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普惠金融目前已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文章分析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现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中。数字普惠金融会影响居民消费结构，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并提升发展享受型支出占比，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改善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因此，应当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加大监管力度，出台政策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此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结构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结构；消费升级；政策建议

　　一、引言

　　数字普惠金融是现代世界金融发展的最重要趋势之一，能够有效地拉动国内需求，显著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到来，依靠信息技术提供的强大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并有效推动了金融资源的科学配置。在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下，研究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数字普惠金融发挥的作用和效果，成为关键课题。

　　目前文献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居民消费升级和消费差距的研究。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已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何宗樾和宋旭光（2020）从微观视角探讨了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在短期内对城市居民消费，特别是与生活相关的基础型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认为数字金融发展驱动居民消费的可能机制。首先数字金融便利了居民的支付，加速了居民的消费决策，进而促进消费增长。其次，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释放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增长[1]。邹新月和王旺（2020）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收入、移动支付、消费信贷和保险这几个途径促进消费[2]。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具备普惠金融的性质与属性，因此国内有关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学术成果也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刘世鹏（2019）基于我国2011—2017年的相关经济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支出的效果有着区域异质性，其对西部地区居民、农村居民和消费水平较低地区的居民的影响更显著[3]。崔海燕（2017）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进行了实证检验，也得出了相同结论，并指出这一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该研究同时指出东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均有“棘轮效应”，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对该地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示范效应”，这一现象在东部地区却未产生[4]。李莎（201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和数字技术结合的产物，自带减贫属性，而其能否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总的来说，目前以上这些文献都能作为本文研究主题的重要参考，能够启发本文思考如何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关系进行了很多深入探讨，研究相对丰富，多数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居民消费，但对居民消费差距的结论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目前较少文献使用空间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容易忽略其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考虑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较少。而居民消费升级不仅是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应包含消费结构的改善。因此，本文将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弥补现有文献的缺陷。

　　二、现状分析

　　1.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本文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基础，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将省级数据取均值后，得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数据。201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均值为40.00，到2022年，达到341.22，增长约8.53倍，平均每年增长约30%，增幅较大，但是最近几年的增速略微放缓，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经过一定时期的迅猛发展，越来越成熟，说明该行业正向常态化增长过渡。在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国，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增速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但是2020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却仍增长5.6%，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独特的竞争优势。

　　2.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从总量来看，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从2011年的9378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21210元，增长了约60%，这表明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增长较快，也意味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了显著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0年的12520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32189元，增长了75.79%。我国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占比最大的首先是食品烟酒，其次是居住消费，交通通讯排在第三，教育文化娱乐排第四，医疗保健支出排第五，衣着和生活用品和服务排第六和第七。

　　近10年来，无论是居民食品、居住、教育和交通通信等各类消费支出总量均在增加，但各项之间的增速不同。在我国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消费一直占比最大，但其占比在不断缩小，从2010年的33%下降到2020年的30%，但始终位于首位。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在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占比逐步上升，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基本稳定，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外出务工、旅游出行和手机通信等在农村地区普及所导致。教育文娱类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占比来说较为稳定，且比例接近。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均稳定提升，这表明，居民对医疗保健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衣着支出方面，随着全体居民进入小康水平，衣食无忧，衣着支出占比不大且趋于稳定。

　　3.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分析。本文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生存消费型支出和发展享受型支出，以此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与生存性消费支出呈现出相反方向的变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呈现出相同方向的变化。即居民的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和享受型方向转变。

　　一方面，数字化手段和普惠性原则在数字普惠金融中的应用，为居民提供了更便捷的消费体验。同时，这种金融模式还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基本的金融服务，包括交易、付款、储蓄、信贷和保险等，增强了他们规避风险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流动性约束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推动消费量的增加，从而引导消费结构的变革。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显著促进了居民的收入增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旦底层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往往倾向于降低预防性储蓄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教育培训、购买高端商品和奢侈品等。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享受型消费的比例，推动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三、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对现状的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中。数字普惠金融会影响居民消费结构，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并提升发展享受型支出占比，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改善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

　　1.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面临多项障碍。相较于许多传统行业，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信息安全等问题。在政府及其他官方机构的监管下，必须强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全面监管信息和系统风险，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位是为低收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提供普惠、平等的金融服务。然而，农村居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金融基础知识相对薄弱，这也是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

　　2.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数字支付、数字保险、数字理财以及数字消费信贷等业务，并加强推出新型数字金融产品，具有许多优势，如方便快捷。数字保险、数字理财和数字消费信贷相较于传统金融服务更具灵活性，能够激励居民将闲置资金进行多样化配置，实现资金增值。数字支付则有助于激发居民的消费欲望。因此，推出数字金融产品能够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增加对享受型物质消费的支出，从而推动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同时，近年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为应对经济形势的下滑，需要刺激居民消费，争取主动地位。在这一危机时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推广尤为关键，它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维持我国经济的活跃度。

　　3.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大量停工和失业，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因此，应当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首先，确保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增长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关键。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意味着更高的国民收入，从而可以激励居民消费。其次，因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降低各产业的经营成本，如减税、发放补贴等，以抑制企业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裁员行为，确保居民有稳定的收入。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出于谨慎性储蓄的货币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居民消费水平的降低，为促进居民实现消费结构升级提供保障。最后，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还应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性，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4.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体系，确保其健康良好的运行。由于数字技术将金融服务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而线上服务脱离了实体机构，因而相较于传统金融监管，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难度大大增加，相关监管部门迫切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保证线上金融服务的安全性。首先，许多金融服务都已经在线上进行，因此，监管部门应当完善监管能力，使其具备监控线上金融领域合规性的能力，而不是局限于传统的监管模式；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会带来欺诈风险，目前线上违法行为逐渐增多，由于线上交易的透明度低于传统金融服务，并且居民辨别线上信息真伪的能力不同，同时资金的转移均是数字支付的方式，因而存在不法机构采用数字技术从事不法行为的风险；最后，在数字技术不断趋于成熟的时代，线上交易很容易导致居民私人信息外露，进而对居民造成伤害，基于此，监管部门需要增强对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监管力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为居民服务的同时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数字普惠金融运营体系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宗樾,宋旭光.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J].财贸经济,2020,41(08):65-79.

　　[2]邹新月,王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0,35(04):133-145.

　　[3]刘世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4]崔海燕.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7(64):54-60.

　　[5]李莎.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述评[J].经济师,2019(11):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