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为框架，剖析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杰作《杯酒留痕》的叙事艺术与哲学意蕴。小说通过雷、维克、埃米等人物并置的独白声音，在形式上消解传统叙事的独白权威，将记忆建构为一场民主的对话场域。文本中，平等而独立的声音在旅程中持续碰撞与交锋，暴露了生命固有的矛盾与未完成性，使生命意义在对话的张力中动态生成。最终，复调叙事升华为一种深刻的伦理实践，在集体追忆中获得对失落与存在的超越性慰藉。
       [关键词]《杯酒留痕》；复调叙事；未完成对话；他者伦理

　　1研究背景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于1996年凭借《杯酒留痕》（Last Orders）斩获布克奖，该作品也被视为英语文学中的现代经典之作。《杯酒留痕》以冷静、克制又饱含深情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群普通人为逝去的朋友送葬至海边的故事。但是这部作品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简洁、感人的故事情节，更在于它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进行了自觉而出色的运用。

　　自20世纪20年代起，巴赫金一直致力于从话语的多声性、对话性视角探讨话语/文本中的作者意志问题，由此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独白式小说的叙述权威，将记忆和真相的解读权利公平地赋予每个个体意识，形成“多重声音”的叙述空间。透过这一思想棱镜，《杯酒留痕》既是有关失去与告别的一种叙述，更揭示了人们如何通过“听”与“说”融合多重声音、创造意蕴、安葬哀伤，成为一种复调诗篇。

　　2消解的独白：个人记忆的独立性

　　苏联文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系统地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以此区别于占据主流的“独白小说”。在复调叙事中，其核心在于作者意识的退场与众多独立意识的并置。更通俗来讲，小说在结构安排上体现出“拼贴”的特征：一是通过表层时间、空间的断裂，使整部小说呈现出空间化、立体化的效果；二是通过每个人物的内心独白独立发生，凸显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人的孤独本质（卢春晖，2017）。巴赫金认为，作者意识不应将主人公变为客体，也不赋予其定型的特征，它并不在自身内部解决主人公的问题，而是将其强化并外化，这种叙事技巧才能被称为复调叙事技巧。

　　斯威夫特在《杯酒留痕》中，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巴赫金所描绘的复调图景。小说的叙事形式本身，就是其主题思想最直接的载体。它摒弃了传统全知叙述者，全书由雷、维克、伦尼、文斯、埃米乃至曼迪等人物的内心独白和有限视角片段拼贴而成。作为作者，斯威夫特严格恪守了复调原则：他拒绝提供一个凌驾于所有人物之上的“正确”视角或最终裁决。小说中的每一个叙述声音，都享有同等的叙事权重和内在的合理性，而不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它们根植于各自独特的生命经验、社会阶层、性格缺陷和情感创伤之中。例如，通过不同人物的声部，已故的杰克的形象呈现出惊人的多维性：在雷的声部中，杰克是二战中生死与共的忠诚战友，是酒馆里可以托付秘密的兄弟；在维克的声部中，杰克是一位体面、稳重的客户，他们的交集围绕着葬礼礼仪展开；在文斯的声部中，杰克是那个压抑、沉默、以肉铺的腥气定义了他整个童年的养父，是他一生反抗和逃离的对象，却又在内心深处渴望获得认可的矛盾存在。小说中杰克的完整形象，必须由读者在所有声音的交叉、重叠，甚至矛盾中自行拼合。

　　在独白叙事中，记忆往往是线性的、清晰的、可被追溯和定论的史实。然而，在这部小说里，记忆被彻底民主化和相对化，“众声喧哗”才是生命的真相。在众声喧哗的复调世界中，每个人物都不是刻板的平面形象，而是呈现出多维性和立体感（朱岩岩等，2012）。二战经历、家庭冲突，以及人物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如雷对埃米隐秘的爱恋），其真相不再是一个埋藏在过去、有待叙述者或作者发掘的单一事实。相反，真相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多种意识的交叉照射下呈现出的多维图景。在这个由多人搭建的意识共同体里，记忆不再是私有的、确定的档案，而是公共的、流动的，并在对话中不断生成的资源。

　　3未完成的对话：生命意义的开放性

　　如果说复调是一种结构状态，那么对话就是驱动这一结构运转并赋予其生机的根本行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在复调叙事中，意识本质上是为对话而存在的，它并非一个封闭或自足的实体，而总是在与他者意识的交锋中不断地界定和重塑自我。《杯酒留痕》的旅途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张力、永未完成的对话场域，它拒绝为生命提供任何简易的定论，而是让意义在持续的言说与倾听中保持永恒的开放性。

　　巴赫金将复调小说里的对话分为大规模对话与小规模对话。大规模对话，即整个作品就是一个对话整体，其中的不同意识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相互碰撞。前往马盖特的奔驰轿车，就是一个被压缩的、移动的大规模对话的绝佳场所。封闭的空间将这些持有不同“真理”的人强迫性地聚在一起，使得潜藏的心理沟壑得以显露。车上最为激烈的话语碰撞，便是伦尼和文斯之间围绕农场的争斗。伦尼是典型的农民阶层，他的意识来源于血缘、地域、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文斯作为试图通过入伍和经商摆脱父辈世界的养子，则充满疏远、憎恶，以及渴望阶层跨越的焦虑感；他对杰克的看法、对过往的回忆、对自己的定位，都体现出独属于他的理解与立场。他们的争论可以说是巴赫金所说的一种“把不同声音结合起来的对立关系”。恰恰就是在激烈的争辩而非温馨的一致下，形成了复调叙事的意义，在这里让所有的在场者及阅读者面对记忆的复杂性，认识到杰克的遗产并非和平的追忆，而是纠结着爱、歉意、怒火与误会的复合体。“对话评论”，即矛盾或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与他人展开对话的场域（托多洛夫，2002）。因此，这场争执无论最后谁获胜、是否解决问题，都让他们的生命叙述得以展现，从而使已逝的人生在矛盾冲突中得以延续。

　　除了人物之间外部的大对话，《杯酒留痕》更为巧妙地表现了巴赫金所指的小对话。

　　动力。巴赫金（1988）认为，存在就意味着进这类对话潜藏于语言本身之中，是人物内心的真实声音与潜在想法，是一种内收性的自我对话。其最常见的类型为“双声语”，指的是在同一句话语中，交织着两个意识、两种声音的互动：在这里，一方是说者的自身声音，另一方是他人的声音。这个他人，可以是对话中的人物、社会风气、道德伦理或某个其他人，而说者会与之辩论、商量或交流。小说中的人物独白，几乎都具有这种微型对话的特征。他们的自我叙述从来不是单纯的内心独白，更像是面向一个缺席的他者进行的讲述、辩护或忏悔。例如，雷的整个叙述可以看作是与已故的杰克以及他深爱的埃米进行的漫长对话。他在回忆中不断为自己辩护，又不断进行自我审判。当他谈起战争经历或与埃米的情感时，语言中同时包含着对事件本身的陈述、事后的懊悔、对杰克可能反应的猜测，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辩解。这是一种“暗辩体”语言，仿佛杰克又重新拥有了可与之交谈的生命，将未完成的对话延续。同样，文斯的独白中充满了对养父杰克的反抗之声，他的每一次自我陈述，无论是关于卖车还是家庭关系，其内核都在激烈地反驳杰克可能对他作出的失败者式评判。而埃米的章节，则像是向沉默的女儿琼和无法沟通的丈夫杰克进行的双重倾诉与告白。

　　无处不在的微型对话揭示出，人物的自我意识是在与他者的持续对话中构建的，这一过程可以“复活”生命，延续未完成的对白。正如巴赫金理论中所指出的：思想不是存在于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如果仅仅停留在片面状态，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其他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杰克虽已逝去，但他作为最重要的他者，其声音依然活跃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参与塑造着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和对自我的定义。

　　在这种开放对话中，“人”是时空体理论的价值中心，生活在时空中的人本身也是时空体，他们具有内在的未完成性，而这种未完成性呼唤着未来的对话与应答（汪旭，2024）。因此，逝者得以以更丰富、更人性的方式“继续存在”，而生者也得以带着被对话重塑过的自我，继续前行。这场对话的终极指向是生命的“未完成性”。复调小说拒绝提供封闭的结局和终极的定论，因为对话在本质上就是未完成的，它指向未来，期待应答。这正是一部复调小说所能奏响的最深邃、最富人性的未完成交响曲。

　　4复调的伦理：他者协商的合法性

　　小说文本中的复调思维并不是对单一叙述风格的追求，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存伦理（巴赫金，1988）。它把小说由一个认识载体转化为一个伦理场域。斯威夫特借助《杯酒留痕》，让读者及作品中的人物参与进来，一同实践一种复调伦理：承认他者的存在、倾听对话，在差异中体验世界和自我之间永恒的分裂之感，在包容多元观点的共同体祭祀活动中获得对独白式理解进行超越的精神救赎。

　　它的道德核心基于对“赐予他人尊严”的解读。真正的思维及生存只能通过与其他意识的碰撞而得以启动，彼此间的首次道德举动并不是说出而是倾听。在《杯酒留痕》中，去往马盖特的行程巧妙地被安排成一种强制性的“倾听集体”，奔驰轿车密闭的空间是一个伦理试验场；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叠加，有助于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立体感，从而强化小说中道德抉择的对立性（王延博，2019）。

　　他者的存在不是物，也不是沉默之中的他者，而是另一个主体，另一个平等的“我”（巴赫金，1988）。轿车里的听觉体验，正是对这种他者主体性的难堪认知。每一个人物在倾听的过程中，都被迫痛苦地承认：杰克身上存在着另一个“我”——一个拥有与自己同等话语权、保持自身一致性的主体。

　　独白思维是非黑即白式地进行判断和整合，寻求一个平滑连贯的故事。而复调思维却重视并保留了那些无法被整合的“噪音”，它认为，矛盾反而更加贴近生命的本真状态。《杯酒留痕》里的人物杰克也没有仅仅成为“好爸爸”“好男人”或“好朋友”的扁平形象，而是在多重声音的照射下成为矛盾的集合体：战场上的战友（雷的观点）、家庭中的冷面家长（埃米和文斯的视角）；他的沉默可被理解成可靠性的象征（维克的视角），也可被解读成冷淡无情（家人的视角）。这样的叙事策略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昭示着生活本就拒绝任何形式的单一解读。最终，复调伦理指向了一种特殊的慰藉方式，这种慰藉的源泉不是谜底揭晓或是矛盾解决的方式，而是对多元真理共存状态的仪式化呈现。这就形成了巴赫金式的“狂欢化”仪式版本——所有等级制、制度和结论都被暂时搁置下来，冲突得以共存。活着的人不必再强迫自己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们能够通过承认并包容这种复杂性，与过去、与自己、与逝者达成和解。

　　《杯酒留痕》的结尾并不是封闭式的，而是敞开式的；不是解开了谜团，而是安顿了谜团。它以复调式叙述完成了一场完整的道德仪式：从必须聆听的强制，走向对矛盾的接纳。它告诉人们：最高的道德关怀也许不是回答，而是保护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最深沉的告别也许不是总结陈词，而是让所有的声音都能够在风中获得瞬间的回响和休憩。这才是复调小说带给我们的超越悲剧本身的更为深刻的抚慰。

　　5结语

　　通过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系统性审视，《杯酒留痕》得以从一部感人至深的悼亡之作，升华为一部探讨叙事、记忆与存在伦理的哲学文本。小说的旅程，是一次精密的复调世界的建构：它从消解独白权威、解放多元声音开始，经历意识之间激烈而未完成的对话，最终抵达一种以接纳矛盾为核心的复调伦理。它不仅为当代小说叙事提供了典范，也为身处碎片化、孤独感加剧的现代社会的我们，提示了一条通过文学性的倾听与讲述，重建联系、理解生命复杂丰饶的可能路径。它是一曲真正的多声部合唱，在众声喧哗中让永恒的沉默得到了最深切的共鸣。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卢春晖.《杯酒留痕》中的拼贴技巧及叙事意义[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7，37（4）：82-88.

　　[3]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M].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汪旭.复调、狂欢与时空体：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人学价值探寻[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4）：78-85.

　　[5]王延博.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杯酒留痕》中的伦理关怀[J].当代外国文学，2019，40（1）：139-146.

　　[6]朱岩岩，丰蕴.众声喧哗中的多样人生——巴赫金复调理论映照下的《樱桃园》[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2）：12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