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为背景，刻画了流动工人乔治和莱尼等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本文基于存在主义理论视角，聚焦弱势群体对人际关系产生无意义感、主动回避与情感疏离等现象，阐释小说中流动工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际疏离是个体在荒诞处境中为确证自身存在所做出的无奈选择，同时揭露其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对人际联结的本能渴求。

　　[关键词]《人鼠之间》；弱势群体；存在主义；斯坦贝克

　　约翰·斯坦贝克是20世纪美国文坛的著名作家，曾获得普利策奖，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展示了对底层人民的关心和同情。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将大量劳动者推向流动生存的状态，他们失去了土地，不得不到不同的农场以短暂的体力劳动换取维持生存的微薄报酬。斯坦贝克在小说《人鼠之间》中展现了弱势群体的人际图景：独臂的坎迪一直隐藏自己的情绪，直到自身的利益受损时才显露脆弱；黑人克鲁克斯将自己封闭在马厩房间里，拒绝一切人的善意。

　　存在主义为解读小说中流动工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际疏离提供了理论视角。萨特（2007）的“他人即地狱”揭示了弱势群体被“他者”目光异化的生存状态；加缪（2017）对荒诞的阐释则对应了他们“意义追寻与世界无意义”的冲突。本文以存在主义为框架分析小说中的弱势群体以冷漠对抗荒诞的生存智慧，同时揭露其渴望人际联结却难以实现的悲剧处境。

　　1存在主义视角下的人际疏离

　　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存在”的追问与《人鼠之间》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相对应，其核心理论与弱势群体人际疏离的关联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1“世界的荒诞性”与人际联结的无意义

　　加缪（2017）在《西西弗神话》中用“荒诞的墙”来比喻人类对意义的渴望和无意义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类似于劳动与回报之间的断裂，真诚的情感投入被现实击碎，个体的善意与世界的残酷形成尖锐冲突。在《人鼠之间》里，流动工人的劳动与回报不成正比：乔治和莱尼工作一整天仅仅能够养活自己，并且只能住在环境较差的工人宿舍里；坎迪、乔治与莱尼渴望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和房子，这个梦想却最终破灭；莱尼信任同伴，最终却换来背叛。世界的无意义性消解了人际联结的价值，正如乔治对莱尼所说的，“那些像我们一样，在农场里工作的人，是这世上最孤单的。没有家。不属于任何地方。到一个农场，干活，赚钱，然后进城去花个精光，你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掉头去了别的农场。他们的日子没有指望。”（斯坦贝克，2019：13）他们是孤立的，他们被迫选择漂泊，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似乎只是一个挣钱养活自己的机器，只有通过花钱才能让自己觉得人生有点意义。

　　1.2“他者化”与主体性的消解

　　萨特（2007）在《存在与虚无》中揭示，当个体被他人注视时，便会脱离自身原本的在世状态，陷入既属于自身又被他人定义的矛盾存在之中。这种注视会将自主的“我”异化为被评判、被标签化的“他者”，个体的主体性被剥夺。边缘群体尤其受这种“他者化”的压迫，小说中的坎迪由于工作失去了一只手臂，被视为“半个劳动力”，并且因为年纪较大，被看作随时可以被开除和抛弃的工人。他的存在价值被简化为“有用性”，完整的人的属性被消解。为了抵御这种异化，他们主动关闭与他人的情感联结，将自己视为无情感的对象。

　　1.3“被抛性”的边缘处境

　　海德格尔（2018）认为，人的存在是“此在（Dasein）”,即人总是处于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具体存在；与“此在”对立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海德格尔（2018）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被抛性（Geoworfenheit）”,指人总是处于某种环境中，无法超越自身的被抛状况，无法选择自身的处境，这种状况影响着人的选择和行动。《人鼠之间》中的弱势群体正是“被抛性”的极致体现，例如，即使付出很多努力，莱尼也无法改变智力缺陷带来的后果。这种无法选择的边缘性使他们的世界天然带有荒诞色彩——努力无法改变处境，冷漠成为应对荒诞的本能反应。

　　2身体残疾者的存在危机

　　老工人坎迪的形象浓缩了身体残疾者在工业文明中的存在危机。他的右手在工作事故中被机器轧断，成为“只值半个人工钱”的边缘人，这种身体残缺不仅带来物质生存的窘迫，更导致其存在价值被否定。在存在主义语境中，坎迪的困境本质上是“多余性”困境，即当个体的劳动能力被剥夺，其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中便成为“多余”的存在，这种多余性直接导致人际联结的断裂。小说中那只“又老又臭”的牧羊犬与坎迪形成镜像关系：它也曾是他的工作伙伴（“以前是条好牧羊犬”），如今因衰老而失去价值，正如坎迪因残疾被视为“废物”。

　　坎迪拒绝卡尔森射杀狗的请求，本质上是拒绝承认自身存在的“多余性”——狗的存在是他存在价值的投射，保护狗也就是保护自己不被彻底虚无化，也是自我对荒诞世界的一种反抗。然而，当卡尔森以“仁慈”为名义强行射杀狗时，坎迪的沉默与随即的哭泣，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存在主义事实：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中，弱者的存在与否不由自身决定，而是由其“有用性”衡量。这种“有用性”直接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卡尔森对坎迪情感的无视，恰是将他人工具化的典型表现。

　　坎迪对乔治与莱尼“小农场”计划的狂热加入，本质上是一次建构自身存在意义的尝试。当他听到莱尼描述“有兔子、有苜蓿”的农场时，这个残疾老人眼中突然重现希望，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只为成为“自己的主人”（斯坦贝克，2019：59）。从存在主义视角看，这一计划是坎迪对“被抛性”的反抗，他试图通过投资农场这一主动选择建构存在意义，摆脱“多余者”的标签。然而，科里妻子的死亡摧毁了这一希望，当乔治宣布“我们的计划完了”时，坎迪的愤怒不仅是对梦想破灭的哀悼，更是对存在荒诞性的控诉——他对自身存在意义的重新建构在外部偶然事件面前不堪一击。这种脆弱性印证了加缪（2017）的论断：世界是荒谬的，当人们意识到人生没有固定的目的时，就会产生荒谬感，世界的荒谬性恰恰在于人对意义的渴求与世界现实无意义的对立。在小说结尾，坎迪默默收拾铺盖，准备回到“单身汉工棚”的孤独中，甚至失去了愤怒的力气。

　　3父权制中女性的存在虚无

　　《人鼠之间》中，科里的妻子不仅没有名字，而且始终处于“半在场”的状态。作为农场唯一的女性，她被男性视为“麻烦”。乔治警告莱尼离她远点，并称她为“婊子”，这种身份的模糊性是父权制下女性存在“不可见性”的体现。她还被丈夫视为附属品，这种双重压迫将她抛入存在主义的虚无：她的话语不被倾听，她的意义被彻底消解。

　　科里妻子的“出场焦虑”揭示了女性在男性空间中的存在困境。她三次出现在男性工棚附近，每次都以“找科里”为借口，实则是对人际联结的渴求。当她对莱尼说“我很寂寞”时（斯坦贝克，2019：85），这句直白的话语是她对自我存在焦虑的表达，她的存在被简化为“性对象”或“麻烦制造者”，而作为人的情感需求被完全忽视。

　　科里妻子关于梦想的叙事，如“我本可以成为电影明星”（斯坦贝克，2019：88）构成其意义建构的尝试。她描述好莱坞经纪人的“承诺”，本质上是对现有存在境遇的否定——她拒绝接受“科里的妻子”这一被赋予的身份，试图通过想象中的“明星”身份建构自我意义。正如贯海宏（2013）提出，这部小说里农场工人的生活是无意义无目标的，没有固定住所，只能四处奔波，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模式使他们极度渴望一种稳定而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编织的梦想中，这样他们就有了前行的动力。然而，他们梦想的破灭，揭示了弱势群体意义建构的脆弱性。

　　更具悲剧性的是，当科里的妻子试图向莱尼倾诉时，由于对方的智力缺陷，她不可能与对方达成有效沟通，她的声音最终落入彻底的“不被倾听”的虚无状态。她与莱尼的互动本质上是两个“边缘人”的相遇，一个是被性别压迫的女性，一个是智力上有缺陷的残障者，他们都渴望被看见、被理解，却因沟通的断裂导致冲突。而工人们发现科里妻子尸体后的反应，比如乔治用污言秽语辱骂她，则彻底暴露了男性群体的冷漠：她的死亡被视为“麻烦”的终结，而不是一个生命的消逝。

　　4智力缺陷者的存在悖论

　　莱尼的智力缺陷使他成为一个“纯粹性”的存在。他缺乏抽象思维能力，无法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却因此保持着对存在的直接感知——他只关心“兔子”“苜蓿”和乔治的陪伴，这种简化的存在方式使他远离了常人的焦虑，却也将其推向了生存危机。莱尼的困境构成一个存在主义悖论：他的纯粹性使其成为弱势群体人际联结的渴求者，所有人都想与他说话，却是因为他不能理解别人说的话。

　　莱尼对“柔软事物”的迷恋是他存在本质的隐喻。从老鼠到小狗，再到最终的女性头发，他对柔软的追求实质是对安全与温暖的本能渴求，这种渴求在流动工人的冷漠世界中显得尤为珍贵。当他向乔治强调“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时（斯坦贝克，2019：102），这句问话揭示了他对“特殊联结”的确认需求——他知道自己与乔治的关系是对抗孤独的唯一屏障。这种关系对莱尼而言是存在的全部意义。

　　然而，莱尼的智力缺陷使其无法把握“自由与责任”的存在主义辩证。萨特（2007）强调，自由总是伴随责任，个体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但莱尼缺乏这种责任意识。他无意中杀死小狗后担心乔治会生气，关注的并不是生命的消逝，而是关系破裂的可能性；他杀死科里妻子后的第一反应是“乔治不会让我养兔子了”（斯坦贝克，2019：99）。

　　乔治射杀莱尼的行为，构成存在主义选择的终极困境。乔治的痛苦（“他的手在颤抖”）揭示了选择的沉重，他必须在两种荒诞中抉择：是让莱尼被愤怒的暴民用私刑处死，还是亲手终结朋友的生命。他最终选择后者，并以“农场与兔子”的梦想作为死亡的麻醉剂，这种选择实质是对存在荒诞性的反抗，即使在无法避免的悲剧中，也要赋予死亡以意义，保护莱尼的尊严。

　　莱尼的死亡标志着所有意义建构尝试的失败。坎迪的农场梦、科里妻子的沟通尝试、莱尼的兔子幻想，最终都归于虚无。这种集体幻灭印证了加缪（2017）的观点：荒谬世界中所有意义建构都是徒劳，但反抗本身就是存在的意义。《人鼠之间》的悲剧性正在于此：弱势群体的反抗如此微弱，却又是自身存在的一种证明。申淼（2025）认为，小说的悲剧性正是体现在一个充满冷漠与暴力的社会中，个体的努力常常无法改变其命运，反而可能成为自我毁灭的催化剂。

　　5结语

　　《人鼠之间》通过弱势群体的生存悲剧，勾勒了一幅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存在主义图景。尽管坎迪（身体残疾者）、科里妻子（父权制中的女性）、莱尼（智力缺陷者）三者的压迫来源不同——资本逻辑对“有用性”的单一评判、性别权力关系中的主体消解、生理条件带来的生存被动性，但他们的困境共同指向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世界的荒诞性不仅体现为个体与意义的断裂，更通过不同形式的“被剥夺”（劳动价值、话语权利、自主能力）消解了人际联结的可能性。这种差异中的共性，恰恰暴露了荒诞性的多元面相：它既存在于制度性压迫中，也渗透在日常的工具化交往里，最终使所有弱势群体成员在“意义追寻”与“现实无意义”的冲突中殊途同归。

　　从存在主义视角看，小说中弱势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坎迪拿出积蓄的瞬间、科里妻子向莱尼倾诉的举动、莱尼对兔子的执着幻想，都是在荒谬世界中对意义的坚持。这些反抗或许微弱，甚至徒劳，但却创造了另一种意义，正如加缪（2017）所言，反抗赋予生命以价值，它贯穿生存的整个过程，给生存以尊严。乔治的最终选择将这种反抗推向极致：他在无法避免的悲剧中，为莱尼也为自己保留了最后的意义，即对友谊的忠诚，对尊严的捍卫。小说提醒我们：反抗，即对人际联结的坚持，对意义的渴求永远是人性的底色。在荒谬的世界中，正是这些微弱的反抗，构成了存在的全部意义。

参考文献

　　[1]贯海宏.异化中无望的挣扎——《人鼠之间》的异化主题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3.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3]加缪.西西弗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5]申淼.友情、责任与牺牲：《人鼠之间》的伦理叙事与人性启示[J].中原文学，2025（9）：154-156.

　　[6]斯坦贝克.人鼠之间[M].杨蔚，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