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兴，则国家兴。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村重要的组织资源，对于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应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农户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文章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观出发，聚焦经济发展能力、政治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文化延续能力提升，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乡村振兴,农户可行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突出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各方面,都将发挥积极的独特作用和承担更多的功能，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文章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观出发，提出农户可行能力这一概念，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达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高度耦合，其基础必须是农户可行能力的提升。

　　一、农户可行能力：农民专业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分析框架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将单个农户获取不到的技术信息、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等汇集起来，并通过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农户的素质技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高农户的可行能力至关重要。

　　（一）可行能力内涵及外延

　　阿玛蒂亚·森以人际相异为逻辑起点，从可行能力视角探讨贫困问题。人与生俱来存在差异，真正意义上的全方面平等很难完成①,摆脱贫困应立足于主体的内在本质——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评估实质自由是基于个体可获得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的“能力”，将人们注视的焦点从物品域、收入域和效用域等转向主体本身②。因此，本文将援引森的经典定义作为分析的起点。如果将可行能力看作“潜能”，功能性活动则是这些“潜能”的实现，既包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包括比如幸福、快乐等更复杂的成就。

　　可将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作为本文的分析框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合作社规模化和产业化，促进我国广大农户进行联合与合作。农户的可行能力内涵丰富，可以将农户的可行能力分为经济发展能力、政治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文化延续能力。

　　经济发展能力是农户可行能力的内核，直接关系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带动农户增收。政治表达能力是农户可行能力的引擎，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有效治理，能够促进农民与政府、社会的良性互动。社会交往能力是农户可行能力的依托，是强化社会关系网络、扩展可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创新合作模式和机制，以市场需求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文化延续能力是农户可行能力的内在机制，包括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中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工作方式等方面。文化延续能力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让文化资源汇聚、文化品牌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二）增进农户可行能力：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乡村振兴耦合机制

　　增进农户的可行能力，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最终不断彰显农户主体性与实现劳动能力发展。
　　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壮大合作组织，引导农户合作经营。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作为经济提速、农户致富的重要途径，依托特色主导产业，引导农业特色产业逐步向组织化、规模化发展。

　　二是适应市场消费需求，拓展农业多功能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生产型联合模式、营销型联合模式、产业链型联合模式、综合型联合模式等，促进了产品的营销、质量等方面的提高，提高了农户的科技水平。

　　2.乡村振兴之实现：农户可行能力自由。
      “森”认为自由是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是将其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农户的可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的复合型能力系统。

　　（1）提高农户经济发展能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弱者的联合”，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凝聚功能，逐步提高合作社的发展规模。进一步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能力，提高组织链的高效整合能力。夯实自身实力，提高农户经济发展能力，一方面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拉长产业链条；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完善信息管理机制和信息获取平台，通过构建网上购销平台进行产品销售与购买。

　　（2）提升农户政治表达能力，实现多元治理格局。构建有效治理机制，离不开完善的政治表达能力，以确保农户参与决策的机会与权利。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形成基层治理多元协同共治格局，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提高农户政治表达能力，一是通过村干部与致富能人带头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二是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构建权力制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3）培养农户社会交往能力，实现社会创新。农户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应具有较强的组织感召力，共谋乡村发展。农户的社会交往结构呈现出以人际信任为主导的圈状，主要依赖农户之间的血缘、情缘以及地缘关系。由于农户异质性特征及资源禀赋特质不同，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制度信任建设，另一方面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横向发展，培养农户社会交往能力，健全内部机制，创新合作内容。

　　（4）挖掘农户文化延续能力，打造特色民族文化。加强内部组织建设，挖掘农户文化延续能力，打造特色民族文化。注重依托和传承当地优良文化特色，增进广大农户的获得感与认同感。

　　挖掘农户文化延续能力，首先，要助力农民专业合作社文化嵌入农村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助力乡村乡风文明。其次，促进乡村诚信文化建设，使农户信守合同，诚信经营。最后，将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融于生产经营活动之中，使乡村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农户可行能力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的症结

　　农户作为主体，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需要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以及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这一定位，是破解农户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主体参与意识不强的重要方向。当前，农户可行能力受个人素质、观念、学识等方面影响，仍需进一步优化。

　　（一）农户经济发展能力受阻

　　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联合成立的互助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因其独特的生成机理、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农户经济发展能力是其核心。当前，农户经济发展能力受阻，深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维度。

　　1.农民专业合作社益贫功能发挥不足。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异质性的社员结构，导致益贫功能发挥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面临市场竞争机制，其运营必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市场风险。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具有天然益贫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将作为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长效机制之一。

　　2.销售渠道和品牌拓展功能发挥单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市场信息获取能力、市场甄别能力不足，导致销售渠道单一、品牌拓展功能不足。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只发挥了产前组织化的功能，缺乏专业的品牌策划和市场推广。加之生产环节的标准化水平低下，科技支撑不足，行业准入资质不全等因素的制约，整体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能力较弱。

　　3.龙头企业载体功能发挥不全。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产业化的组织载体，龙头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龙头企业规模越大，实力越强，利润创造能力越强，则对农户的带动能力就越强。当前，一方面龙头企业综合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另一方面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龙头企业，会凭借信息优势，对文化水平低、法制意识相对差的农民隐藏信息，造成农民的利益易受到损害。

　　（二）农户政治表达能力失灵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农户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有所提高，但农户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表达能力失灵。具体表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农户民主参与度相对不高、农户政治监督能力不足。

　　1.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范围局限于本村、本组，跨乡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对较少。即便是成员都在本村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会形成差异化的任务分工。由于不同社员间资源禀赋的差异，进而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股权、惠顾与治理结构，社员间未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2.农户民主参与度相对不高。受传统小农意识影响，普通社员认为自己没有参与管理的必要，成员管理松散。农户没有充分行使这些权利，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管理由骨干成员“一言堂”式决定。核心成员以其财产所有权构建起对自身有利的治理结构，导致运作和管理的随意性比较大。

　　3.农户政治监督能力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这些环节都存在着一些不足，缺乏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首先，农户政治监督手段的实现难度较大，单一手段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其次，农户受自身素质技能的影响，缺乏对政治监督的全面理解和监督能力。

　　（三）农户社会交往能力弱化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基本都依托农村能人主导，具有较强的排外功能，这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扩展与农民合作意识的塑造，由此带来农户社会交往能力弱化。

　　1.农民专业合作社信任危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任危机源自核心社员和普通成员在技术和信息不对称上的差异，由此引发的地位上不平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核心成员往往是村里的大户，有较多土地和资金，普通社员缴纳的股金仅占很小比例。

　　2.过多地依靠“强关系”来实现合作，运用“弱关系”的能力有待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能人可以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初始社会资本，但是从农民专业合作社长期的发展来看，更应该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应立足于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体素质，拓展服务功能，增强核心竞争力。

　　3.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侵蚀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契约效力。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发展，对所有社员的契约治理都呈现出增强趋势，基于信任、互惠及声誉等的关系治理侵蚀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契约效力，网络的维系和维护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成本。

　　（四）农户文化延续能力不足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新与发展，农户的文化延续能力逐渐出现不足，主要体现于农户文化主体性不足,精英文化与小农文化的冲突。

　　1.农户文化主体性不足。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所积极倡导的合作社文化因市场经济的冲击，总体上难以形成合力。精神形态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文化，是其长期发展的根基。调动农户参与文化建设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使文化建设保持源泉与活力。

　　2.精英文化与小农文化的冲突。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精英文化影响市民文化后再逐步影响到小农文化，导致各种文化的冲突与对抗，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其矛盾突出表现在思想意识的敏锐与迟钝、超前与滞后。

　　三、增进农户可行能力路径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主体是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载体。农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便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结成利益共同体。农民只有具备了主体意识，才能主动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一）激发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能力

　　农户既是直接受益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要激发其主人公的使命感。首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安排上，尊重农户意愿，给农户真正的实惠。在农户自身素质技能提高的前提下，农户自己就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以主人翁热情投入合作中。其次，设立奖励机制，对于积极参加建设的农户进行奖励，鼓励和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其他社员，最终集中所有农户的力量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二）实施参与式发展，提升农户政治表达能力

　　将“参与式”的理念贯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中去，激发农户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在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利用协商议事、教育培训等方式循序渐进提高其政治表达能力，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重点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人才，根据各地农户的知识水平，有选择性地进行教育和引导，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社制宜”，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农业发展意识、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

　　（三）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强化农户社会交往能力
       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各方力量，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引导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强对农户的服务带动能力。通过熟人社会的非正式制度降低劳动监督成本，同时强化农民的制度信任。不断扩大农户的人际交往圈，才能建立与外部经济主体相应的谈判地位，形成可以维护的契约关系。

　　（四）扩大社会文化的影响，增进农户文化延续能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习俗性，应发扬其理性、互惠的特点，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聚集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特色的农产品也是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充分扩张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存优势，突出重点经营项目，精心打造具有特色文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参考文献：

　　1.[印度]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印度]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杨璐.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对策［J］.乡村科技，2019(18)：42-44.

　　4.崔日明,韩渊源.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19(0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