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翻译学要求译者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研究，在典籍英译中巧妙传达出原文的内涵。《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内涵丰富、用法灵活，对其理解和翻译见仁见智。文章将从生态翻译学入手，以《论语》的三个典型英译本为例，从“三维”转换的三个维度，分析《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选择。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多维转换适应;英译古文;《论语》

　　Abstract:According to Eco－translatology，translators should conduct a holistic study of transl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language，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o as to conve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T skillfully．Since the cultural loaded words in Confucian Analects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flexible in usage，different translato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ranslation．Based on Eco－translatology，the paper will take three typical English versions of Confucian Analects as examples and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e loaded words in Confucian Analec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Key words:Eco－translatology;multi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adaptation;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Confucian Analects

　　一、引言

　　孔子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儒学的主要代表人和发起人，对我国悠久的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其思想在儒学经典《论语》中得到总结和升华，终成一代旷世名作。自16世纪末起，就有学者将《论语》译为英语引入西方国家，自此开启了《论语》的英译路程，出现了部分广为流传的英译本。文章以生态翻译学作为切入点，对比研究《论语》的三个代表性译本——理雅各译本，辜鸿铭译本和刘殿爵译本，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分析《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选择，借此对类似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生态翻译学基本理论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依据，进而从翻译的视角进行重新解读的系统翻译理论。[1]

　　胡庚申教授将翻译过程本身作为一个生态环境单元，认为译者应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角度对翻译中的各个维度进行“适应”和“选择”。[2]胡庚申教授还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进行单方面的转换难以实现原文的功能，由此提出了“三维”转换的翻译策略。[3]

　　在翻译这个生态环境中，语言、文化和交际各自占据一角，相对平衡，互相作用，三者缺一不可。[4]从语言维度的角度来看，不同语言的特点有所不同，每种语言系统的倾向自然也与其他语言之间存在差异[5]。例如，中文是意合语言，倾向重章叠句，而英文是形合语言，风格更加简洁。因此，在中译英的过程中就要注重添加衔接词理清句子关系，简化繁复冗长的句子，适应英文的特点。而从文化维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文化发展历程和历史渊源都有所不同，更加不能一概而论。例如，“龙”这个文化意象在中西文化中代表的含义完全不同:在中国文化中，龙是权力、地位的象征，也预示着吉利祥瑞;而在西方文化中，龙代表着神秘和力量，甚至有些时候还有邪恶的潜在含义。[6]因此，翻译这些涉及文化意象的词语时，译者应该加以解释、补充文化背景以助读者理解，或采用意译的方式，达到相应的文化维效果。从交际维度的角度来看，文本的最终功能是交际，用于不同的交际用途的文本自然应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文章将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比分析《论语》不同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达到的效果。

　　三、《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论语》研究领域中较为权威的书籍，其中记载《论语》全书总字数达1．2万。[7]书中109次使用“仁”的概念，是《论语》中重复率最高的文化负载词，此外，书中还使用了“君子”“礼”等中国古代文化词汇，各出现108次和75次。[8]由此可见，这些基本概念在全书各个章节中均有出现，重复率高，内涵丰富。下面将对比研究所选三个译本在以上三个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对“三维”转换翻译策略的应用。

　　(一)“仁”的翻译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概念是整本《论语》的核心和精髓。孔子认为“仁”代表着最高的道德境界，第一个提出了以“仁”为核心，包含孝、悌、忠、恕等诸多内容的伦理思想结构。

　　例1: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理译:When those who are in high stationsperform well all their duties to their relations，the peo-ple are aroused to virtue．[9]

　　辜译:When the gentlemen of a country are atta-ched to the members of their own family，the peoplewill improve in their moral character．[10]

　　刘译:When the gentleman feels profound affection for his parents，the common people will be stirred to benevolence．

　　从上例可以看出，“仁”字的内涵丰富，难以在英文中找到一个相应的对等词。各位译者对其译法也有所不同:理雅各的译法是“virtue”，辜鸿铭将其译作“moral”，而刘殿爵则使用了“benevolence”一词，除此之外，还有“humanity”“good”等多种不同的译法。[11]

　　理雅各译本中虽然对“仁”的翻译并不是单一的，但他将大部分的“仁”和“德”都译为“virtue”。这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将“仁”和“德”两个概念视作等同，对“仁”的内涵理解不够透彻，存在片面化的问题。不仅如此，理雅各用一个相同的词汇翻译两个不同的抽象概念，难以达到理想的交际维效果。

　　辜鸿铭译本的译法是以“moral”为中心的词语，不论怎样变换其词性和修饰的中心词，基本含义都体现在“moral”这个词中。“moral”的含义是“道德”，辜鸿铭坚持这种译法并进行统一，体现了他对道德的重视。但与此同时，由于英文中“moral”一词的词语范围较为宽泛，这样翻译无形中扩大了“仁”的内涵，并使其与“法律”概念形成了潜在的对应。辜鸿铭的统一译法易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也让他们对特有的核心概念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可见，辜鸿铭的选词虽然在语言维上略有欠缺，但在文化维和交际维上的效果得到了实现。

　　刘殿爵将“仁”译为“benevolence”，意为an act intending or showing kindness and good will，与“仁”的意思相近，但刘殿爵也并没有刻意统一译名。“benevolence”强调利他，暗指地位上的悬殊，更倾向于当权者的仁爱。“仁”本义专指统治者对臣民的仁慈之心，后引申出孝、悌等内涵。刘殿爵此处“仁”的翻译是顾及中西文化的差异，但并不能涵盖“仁”在不断发展中引申出的全部内容。由此可见，刘殿爵的选词在文化维上达到了理想效果，但在语言维和交际维上有所不足。

　　(二)“礼”的翻译

　　据《论语译注》所载，全文共出现“礼”字75次，内涵丰富，在论语的文化概念词中极具代表性。中国古代的“礼”有三层含义———礼义、礼制和礼俗。

　　例2: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理译:Respectfulness，without the rules of pro-priety，becomes laborious bustle．

　　辜译:Earnestness without judgement becomes pedantry．

　　刘译:Unless a man has the spirit of the rites，in being respectful he will wear himself out．

　　在中国，最早的“礼”是指敬拜程序的规定和用来盛放供品的器物等。在中国古籍的记载中，《论语》中出现的“礼”不外乎三种含义。

　　1．礼义: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

　　2．礼制:具体的礼乐制度，包含忠、孝、信、义等准则，用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贵贱长幼。(《论语·颜渊》中提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3．礼俗:社会习惯和风俗。(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2]

　　上例中的“礼”意为礼义，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准则，而在这种抽象的道德准则的指导下，人们能够做到恭而不劳、慎而不葸、勇而不乱、直而不绞。就“礼”的翻译，三位译者都给出了不同的译法。

　　理雅各以原文作为主要参照对象，将“礼”直译为propriety，意思是行为规范、礼节。所以理雅各站在他的角度是为了便于西方传教士接受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使用了统一而又相对合适的译法来翻译“礼”这个词。理雅各的翻译选择保证语义准确，更重视语言维上的功能，同时也兼顾了文化维和交际维上的功能，是比较成功的译法。

　　辜鸿铭将其译为judgement，虽然也基本实现了交际维的功能，但就语言维来说，该词缺少中国文化中“礼”的内涵。“判断”更倾向于人自身的判断，判断的依据是自己的思想。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礼”事实上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约束准则。然而，“礼”的内涵复杂多变，难以直接译出，所以辜鸿铭在这里使用“judgement”替代也是为了便于译语读者的理解，传播中国思想和文化，从而达到文化维上的理想效果。

　　刘殿爵译本中将其译为“the spirit of the rites”，rite的意思是宗教等的仪式、典礼。该词更倾向于等级性和仪式性的礼制，与原文的语义———礼义有所不同，在语言维上有所欠缺，但其在文中深刻地表现出了中国文化中“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内在含义，因此，在交际维和文化维上，这种译法是成功的。

　　(三)“君子”的翻译

　　在《论语》中，“君子”一词是为数不多的古今意义有所不同的文化负载词，其出现次数108次，仅次于“仁”。《论语》主要著于春秋战国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君子的含义颇为复杂，是地位、品格和素质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原文中强调点各有不同的情况下也衍生出众多“君子”的英译版本。

　　例3: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理译:The superior man has nine things which are subjects with him of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辜译:There are nine objects which a wise man aims at．In the use of his eyes，his object is to see clearly．

　　刘译:There are nine things the gentleman turnshis thought to．

　　理雅各对“君子”的译法根据具体句义各有不同。例如，他采用“a man of complete virtue”来翻译“不亦君子乎”中的“君子”，关注君子的素质与德行;而在“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中，他将“君子”译作“those who are in high stations”，并加做注释，解释该句中君子的不同用法和强调重点:相比较道德，更多地强调的是地位。[13]上例中，理雅各将“君子”译作“the superior man”，强调的也是君子的地位之高。这种译法在语言维上与原文表达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交际维和文化维上基本达到了相应的效果。

　　同样是“君子”一词的翻译，辜鸿铭采取了另外一种译法，将其译为“wise man”。与之相对应的，“小人”的翻译是“fool”。辜鸿铭采取的译法相对统一，从交际维的角度方便了读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君子”的含义绝不止于智力概念，用“聪明的人”来翻译无疑简化了其文化内涵，甚至在有些场合下原文并不强调君子的智力出众，而是更加注重社会地位或道德品行等方面，这样的翻译甚至会扭曲原文的本义。因此，在语言维上，辜鸿铭没能达到源语和目的语的对等。但事实上，在西方启蒙运动中兴起的反对愚昧主义，以及工业革命倡导的对现代科学和智慧的追求的影响下，这种译法更利于西方人的理解和接受，也更符合他们的思维习惯，在交际维上便于西方读者接受书中的一些观点，而在文化维上也能够更加广泛地传播中国文化，实现了文化维的转换。

　　刘殿爵将“君子”译为gentleman，意为彬彬有礼、有教养的人。由此可见，这个词的含义和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君子”是十分相近的，所以在语言维上，刘殿爵的选词是比较准确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将原文中所有的“君子”统一译为“gentleman”，都合适且准确呢。因此，个人认为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不恰当的。例如，例1中提到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中，孔子想要传达的是上行下效，要求上位者以身作则，因此强调君子的地位重于修养，这样翻译难以传达出作者原本的意图。但“君子”这个词是《论语》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词汇，这样统一译法，使得西方读者能够对《论语》中的文化词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更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文化维和交际维上实现了兼顾和平衡，也不失为一种折中的办法。

　　四、结语

　　文章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以《论语》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其翻译过程中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应用及其不同的翻译效果。不同的译者所处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由此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倾向和文本理解，并各自根据自身的理解对文本进行适应性的翻译和选择性的再创造。因此，他们的译本各有不同，风格各异，但同样具有深入研究和探索的价值。由此可见，只有综合平衡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相互作用，努力克服中国古代典籍的不可译性，译者才能开辟新的翻译角度，在传播中华文化的事业中达到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29(6):11－15．

　　[6]杨平．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论语》英译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7]王勇．20年来的《论语》英译研究[J]．求索，2006(5):178－181．

　　[8]杨伯俊．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理雅各．论语[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10]辜鸿铭．论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11]黄怀信．《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J]．齐鲁学刊，2007(1):5－7．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3]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