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代表作《朱丽小姐》自上演后，关于朱丽悲剧的根源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运用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从荒诞世界的异质存在、非自由意志的选择与救赎无望以及主体性建构沦丧于“他人即地狱”这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朱丽在家庭、社会环境及人际关系中所遭遇的困境，展现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以期引发对人类生存状态、自由选择及自我认知的思考，为理解作品内涵与人性挣扎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斯特林堡；《朱丽小姐》；主体性丧失；存在主义；悲剧归因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代表作《朱丽小姐》以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了主人公朱丽复杂而悲怆的命运轨迹。故事开始于伯爵家的厨房，贵族小姐朱丽在仲夏夜与男仆让相遇并一起跳舞，朱丽受情感牵引，在生理本能的驱使下与让产生情感纠葛，两人的关系渐趋失控。面对身份地位的悬殊、未来的迷茫及复杂的情感羁绊，朱丽最终以极端的方式走向悲剧结局。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世界的荒诞性、个体的自由选择以及他人存在对自我的影响，为解读朱丽的结局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这部戏剧中，朱丽原生家庭的畸形环境造就了她叛逆且脆弱的性格，也导致了她的生存困境。同时，在传统性别权力秩序、家庭权力结构及生理需求的交织作用下，她的选择偏离了真正的自由维度，陷入难以解脱的境地。而周围人（包括让、既定社会权力框架的代表及仆人们）的评价与凝视，进一步消解了她的自我主体性，使其在舆论漩涡中逐渐迷失，最终走向毁灭。对朱丽悲剧命运的存在主义分析，有助于深入挖掘作品的哲理内涵，引发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

　　1荒诞世界中的异质存在

　　萨特（2012）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存在先于本质”揭示：个体首先以实存形态置身于世，而后通过自主选择与行动赋予自身本质意义。人类的自由本性使其必须承担选择的重负，这种自由往往伴随存在性焦虑。当个体选择受到社会规范、家庭教养或传统观念的约束时，个体可能陷入与真实自我相疏离的“异质存在”状态，即个体存在形态与内在诉求的分裂。斯特林堡笔下的朱丽小姐，便深陷于这种存在困境之中。

　　家庭教养环境的二元对立构成了这种异质存在的源头：朱丽母亲身为平民阶层，秉持女性自主理念，因此朱丽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家庭教养呈现出对传统女性角色塑造范式的偏离；父亲作为伯爵，则向其灌输鲜明的阶层意识与传统性别观念。双重教养使朱丽的自我认知呈现分裂状态：既向往打破束缚的自由生活，又难以割舍贵族身份所赋予的社会定位，这种内在矛盾成为其存在困境的起点（乔宗玉，2020）。

　　朱丽的母亲不认同传统语境中女性被赋予的家庭角色定位，通过对家庭资源与权力的掌控，实践着自己的理念，并将这种理念渗透到对女儿的教养中，让她学习那些在当时通常被视为男性专属的技能，以此展现两性在能力层面上的平等；同时引导朱丽以审慎态度与异性交往，并尝试在情感与人际关系中确立自身的主导地位。这种对主流性别规范的突破显现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朱丽的父亲作为伯爵，其身份所象征的传统权威贯穿于整个文本。他的话语与意志对庄园成员具有显著的规范力，构成了一种隐性的秩序框架（李梓阡，2015）。

　　在成长过程中，朱丽既因突破传统规范而产生内在冲突，又难以彻底摆脱这种规范的潜在影响。这种矛盾使其行为呈现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荒诞性”：行动与认知、欲望与规范始终处于失衡状态。朱丽父亲虽未直接出场，但其与朱丽的关系通过文本叙述得以窥见。朱丽对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既包含某种程度的情感依赖，也藏着不自觉的抱怨。这种情感矛盾与父亲的教养方式密切相关，父亲在其成长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使她形成了对自身性别的轻视态度。父女间的情感疏离进一步强化了朱丽内心的不安感。

　　原生家庭内部的冲突对朱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既感受到父亲所象征的秩序压力，又目睹了母亲对这种秩序的突破，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使她的精神世界始终处于摇摆状态。朱丽始终未能找到平衡支点：时而受母亲女性自主意识的影响，时而被父亲所代表的传统身份观念牵引，这种摇摆使其主体性意识难以萌芽与生长，进而导致其行为逻辑的矛盾性。在情感实践中，她曾以主导姿态处理与未婚夫的关系，如同训练宠物般和未婚夫相处，以确立情感中权力的主导地位；然而，在与让建立亲密关系后，这种主导地位逐渐消解，她开始依赖让，转而成为劣势的一方。她的自我认知陷入迷茫与不确定，最终走向存在困境的极端呈现。这种行为的转变，本质上是其内在价值体系未能整合的外在显现，朱丽始终未能完成自我本质的自主建构，最终走向主体性的消解。

　　2非自由意志的选择与救赎的无望

　　萨特（2012）认为，人类的本质在于自由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朱莉而言，其行为与决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在力量与内在矛盾的制约，并非纯粹源于自主选择，而是家庭环境、生理因素及社会规训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大家闺秀情愿和仆人们呆在家里，却不愿同父亲走亲戚。”（斯特林堡，2005：33）通过开篇对朱丽小姐异常行为的评价可知，朱丽并没有和父亲一起参加贵族阶级的宴会，而是和仆人们一起载歌载舞，完全不在乎阶级之分，沉溺在仲夏夜的快乐氛围之中。

　　事实上，“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在根本意义上是对已建构完成的、掌握话语权力的理性之否定”（潘淋青等，2021）。在传统社会语境中，贵族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多处于被动位置，她们自幼所接受的教化强调对家庭安排的顺应，参加宴会是为了接触潜在的婚姻对象、构建有价值的社会网络，进而为家族拓展政治或经济空间，而非追求个体幸福。朱丽的选择本质上是对将女性视为“社交资源”的传统模式的疏离，而这种行为倾向的形成深受其母亲非主流观念的影响。朱丽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将母亲的观念内化为其认知体系的一部分，她对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不同于传统认知的理解，这也为她抗拒成为宴会中“待价而沽的商品”以及之后与未婚夫解除婚约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生理本能的驱动下，朱丽与让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超越常规社会阶级秩序的状态。让通过带有明确导向性的言语与行为，进一步强化了朱丽的本能冲动。在此过程中，朱莉的理性判断能力逐渐弱化，原始的生理欲望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她在无意识中将既有的社会秩序、阶级分野与礼仪规范置于从属地位。从存在主义视角来看，此时的朱丽已陷入一种被本能与外部诱导所裹挟的状态——其行为选择并非基于自由意志的清醒判断，而是受到非理性因素的支配。这种选择本质上背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维度，展现了在个体本能冲动与外部干预交织作用下，理智层面的自我控制逐渐消解的过程。

　　在与让的情感互动中，双方始终存在着权力的博弈。朱丽凭借其贵族身份在初期占据优势地位，而让则时常借助男性身份争取主动权。突破社会常规的亲密关系的发生则成为双方权力格局彻底逆转的转折点——朱莉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自身权力的完全让渡。此后，朱莉的主导地位持续弱化，其阶级身份所赋予的优势亦逐渐消失，转而对让产生明显的情感依附。这一阶段，她的行为选择更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支配，呈现出情感与理性的失衡状态。作为贵族女性，朱丽的婚前亲密关系显然与传统社会规范中的道德准则相悖。遵从本能是自己的选择，但朱丽也清晰认知到社会规范的存在，不得不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这种内在冲突不仅影响了她的自我价值认同，也使其在情感与精神层面受到传统社会框架的约束。

　　朱丽此前由于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未能充分自主地做出选择，导致问题不断累积，最终超出了她的应对能力。由于社会形象受损、社会关系网络出现裂痕，朱丽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与资源进行自我调节，其内心的矛盾不断加剧。同时，朱丽性格特质中的摇摆性与方向感的缺失，使她在困境中易陷入无助状态。朱丽既无法以“纯洁的”贵族小姐身份继续留在家中，又难以独自承担行为带来的后果，因此向让提出私奔的请求，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她为寻求解脱而作出的尝试。然而，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其自我调适的努力难以奏效，最终陷入存在困境，而这也成了最终悲惨结局的导火索。

　　3主体性建构沦丧于“他人即地狱”

　　萨特（2012）提出了“他人即地狱”，即当个体置于他者的凝视与评价场域中，他者的凝视便会转化为约束个体自由的结构性力量，这种无形的凝视如同认知牢笼，使个体的存在维度受到规训性限定。在朱丽小姐所处的等级制社会环境中，环绕其周身的评价恰是这种他者凝视的具体呈现——从贵族阶层的社交礼仪规范到仆役群体的私下议论，共同编织成一张具有规训效果的评价网络，当她的行为突破阶层边界时，他者的评价便以批判性形态显现。评价引发的认知冲突使朱丽陷入存在性矛盾：一方面是内在情感的自然萌发，另一方面是对违背社会规范可能招致的后果的忧虑。她对自身行为在他者凝视中的“越轨性”的认知，持续消解着原有的自我认知框架，为其主体性的弱化埋下伏笔。

　　作为与朱丽存在密切互动的他者，让的凝视与评价具有更直接的影响。让对朱丽的情感呈现出复杂性：既包含对贵族身份的欲望性投射，又交织着仆役阶层的身份自卑与自尊。当让以审视与欲望交织的目光看待朱莉时，朱丽的自我认知开始发生偏移；尤其在亲密关系发生后，让的评价呈现出阶层视角下的批判性。“堕落”这种评价以其阶级立场的特殊性、性别上的批判性和尖锐性，对朱丽的价值体系形成冲击。长期处于贵族封闭环境中的朱丽，将这种来自“下层阶级”的评价视为具有某种“真实性”的认知参照，进而对自身固有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她尝试突破贵族规范以接近所谓“真实生活”的行为，实则是在他者评价体系引导下的主体性调整，而非自主选择，其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渐进式弱化的特征。

　　朱丽曾痛苦言明了自身进退维谷的绝境，祈求让挽救自己及伯爵的名誉，她深知此事若为父亲知晓，必将面临系统性的批判与规训，这种认知构成其深层焦虑的来源。这种焦虑不仅源于对可能施加的直接惩戒的预判，更源于对自身行为偏离传统价值体系的内在性自责。她已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传统的评判标准，从而不自觉地参与到对自身行为的道德审视中，这种自我规训成为其陷入存在困境的重要推手。

　　在多重他者凝视的交织作用下，朱丽逐渐将外界的批判性评价内化为自我认知的组成部分，其对自身行为与价值的判断持续受到干扰，既难以突破权力结构所形成的认知边界，也无法构建稳定的自我认知框架。申珍于（2023）指出，无形的权力机制往往借助他者的中介作用实现对主体的解构，存在的混沌性构成其深层原因，而毁灭则是其外在结果。朱丽的存在困境正体现于此：一方面是个体情感与欲望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是他者凝视所带来的规训压力。这种矛盾使其内心承受着持续性的压力，既无法完全回归贵族生活，又难以在与让的关系中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她的独立思考与行动能力逐渐弱化，原有的自信与骄傲被迷茫与焦虑所取代，陷入萨特所述的“他人地狱”之中，最终以极端方式终结了这种被他者凝视所主导的状态——这也正是萨特存在主义理论中个体在与他者的非本真互动中可能遭遇的困境。

　　4结语

　　朱丽的悲剧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原生家庭的荒诞性环境塑造了她叛逆且脆弱的性格特质，使她成为社会场域中的异质个体。在传统性别权力秩序、家庭权力结构与生理欲望的多重影响下，朱丽的选择被非理性因素主导，自由意志的行使受到限制，进而陷入非自由选择的困境。在这一困境中，她遭遇了让的情感操控、既定社会权力框架的禁锢以及仆人群体的舆论压力，最终被“他人即地狱”的现实境遇所裹挟，走向毁灭。这一悲剧不仅揭示了当时传统社会制度的僵化与人性的局限，也启示人们关注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走向，引发对自由、平等和人性尊严的深度思考，为理解人类生存困境提供了深刻且生动的范例。

参考文献

　　[1]李梓阡.《朱丽小姐》女主人公的形象剖析[J].戏剧之家，2015（10）：14+26.

　　[2]潘淋青，袁筱一.反抗绝对理性的“绝对意愿”：阿努依版《安提戈涅》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J].戏剧艺术，2021（5）：127-138.

　　[3]乔宗玉.独幕悲剧《朱丽小姐》的当代解读[J].中国戏剧，2020（5）：42-43.

　　[4]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5]申珍于.“自我”的建构与折射——镜像视域下的《朱丽小姐》[J].戏剧之家，2023（5）：50-52.

　　[6]斯特林堡.斯特林堡文集（第一卷）[M].李之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