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11—2023年全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基础设施五维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与空间Moran’s I指数，系统分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在时间上，均等化指数在0.055 6~0.056 6窄幅波动，整体提升幅度有限；公共教育最均衡，公共文化指数最低且持续下降，社会保障略有弱化，基础设施改善成效有限；在空间上，均等化水平“波动中缓升”，高值区由零散分布向京津冀、长三角、辽东半岛等多组团集聚，呈“东强中西弱”的格局；全局Moran’s I值显著但总体下降，空间关联性减弱，区域溢出效应未充分释放。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服务均等化；时空演变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等政策的落地加快了农村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改善。但受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失衡和要素流动不畅等因素的影响，优质师资和医疗人才短缺、公共文化供给不足、养老服务滞后等问题仍然突出，区域间差异明显，成为制约乡村振兴与城乡深度融合的关键因素［2］。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指标体系构建、时空演变特征及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展开。例如，朱健等依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构建五维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计算均等化指数［3］；马雪莹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引入TOPSIS与障碍度模型，发现医疗资源与基础设施是主要障碍［4］；孙大鹏从财力统筹视角分析转移支付对均等化的作用［5］。总体上，指标设计由单一领域转向民生保障和品质支撑，方法上趋向客观赋权。空间研究表明，2012—2022年均等化格局由“零散分布”向“组团集聚”演化［3］，高值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中西部整体滞后；教育领域呈现出“东高西低”格局，西部在政策倾斜下逐步赶超中部［6］。现有研究揭示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基本规律，但缺乏全国市域层面的长时序分析及对公共文化、养老等短板领域的深入探讨。

　　本文基于2011—2023年全国274个市域的面板数据，构建涵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与基础设施的多维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运用信息熵与空间Moran’s I指数分析其均等化水平及空间关联特征，旨在系统揭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空演变规律与集聚效应，为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完善城乡融合机制、夯实乡村民生基础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说明

　　1.1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同推进背景下，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体系是提升治理效能与保障民生的重要支撑［1］。该体系以多维指标精准测度城乡供给差距，遵循客观、科学、系统原则，锚定“十四五”规划目标。本文参考相关研究［3-7］并结合民生需求，选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基础设施五大领域：教育资源通过学校数量与师生比衡量供给配置；医疗水平通过床位数与医生数反映服务可及性；社会保障以参保人数体现覆盖广度与参与深度；文化服务通过公共藏书量与从业人员数量衡量软性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则通过道路面积与互联网用户数量揭示发展条件的均衡性。该评价体系（见表1）为科学评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量化依据，不仅有助于揭示区域差异与发展趋势，还为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政策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11—2023年274个地级市的城乡面板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基础。在样本筛选过程中，由于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海南省4省（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且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下辖城市层级不明确，农村数据亦不完整，为确保研究的一致性与可比性，最终确定23个省级行政单位下辖的274个地级市及其对应农村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区域划分标准上，参考相关研究文献［8］，将市辖区界定为城市区域，将市辖区之外的地域界定为农村区域，以确保城乡界线清晰与一致。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等权威统计资料，针对部分年份个别指标的缺失，通过查阅地方统计年鉴进行补充，并结合线性插值法予以填补，以保证面板数据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指标处理上，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以消除主观赋权可能带来的偏差，确保测算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此基础上，依据信息熵法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进行测度，最终得到可量化表征均等化程度的指数，为后续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2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2.1时间维度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熵值法测算2011—2023年全国274个地级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结果显示，考察期内城市与乡村供给水平呈现出“城市波动下行、乡村低位徘徊、均等化指数窄幅震荡”的总体特征。从城市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值2011年达到样本期峰值0.171 6后进入波动下行趋势，2015年（0.148 6）、2017年（0.143 7）、2019年（0.146 2）、2021年（0.139 3）等年份出现过阶段性小幅反弹，但下行趋势并未逆转，到2023年回落至0.114 4，较峰值下降33.3%，反映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受政策周期和资源投入阶段性调整的影响较大。从乡村来看，公共服务均值始终稳定在0.06～0.08的低位区间，2011年为0.074 3，2015年微弱升至0.083 0的阶段性高点，此后增长乏力，2020年起连续下滑，2023年降至0.064 2，虽较基期略有提升，但增长极为平缓，城乡绝对差距依然突出。从均等化指数来看，该指数在0.055 6～0.056 6的极窄区间内波动，2018年（0.056 6）与2023年（0.056 6）达到阶段性峰值，2016年（0.056 0）和2020年（0.056 3）略有回落，整体未实现显著跃升，表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长期处于“高位徘徊、难有突破”的状态。总体来看，城市供给水平的起伏折射出政策调整与资源投向的阶段性变化，而乡村供给增长乏力则暴露出基层资源配置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公共服务改善，但改善情况有限且可持续性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升资源向乡村倾斜配置的精准性，构建城乡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的制度框架，以破解均等化水平长期停滞的困局。

　　从各维度来看，2011—2023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各维度均等化水平整体维持在0.045 8～0.058 7的极窄区间内波动，各维度指数均未出现显著跃升或剧烈震荡，反映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长期处于“高位徘徊、难有突破”的稳态僵局。具体而言，公共教育维度的均等化水平最为稳定，始终保持在0.058 3～0.058 7的超窄幅区间内，2011年为0.058 6，2024年为0.058 5，其间几乎无任何实质性变化，表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已形成高度稳定的均衡格局，政策干预的空间与边际效应趋于收敛。公共医疗卫生维度同样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指数在0.057 3～0.057 9微幅震荡，2011年为0.057 9，2024年回落至0.057 8，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反映出城乡医疗资源在人均床位数、医生数等硬性指标上的配置差异已基本弥合，但服务可及性与质量的深层次差距仍未补齐。公共社会服务保障维度则呈现微弱的下行趋势，从2011年的0.055 5波动降至2023年的0.054 7，2024年虽略有回升至0.054 7，但整体仍低于基期水平，城乡之间在养老、低保、就业援助等社会保障服务的覆盖深度与待遇水平上的均衡性有所减弱，需要警惕保障能力的城乡分化风险。公共文化维度始终处于各维度最低位，且下行压力最为突出，从2011年的0.049 5持续回落至2024年的0.045 8，成为拉低总体均等化水平的核心短板。这深刻揭示了农村地区在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文化从业人数等软性服务供给上的长期滞后性，文化振兴远滞后于硬件条件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维度则呈现出小幅波动中略有提升的态势，指数在0.055 2～0.056 7波动，2024年回升至0.056 2，较2011年的0.056 0微增0.000 2，反映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在道路硬化、互联网通达等硬性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城乡基础设施的物理鸿沟正在逐步收窄。综合来看，各维度均等化水平的“稳态”特征既折射出既有政策在维持底线公平上的成效，也暴露了突破结构性障碍、推动均等化水平跃升的深层困境，其中公共文化领域的持续走低尤其需要引起重视。

　　2.2空间维度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利用ArcGIS软件绘制2011年、2015年、2019年和2023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分布图。结果显示，2011—2023年总体呈“波动中缓升”态势。其中，2011年多为中低水平，京津冀、鲁中、东北较高；2015年长三角及中部提升幅度明显；2019年西南、内蒙古得到改善；2023年高值区扩大，东部沿海、东北、西北部分地区进入高水平区，而中西部仍偏低。空间格局由“零散分布”向“多组团集聚”演化，2011年集中于京津冀、鲁中，2015年长三角崛起，2019年华北、华东连片，2023年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辽东半岛为核心的多组团格局。总体呈现出“东强中西弱”的格局，区域均衡性仍需要协同提升。

　　本文基于0-1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对2011—2023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全局莫兰指数测度。结果显示，考察期内各年份Moran’s I指数均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呈现出“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俱乐部趋同特征。从时间演变趋势来看，空间集聚强度整体呈现波动性减弱态势：2011年Moran’s I为0.410 2，达到样本期峰值，空间依赖性最为强烈；此后总体趋于下降，2015年降至0.210 1，2018年进一步回落至0.170 0的低位，2019年虽短暂回升至0.295 5，但2023年再度降至0.181 1，创下样本期新低，表明空间关联性正在逐步减弱。结合莫兰散点图分析，“高-高”集聚区已从早期的京津冀、长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逐步向部分中西部地区扩展，反映出区域绝对差距有所收敛，但空间溢出的广度与深度仍显不足，邻近地区间的协同提升效应尚未充分释放。总体而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但空间集聚的趋同程度有所下降，区域间各自为政的倾向有所抬头。未来应着力强化区域协同治理，充分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功能，推动资源共享与政策联动，在更大空间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与协调发展。

　　3结束语

　　研究表明，2011—2023年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呈现“时间趋稳、空间集聚不均”的演化特征。在时间维度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长期在0.055 6～0.056 6窄幅波动，整体提升幅度有限；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震荡回落，乡村低位缓升，城乡绝对差距依然突出。从各维度来看，公共教育均等化水平最高且最稳定，公共文化始终处于最低位且持续下降，社会保障均衡性略有弱化，基础设施虽小幅改善但成效有限。在空间维度上，均等化水平呈“波动中缓升”态势，高值区由“零散分布”向京津冀、长三角、辽东半岛等多组团集聚演化，形成“东强中西弱”的空间格局。全局Moran’sI指数均为正但总体下降，表明空间正相关显著但趋同度下降，区域间溢出效应尚未充分释放。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聚焦农村公共服务短板，重点强化公共文化提供、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由“量积累”向“质提升”转变；二是强化区域协同与资源统筹，依托城市群完善跨市域公共服务共享机制，对中西部地区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三是健全长效投入与动态调整机制，强化财政保障，构建市域尺度公共服务监测体系，提升资源配置精准性；四是完善空间联动治理机制，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强化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向更高水平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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