农民起义规模越大，最终埋葬了隋王朝。

　　大兴土木

　　开国皇帝能体味创业艰难，所以大多生活俭朴，但像杨坚一样俭德的帝王并不多见，不仅表里如一，而且贯穿始终。杨坚在北周任高官时，私人生活就非常俭朴，几乎到了寒酸的地步，等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弼大臣时，依然不改本色，并把俭朴倡导为朝廷风气。杨坚称帝后以“成由俭、败由奢”为座右铭。他告诫太子杨勇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隋文帝的内宫可能是历代最简陋的宫廷了，后妃宫女的衣服及日常用具均有严格的供应制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损，必加以补缀再用。杨坚的饮食很简单，除了必需的宴会外，每餐至多一小盘肉。他本人的寝宫，全是布幔布帐。

　　人性是复杂而多面的，俭朴的隋文帝实际也有奢侈的倾向，只是没有充分暴露而已。北周都城长安因长期战乱早已残破不堪，隋文帝欲为自己的新王朝附会万物更新的形象，决定另外择地营建新都，命宇文恺主持营造，名为大兴城。大兴城工程浩大，大力征发民力，集中全国的工匠，花费钱财巨万，但隋文帝认为为了帝国气象无可厚非。

　　开皇十三年（593年）二月，杨坚为了避暑，下诏在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营建离宫即著名的仁寿宫。将作大匠宇文恺设计，宰相杨素督建，征调民夫数十万平山填谷，建造宫殿。新宫两年建成，楼宇台阁，宛转相连，蔚为壮观。杨素等人为了邀功，对施工的役夫督催甚急，因劳累而死者上万人。《隋书·食货志》对杨素等人的残暴行径有如下记载：“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屯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杨坚避暑休养的宫殿是建在民夫的尸骨上的。四年后他又大兴土木，从京城到仁寿宫之间，连建十二所行宫，耗费人力物力之大可想而知的。

　　杨广在大兴土木方面更在其父之上。从仁寿四年（604）隋炀帝上台，即在此年发丁男数十万掘堑；大业元年三月营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发汉南诸郡男女百万开通济渠；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七月发百余万筑长城；大业四年发百余万开永济渠；七月发二十万修长城。如此的徭役，可见规模之大、人民的负担之深。就拿隋炀帝巡幸江都来说，从洛阳出发，沿着新开凿的运河巡游江都。这次巡游排场可太大了。怎么大呢？有三个空前绝后。第一，船队规模空前绝后。第二，船夫排场空前绝后。第三，沿途供应空前绝后。先看第一个，船队规模空前绝后。根据《隋书·炀帝本纪》的记载，为这次巡游事先建造的船队有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大小船只数万艘。其中，真正使用的也有数千艘。这“数千艘”是什么概念呢？唐朝杜宝的《大业杂记》有一个详细的清单，包括龙舟1艘、翔螭1艘、浮景舟9艘、漾水彩舟36艘、五楼船52艘、三楼船120艘、二楼船250艘等，总之，加起来一共5191艘。不难看出，隋炀帝的骄奢较其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隋民众生活之苦更是随之达到了临界点，农民起义随之爆发也就没什么意外了。

　　穷兵黩武

　　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穷兵黩武，尤其在高句丽战事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国王元突率靺鞨兵一万余骑寇侵辽西，被营州总管韦世冲击溃。文帝怒，六月发三十万大军伐高句丽。史载：“时餽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史料上记载，当时出兵是粮草不足，途中大军又受到疾疫困扰。可见当时本不利于发兵，文帝是十分仓促发兵的。虽然此次征讨是以高句丽臣服而告终，然而仓促发兵也不难看出隋文帝的好大喜功。

　　征讨是隋文帝时代确定的政策，所以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有了借端。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隋文帝使者。炀帝以高句丽本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皆为所辖的郡县，命使者转告隋文帝国王高元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句丽国土。高句丽王闻报甚为恐惧，一直未前来。结果611年（大业七年），隋炀帝以高句丽本为箕子所封之地，今又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句丽，隋炀帝开始募集军队。募集的军队被集中在涿郡。八年正月，应征士兵全部集中于涿郡，据说共一百一十万人，号称两百万，隋炀帝将其分为左、右十二路大军。初三，第1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40里，经过40天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960里，炀帝的御营最后出发，又连绵80里，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然此次征讨却是大败而归，三十多万陆军只有两千多人幸存；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第二次对高句丽发兵。在隋炀帝亲征之时，杨素之子杨玄感在国内兵变。隋炀帝被迫回国镇压叛乱，第二次东征又是无功而返。在镇压了杨玄感叛乱后，隋炀帝与大业十年（614年）三伐高句丽，虽然隋炀帝冲破了高句丽的第一道防线，但由于高句丽的持续伏击和对隋朝军队供给线的切断，隋炀帝始终不能拿下辽水这道防御线。婴阳王将在杨玄感造反后逃到高句丽的斛斯政遣返给炀帝。炀帝见已挽回两败之辱，遂班师还朝。

　　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战争，连续三次征战使隋数十万人丧生，“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引起隋朝军民对隋炀帝的强烈不满。隋炀帝第一次攻高句丽之前的两年（610年），就爆发隋末民变，但在第三次攻高句丽（614年）失败之后，已无军力镇压隋末民变了。隋对高句丽的连年征战不仅使隋国力锐减，民不聊生，也使隋炀帝丧失民心，不仅农民起义，隋朝将领也相继叛变割据。隋都大兴城在617年11月为晋阳留守李渊所据；隋洛阳城在618年为王世充占据。619年隋朝灭亡。

　　综上所述，隋朝速亡，在隋文帝时期已经埋下隐患。炀帝只不过是继承了其父的政策，只是炀帝比其父在这条弯路上走得更远。“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即隋文帝)，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