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丁·艾米斯是当代英国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时间箭》是其首部入围布克奖的小说。这部作品由于大胆的主题和新颖的叙事技巧，自问世以来便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时间箭》的研究大多以叙事技巧为切入点展开。本文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为框架，讨论主人公的暗恐症状、产生缘由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分析小说主人公托德暗恐心理的生成机制及其背后的伦理意义，为《时间箭》对大屠杀的解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马丁·艾米斯；《时间箭》；暗恐理论

　　马丁·艾米斯与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是当代英国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其作品《时间箭》以主人公起死回生的“倒叙”经历，反转了时间矢量的单向线性，在因果倒置的叙事中，将德国纳粹分子在奥斯维辛的毁灭和屠杀改写为创造和新生。小说主人公因亲身参与大屠杀而产生暗恐心理，在叙述者和主人公人格分裂的二元对立中，间接揭露了大屠杀背景下纳粹分子犯下的骇人暴行。这种心理又称为“压抑的复现”，是一种源自久远过往、难以名状的恐惧。在小说中，主人公常受到相似的噩梦侵袭，精神异化、灵肉分离，这种诡异恐怖的精神危机均是暗恐的典型表现，它们共同指向暗恐的生成逻辑——大屠杀在主人公内心埋下的心理创伤。本文试图借助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分析暗恐在主人公身上的具体体现，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并揭示作者进行暗恐书写的创作动机。

　　1压抑的复现

　　1919年，弗洛伊德在《暗恐》一文中指出，“暗恐/非家幻觉”也可表述为“压抑的复现”，这是一种惊恐心理，就是把人带回到很久以前熟知和熟悉的事情的惊恐感觉（王素英，2014）。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此类恐惧往往源于某种早已熟识乃至司空见惯的事物，强调久远的过往事件与当下心理产生链接并造成潜在影响，这种链接是无意识的，不受主体控制。小说主人公托德的梦境初现于美国医院场景之中，当他由死复活时梦到“身穿白长袍（医生用的那种工作服）和脚蹬黑皮靴”（艾米斯，2023）的男性角色，此时身处医院的他将这一形象合理化为身边的医生。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不断抛出诸多暗示，类似梦境中“白大褂黑靴子”的形象频繁出现，“身穿白外袍、脚蹬黑皮靴的人物，伴随他而来的总是狂暴风雪，犹如一大群人类的灵魂”（艾米斯，2023）。在狂风暴雪中，与一大群人类的灵魂同行，让人自然联想到嗜血、杀人如麻的魔鬼，这是重复和暗示相结合带来的诡异恐怖感，萦绕的梦境也在不断反复中演化为噩梦，以至于托德每次在陷入梦境时都变得痛苦不堪。但梦境从何而来？恐怖拥挤的房子、指甲在火焰中燃烧的声音和气味，这些都潜藏在托德的意识中，以梦境的形式不断重演，暗示了托德曾亲身经历过的暴行，也与后文创伤记忆的揭示形成互文。

　　除此之外，婴孩普遍被认为是弱小、无抵抗力的，但在托德的梦中婴孩却拥有炸弹般的强大威力（艾米斯，2023），鲜红血腥的场面让约翰亲手堕掉的无辜婴儿拥有了强大到主宰约翰精神世界的能力。故事中的白长袍、黑皮靴、房屋、指甲、婴儿等意象，皆源于某些灾难与毁灭性情境，在主人公亲历之后，这些元素不断以潜藏的恐惧形式回现，最终逐渐主宰其精神世界。托德想要压抑无法愈合的创伤，但这种巨大创伤早已在他心中形成心理历史，对创伤的压抑并未让创伤得以淡忘。这种持续的被压抑是无意识的，仅仅将其暂时压制在自己的潜意识层面，但记忆却成为压抑复现的暗恐。托德一方面改名换姓、远走他乡，另一方面又不可控制地不断重复创伤性场景，忘却状态下的记忆在特定条件下仍会被唤醒，以不自觉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浮现。过去与现在、想象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暗恐出现之时崩塌瓦解，心理空间、时间产生紊乱，托德从未超越自己的创伤。因此，梦境不断重演，反复诉说着主人公的悲惨和恐惧。在这个存放恐惧的银行里，托德是最大的存款客户（艾米斯，2023）。

　　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为攫取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类似于齐泽克所分析的“享乐小偷”幻想机制，以此阐释并转移其自身的存在困境。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早已渗透进纳粹的权力与服从结构之中。在“为善必须残酷”的政治外衣下，一种迷人心智的服从力量被调动起来，使得大屠杀在现代文明社会以更为真实、隐蔽的维度展开。托德内心的创伤与暗恐，正如卡鲁思所指出的，创伤会在幸存者毫不知情或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完整、准确且连续不断地重2015）。读者在故事的“倒叙”中猜测到主人公托德因曾参与过纳粹的大屠杀而产生的心灵创伤。《时间箭》的“倒叙”手法最终揭露了这一切的真相，既展现了大屠杀创伤对主人公无边的纠缠与折磨，也真实再现了大屠杀的参与者逐渐被纳粹意识形态同化的过程，凸显了在以“理性”为旗号的野蛮行径中意识形态的关键性反转作用。

　　2复影

　　弗洛伊德提出，暗恐的两大特点是复影与重复。他认为，互为复影的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心灵感应”，两者能够共同拥有知识、情感和经历，进而产生身份认同，自我便由此混乱，或者异质的自我将会代替真正的自我。复影的内涵从最初强调两个个体之间的外在相似，逐渐转向强调主体内部的自我分裂。里夫顿将其解释为自我分裂成独自运行的两部分（王卉，2015）。在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中，作者也基于复影的策略将主人公与叙事者分离。那喀索斯爱上了自己的倒影，爱上自己的灵魂。这种拉康式的镜像表明，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是同一个人；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频繁使用“我们”一词，以凸显叙述者和主人公的一体两面。“我们”由人格分裂产生，叙述者始终是主人公的心理复影。

　　复影的概念围绕自我而存在，同时也是独立于自我的异质部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认为，自我并非先验而固定的思想实体，而是在语言结构、社会象征秩序、历史发展等各种力量的压抑和支配下不断变化的。自我之中存在着他者、陌生的因素，也包含着异域和异质的成分，从而“我们”成了自己的外人或陌生人（童明，2011）。主体的二元性使得叙述者既可以以独立的复影身份讲述故事，也对被叙复出现，形成所谓的创伤性神经症（王卉，述者的情感、梦境了如指掌，却仍存在其无法涉足的领域——主人公的思想领域。即使叙述者寓居在主人公的身体之中，却依旧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存在的隔膜。故事开篇，主人公在美国医院起死回生，随着故事发展，叙述者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寓居的这个身体并不听从他的意志（艾米斯，2023）。“我”寓居在托德体内，在时光倒退中旁观他的一生，无力插手也无法干涉。因此，小说中的叙述者成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他者。

　　《时间箭》中展现出主人公主体内部存在作为叙述者的他者，主体却不自知和无视他者的存在，主人公的自我和叙述者的他者相分裂，这导致他们之间存在各种分歧，无法实现主体的统一和创伤的愈合。例如，主人公走到大街上抢走小孩手中的玩具，到商店换成现金，叙述者对此斥之为恬不知耻；叙述者也一再反对主人公混乱的两性关系，但主体始终置若罔闻。当复影脱离主体并自主活动时，便会对主体的自我认同造成深刻的动摇与疏离。若复影持续在观点和认知上与主体发生分歧，便逐渐形成一种反观、审视甚至批判自我的能力。这一机制常被视为良知形成的心理基础。叙述者的声音代表了主人公的良知，但这种微弱的声音并不能引发主人公内心缺乏的善良。创伤使得主人公排斥、抵触这种声音，而这种排斥必然导致主体与叙述者移情的中断，自我与他者持续分裂，无法达成统一和调和。主人公由此始终维持着冷漠、残缺的生存状态，创伤也无从愈合。直至小说结尾，“我们”才逐渐走向合一；小说的结尾洋溢着主人公对纯真自我回归的欣喜，这种身心的回归也呈现出主人公在忏悔过程中寻回自我灵魂与良知的过程。

　　3暗恐背后的创作动机

　　无论是压抑复现的噩梦，还是主体与复影的二元对立，作者通过放大暗恐的一系列表征，将正在经历的现实与存留在记忆中的往昔不断交织，使两个时空并置呈现；在幻想与现实模糊的界限中，营造出小说阴冷恐怖的整体氛围。当越来越多的疑问指向主人公所受的创伤，时间的逆向运行使故事的真相浮出水面。这种时间形态打破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认知的矢量、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念，也与只是偶尔打乱情节的传统倒叙相区别。西摩·查特曼将其称为“二律背反时间”（李亚飞，2025），整个叙事连续性地向反方向运动，不仅是时序上的相反，所叙事件的发展与接受者的认知预期也形成强烈反差。小说中奥斯维辛的杀戮被扭转为利用气体、火焰创造人类的圣地，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悖。与小说中主人公灵魂的迷失不同的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状态，能够时刻以怀疑、警惕的态度不断调转时间方向，复原故事发生的真实逻辑。这种不可靠叙述一方面构成了典型的陌生化叙事策略，所谓为新世界与新秩序诞生而进行的拯救与创造，不过是语义包装下的杀戮，由此制造强烈的震惊效果；另一方面，非自然叙事也对暗恐原因的揭露起到“延宕”作用。读者在透过时间的迷雾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既对大屠杀感到惊恐，也得以思考大屠杀创伤的持久性。大屠杀的创伤不仅作用于受害者，也令人意外地作用于施暴者，他们人格中的“奥斯维辛自我”和“非奥斯维辛自我”在交替主宰主体的意志，各司其职。而当大屠杀结束后，施暴者想要重新开始战后的人生，却总是受困于过去的暴行。从创伤的持久性来看，施暴者也缺乏免受创伤的心理免疫，在这场心理浩劫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弗洛伊德看来，个人病症的本源，往往在于文明和个人的冲突所造成的压抑。通过个人的负面情绪将过去和现在相连，这种个人的、私密的经验也指向历史和文化的危机和冲突，因而心理分析的方法具有历史价值，也成为一种理解历史的方法（童明，2011）。小说主人公托德因大屠杀的创伤而陷入人格分裂，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复影具有象征意义。克里斯蒂娃在《我们自身的外人》一书中以西方历史为例指出，“我们”常常从民族、国家、地域、宗教、种族、意识形态等所谓纯一化社会观出发，将“非我”视为他人、外人和陌生人。“我们”在将其视为外部客观的同时，无意识中将自己的排外倾向视为理所当然。在她看来，这种对“异域”的好奇兼拒绝情绪，实际上是“我们”心里暗恐的复现。个人或群体越是以为自己的文化优越和纯粹，就越是会受到强烈的压抑和焦虑所控制而不自觉（童明，2011）。在德国纳粹分子清洗排除犹太异己的行为中，即使两者的文化构成非常相似，纳粹分子也已无意识地将犹太视为他者，这种压抑的复现将纳粹的自我与犹太的他者进行彻底剥离，通过迫害他者的方式来确保和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在《论逃亡》中，列维纳斯提出“逃亡存在”这一概念，其所指向的逃离，源于对自我同一性及自我坚持中所含的封闭与荒诞的抗拒。这一冲动以他者为方向，并向他者开放，从而寻求从受限自我中的解放。《时间箭》中的主人公正是在这种对逃离的抗拒中，无法向他者靠近以消弭自身的分裂。以列维纳斯的理论审视法西斯主义可见，纳粹以对逃离存在的控制和阻挠来限制自我，将犹太视为卑劣和异己，从而暴露其专断、残暴和野蛮，在剥夺犹太受害者人性的同时也丧失自己的人性。当纳粹借理性之名、行极端之实，以系统化方式推进非人计划时，所谓文明与野蛮的边界已在内部被彻底打破。正如马丁·艾米斯在后记中写道，这本书又名《罪行的本质》，这种罪行之所以独特，不在于它的残忍，也不在于它的懦弱，而是在于它的形式——它既复古又摩登，同时包含了原始的卑劣性与现代的“逻辑”（艾米斯，2023）。

　　4结语

　　《时间箭》的主人公作为大屠杀参与者，不断产生对创伤经历的压抑复现，同时作为施暴者的他拒绝逃离存在并对他者产生排斥抵触，从而无法调和自我与他者的分裂，陷入精神危机。借助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读者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在托德身上创伤记忆的不可逃避性。这是大屠杀文学创作的全新角度——施害者书写，展现了大屠杀不仅作用于受害者，同样也对施害者产生心理的持续性折磨。作者无意于为其开脱罪责，却在创作中深刻揭示了纳粹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与现代文明的野蛮本质。小说强调，大屠杀不仅是历史的悲剧，更是人类理性异化的产物；无数人在大屠杀中无辜丧生，与此同时，人文主义中的文明与自由也一同崩塌。

　参考文献

　　[1]艾米斯.时间箭[M].何致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2]李亚飞.叙事时间的“反模仿性”——论布莱恩·理查森的“非自然”时间诗学[J].文艺评论，2025（3）：1-8.

　　[3]童明.暗恐/非家幻觉[J].外国文学，2011（4）：106-116+159.

　　[4]王卉.《时间之箭》中的心理复影策略及其伦理意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5，36（4）：50-57.

　　[5]王素英.“恐惑”理论的发展及当代意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4，35（1）：13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