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将文学翻译中的接受理论与语料库语篇翻译研究相结合，基于量化研究和质性解释的科学方法，试图构建基于语篇层面的“翻译接受”理论，对跨语言系统的语篇翻译提供更加全面的解释和说明。翻译接受研究是涉及原语语篇—译者、译者—翻译语篇、译者—目的语读者的多元互动研究。翻译接受研究本身涉及语篇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翻译学、功能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对翻译行为和过程的描述和研究，是对跨学科研究的联动和触发，对揭示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语篇翻译；接受理论；语料库方法

　　Abstract：This study combines reception theor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corpus discourse translation research，based on a scientific approach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interpretation，trying to construct a“translationreception”theory with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discourse translation across linguisticsystems．Translation reception research is a multiple interactive study involving the source text－translator，translator－translation discourse，and translator－destination language readers．The translation reception research itself involves various fields such as discourse linguistics，cognitive linguistics，translation，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so on．The de⁃scription and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behavior and process is the linkage and trigger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andhas certain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vealing the cognitive laws behind language facts．

　　Key words：text translation；Reception theory；corpus methodology

　　一、理论背景

　　“接受理论”由德国文学史专家、文学美学家Hans R．Jauss和Iser提出，该理论以现象学和阐释学原理为依据，强调了读者和文本在整个文本接受活动中具有同等重要地位。[1]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接受理论开始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翻译研究者开始将注意力从翻译文本和跨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转移到译者和读者对翻译文本的接受关系上来。读者在翻译文本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读者对翻译文本的接受对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的影响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因此，翻译接受研究是涉及源语语篇—译者、译者—翻译语篇、译者—目的语读者的多元互动研究。

　　首先，接受理论滥觞于文学翻译研究，由以多译本的比较研究居多。具体原因为：一是多译本研究有利于发现译者背景和读者态度对翻译作品的迁移。二是多译本语料库规模不大，文体单一，比较容易形成可推导的结论。但这个研究的局限性明显，既没有经过大规模语料库的验证，也不能对翻译过程的认知调查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论。

　　其次，翻译接受研究是连接源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译者和读者多重互动关系的复杂理论，但囿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性无法直接进行科学检测，因此目的语读者、翻译的可接受度和特定翻译策略研究在现有的书面翻译语篇中可借鉴的研究结论较少。

　　再次，从语料库翻译微观层面来说，现有的翻译语料库实证研究相对丰满，胡开宝、秦洪武、王克非等国内的翻译研究学者在翻译教学、语料库建设和翻译语言特征等方面研究成果较为饱满，为翻译接受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撑，Haidee Kruger，Sara Havelson和Juliane House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使得认知、翻译和语料库融合研究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翻译接受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是对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理论研究的爬梳和重构。[2][3]二、“翻译接受”在语料库翻译中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接受研究

　　国外从认知层面考察翻译接受所占比例较大。最具代表性的有6篇文章，2014年和2015年各2篇，2013年与2016年各1篇。欧美学者在此领域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希腊雅典大学的Maria Sidiropoulou，她的主要研究是就翻译概念化、翻译显化等翻译认知概念或现象展开综合研究。且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国学者互引频率较高，合作非常密切。发文较多的是美国本特利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Sidiropoulou＆Tsapaki(2014)从外语教学实践研究出发，以英语和希腊语新闻为语料，通过探讨隐喻的概念化问题，提出从跨文化交际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视角来研究外语学习者的习得路径。[4]Jiménez－Crespo(2015)借助三角测量模型(Triangulation Model)考察了常规性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与选择性翻译过程(mental translation)体现在语言层面的显化现象及其认知基础。[5]House(2013)提出将微观(语言层面)与宏观认知方法(社会文化层面)结合起来对翻译进行考察。Juliane House认为翻译研究中区分显化及隐化翻译不同认知加工过程是功能语言学与认知模型与文本分析、翻译及翻译评价相结合的跨领域研究。[3]Kruger(2016)通过三角文本分析法、眼动、键盘记录及出声思维法对比分析了归化与异化策略对译者与读者的认知成本。[6]

　　(二)国内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接受研究

　　本研究统计了近5年15本外语类核心期刊中以语料库、翻译和认知为关键词的论文，其中20篇文章涉及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接受研究，研究成果集中在近几年，尤以2017年居多，说明该领域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但发表的论文主要以引介为主。国内的外语研究机构在此领域发力较早的有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发文较多且影响较大的研究者主要有上海的胡开宝等。前期的主要成果多为综述、翻译过程、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教学。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胡开宝、李晓倩(2016)论述了语料库翻译学与翻译认知研究的关系，并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展开量化研究。[7]侯林平、何元建(2017)认为翻译过程研究是认知、心理和语言思维密切互动过程，翻译学开展跨学科研究势在必行。提出验证Andrew Chesterman的翻译过程模式是否适合描写和解释翻译全过程。语言组合、译者经验、翻译方向、方法工具的选择都会成为影响适应性的弹性因素。[8]王华树、李德凤(2018)还指出应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开展研究，语料库翻译在运用实证—实验方法研究翻译认知过程的同时，还应充分了解翻译过程中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翻译方法取舍以及翻译作品传播和接受的都是翻译过程隐含的影响因素。[9]文珊(2014)认为，智能全媒体认知体系视域下的翻译教学应以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为背景，探究依托媒体模态优化的学习者认知规律，深化翻译学习情境在翻译教学设计中作用。[10]

　　三、“翻译接受”理论在语料库翻译中的研究价值

　　第一，在充分梳理和回顾国内外语料库翻译学发展现状和趋势、语料库翻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和译者风格、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发展特点和局限性之后，确定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过程研究不能局限在翻译文本或语言系统内部进行研究，源文—译者—翻译语篇—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研究也不能割裂在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两个研究领域，在理顺认知、翻译和语料库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后，通过建立翻译接受理论范式来解决翻译语篇层面组篇和连贯的问题，方便交叉学科的学者通过该理论梳理认知、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密切关系，提高翻译语料库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效率。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要依赖中国文化的传播，而“讲好中国故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传播有赖于外国读者对中国翻译语篇的接受，现有翻译理论对语言和文本的研究不能解决翻译作品受众对跨文化作品接受度低的问题。翻译接受理据研究是关于源语篇、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互动研究，是在数据库量化基础之上对翻译过程中译者隐藏的翻译策略、语义加工以及更广范围的语篇互动特征的推导式理论研究。其目的是在英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阅读、写作和翻译教学等领域提供更加朴实、通用的指导原则，并为翻译汉语语篇、语用等本体研究做出贡献。

　　四、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接受”理论框架建构

　　第一，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语篇研究、语料库翻译学与翻译认知研究和互动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概括，力求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呈现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社会语言文化现象。翻译文本是对具有独特属性的目的语文化事实的再陈述，不仅受制于目的语文化系统，而且也对目的语文化产生影响。因此，对翻译语篇的研究有赖于语言学理论、文化理论和翻译理论。构建适合翻译接受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推进研究的关键。

　　第二，可以构建适合翻译语篇的翻译接受理论框架。“互动”这个概念是文章开展研究的轴，从作者—读者(译者—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天然互动关系到功能视角下的翻译语篇对话本质，从语用学视角下潜在目的语读者可接受度的考虑社会认知语用学对翻译这一交际行为的分析，都揭示了不能把翻译语篇层面的语言形式与源语言差异当作单纯的对比研究。例如，衔接手段是承载多重功能的语篇意义载体，是能够反映作者意图的显性语言形式，衔接手段的差异往往隐含着语境和认知方面的差异。由此，本研究立足语言哲学视角，论述翻译转换行为的天然主体间性，从理据的角度诠释翻译转换行为是研究翻译语篇隐含语言问题的内在动因(连淑能，2010)。[11]此外，基于翻译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中的翻译语篇研究成果，提出翻译接受理论研究是以翻译语篇为研究单位在认知、语境和语料库翻译领域的交叉互动研究，翻译接受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翻译接受理论是以主动解决作者(译者)的洞见能力、其对主体间性的参与能力，以及在互动翻译手段选择的创造性能力等的认知研究。②翻译接受理论研究依赖语料库手段实现翻译语篇中有关互动本质的调查研究。③基于语料库的量化和定性分析是实现翻译接受研究的两个常用手段。

　　第三，可以基于语料库方法对翻译接受研究流程进行印证研究。例如，对翻译汉语语篇的研究显示，译者不仅对语篇衔接要素进行了省略，还主动插入了指示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本研究把这种发现作为翻译接受理论研究的证据：①英汉平行语篇中显示出来的频次变化，体现了不同语言系统在相同语篇语境下衔接使用的偏好和趋势。②语篇参与者(译者)作为连接英汉不同语言系统的唯一跨文化专家，英汉平行语篇中显示出来的频次变化与译者的主动选择密切相关。

　　第四，用于翻译接受理论研究的相关语料库量化研究。依据语料库分析软件Paraconc，Wordsmith Tools，AntConc等对平行语料库、历时翻译语料库、类比语料库的统计分析，对能够体现互动本质的衔接手段：指示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的频次统计和一致性(concordance)问题展开调查和研究。

　　因此，文章以平行文本和汉语参照语料库作为研究界面，是基于数据库对翻译接受中隐含的多元互动关系的认知发现研究，致力于翻译语篇层面的连贯生成机制和语用规律的解释。基于语料库方法展开的推导式理论研究，本研究通过梳理功能语言学、翻译学、文体学、语料库翻译学中有关语言、认知和翻译关系的研究成果，明确源语篇—译者—翻译语篇—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是不能割裂的多元互动关系，且这种关系不是单向度的，翻译接受研究以翻译转换行为作为观察对象，把源语篇、译者、翻译语篇和目的语读者统一在一个研究范式之下，并进行近距离的细致考察，借助语料库大数据对翻译语篇中涉及语篇连贯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和统计，用以证明和解释“译者”这一认知主体在哪类书面语篇表达形式转换过程决定了源语篇和翻译语篇的不匹配和在哪些翻译认知研究层面上可以进行预测和规范。

　　五、结语

　　通过规模型的语料库建设，在形式描述上对英汉语篇衔接的模式进行量化分析，同时依据计算机辅助语料库处理软件Paraconc对研究统计数据进行定性研究，以支持我们的理论假设和理论模式。翻译转换行为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新热点，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语言形式和意义的转换，也成为对比研究的有力土壤。翻译行为本身涉及语篇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各个领域，对翻译行为和过程的描述和研究，是对跨学科研究的联动和触发，对揭示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翻译接受理论研究力求厘清翻译接受理论与翻译语料库研究的关系，探索完善现有翻译语料库理论，为克服计算机语料库分析的弊端提供理论指导。语料库语言学被广泛应用于研究语篇及上下文特征，但是把语料库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接受研究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本研究试图建立翻译接受理论研究范式：立足翻译转换行为，把其隐含的多元互动关系当作本研究的轴，通过“互动”这个概念串联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翻译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范式把相对孤立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研究统一到一个研究范式当中，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加清晰立体地把握未来翻译语料库研究的发展方向。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对英语、汉语本体有所贡献，同时对提高机器翻译的准确度、语言教学实践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Jauss H R．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esota Pres，1989．

　　[2]Kruger H．Postcolonial Polysystems：Th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Transl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South Afric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2016，28(3)：468－473．

　　[3]House J．Politeness and Translation[C]．Leo Hickey(ed．)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8：54－71．

　　[4]Sidiropoulou M，Tsapaki E．Conceptualis⁃ations across English－Greek Parallel Press data：A foreingn Language Perspective[J]．Interpreter＆Translator Trainer，2014，8(1)：32－51．

　　[5]Jiménez－Crespo M A．Testing explicitation intranslation：Triangulating corpus and experimentalstudies[J]．Across Languages＆Cultures，2015，16(3)：257－283．

　　[6]Kruger H．Fluency／resistancy and domestica⁃tion／foreignisation：A cognitive perspective[J]．Targe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2016，28(1)：4－41．

　　[7]胡开宝，李晓倩．语料库翻译学与翻译认知研究：共性与融合[J]．山东社会科学，2016(10)：39－44．

　　[8]侯林平，何元建．翻译过程研究的认知模式与社会模式—《描写翻译认知过程：行为与事件》评介[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40(5)：61－70．

　　[9]王华树，李德凤，李丽青．翻译专业硕士(MTI)翻译技术教学研究：问题与对策[J]．外语电化教学，2018(3)：76－82，94．

　　[10]文珊．智能全媒体认知体系视阈下的翻译教学设计[J]．外语电化教学，2014(6)：25－29＋39．

　　[11]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