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政策工具,自2013年试点启动以来已逐步发展成熟,2021年扩展至全国电力行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碳市场机制。通过系统梳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减排效应与资本市场溢出效应两个维度的研究成果,发现碳市场既能有效调控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又能通过影响企业创新、公司价值、公司治理、企业投资与融资行为等渠道产生广泛的经济后果。以此总结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双重效应:一方面直接产生碳减排效应;另一方面对资本市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这种双重效应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转型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减排效应;溢出效应;企业价值;企业创新

　　0引言

　　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气候资源长期被视为公共资源而被无偿使用,工业企业在消耗大量能源资产的同时排放了巨量温室气体,导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矛盾凸显。作为气候恶化的主要诱因之一,二氧化碳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正使生态系统承受空前压力。在此背景下,如何革新传统生产模式、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如何在经营中平衡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我国自加入《京都议定书》以来,持续探索碳减排的市场化路径。2020年,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党的二*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的行动纲领,将碳减排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举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渠道,通过市场化机制精准调控温室气体排放,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减排效益,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全球碳市场发展始于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欧盟建立的EU-ETS(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我国碳市场建设自2011年启动,2013—2014年先后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试点,2016年将福建纳入试点行列。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出台。之后经过筹备,全国统一碳市场(发电行业)于2021年2月正式启动交易。按照“建设更有效、更活跃、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的要求,我国碳市场持续完善。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达6.30亿t,成交额达430.33亿元,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体系。

　　兼具环保与经济发展双重属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其有效实施离不开企业这一市场经济主体的深度参与。系统研究该机制对碳减排效应和资本市场经济溢出效应的多维影响,将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政策依据和实践指导。本文综合分析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现有文献,发现研究不足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本文文献筛选自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类数据库)中2025年7月之前发表的期刊论文,关键词为“碳排放权交易”“carbon emission trading”。筛选标准为研究主题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直接相关的实证类文献,排除重复发表文献或低质量的期刊文献。初筛根据标题和摘要剔除不相关的文献,然后精读全文后纳入标准展开进一步筛选,最终保留核心文献用于综述分析。

　　1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减排效应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环境政策工具,通过将二氧化碳排放权商品化并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在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的双重作用下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一国际社会广泛采纳的减排手段[1],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被视为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理论基础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源于科斯定理,通过产权界定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1]。该机制依托总量控制与市场交易两大核心要素,成功将碳排放的外部性成本和减排的外部性收益内部化[2]。在此框架下,规范的碳交易市场能以最低社会成本达成减排目标,同时保持政策执行的灵活性。研究表明,合理的碳约束成本区间是碳价有效引导资源配置、推动短期减排向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关键前提[3]。碳市场的运行效能可从环境有效性(减排目标达成度)、成本有效性(减排成本优化度)和技术激励有效性(创新促进度)3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三者协同优化方能确保市场长期稳健运行。

　　基于国外碳市场的国际研究显示,以欧盟为代表的成熟碳市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均取得了显著减排成效[4],有效降低了覆盖区域和控排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5-6]。虽然基于欧盟的研究发现减排效果显著,但碳减排政策在不同国家的实施效果有所差异。Ander-sonh等[7]使用合成处理方法估计EU-ETS类型方案在澳大利亚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尽管该政策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降低了澳大利亚人均碳排放量,但实际减排效果极为有限,未能对环境产生实质性影响。基于这一发现,该研究提出澳大利亚应当探索比EU-ETS更为有效的碳减排方案,以确保实现既定的排放目标。

　　相较而言,中国碳市场建设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自中国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以来,学术界围绕减排效应展开了深入研究。首先,早期基于中国碳市场的研究多采用政策模拟方法评估潜在效果[8],后续实证分析证实我国碳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9-13]且减排效应随时间推移持续增强[14]。值得注意的是,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影响,减排效果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15]。此外,Mag等[16]基于双重差分(DID)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渠道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政策在行政级别高、区位条件优、国有化程度高和能源需求大的城市中的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是ETS通过双向FDI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两大主要路径。此外,该政策还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改善了空气质量[17]。

　　此外,在环境效益研究方面,学者从区域减排、能源环境效益和污染控制等角度进行了系统考察。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有效驱动企业重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并主动参与ESG(社会、环境和公司治理)实践。温慧愉等[18]选取中国2009—2020年位于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作为主要研究样本,其中,实验组通过手工收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管控的企业名单得到。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区域碳市场设立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管控的企业相比非管控企业显著改善了ESG表现。机制分析通过强化企业碳减排在生产经营中实现的经济价值,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改善企业环境表现的外部信息监督,进而激励企业积极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碳减排[5]。

　　董直庆和王辉[19]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市场型环境政策不仅能实现本地碳减排,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减排。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能源结构调整(贡献率36.9%)、技术升级和绿色创新(贡献率11.6%)。随着试点的深化,多数研究证实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和控排企业的碳排放水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不仅能有效控制区域环境污染[20],还能持续推动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21]。

　　2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资本市场溢出效应研究

　　2.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市场的影响研究

　　第一,国际碳市场研究方面。从碳价波动看,Huang和Wang[22]聚焦全球六大碳排放交易体系,发现2021—2022年间各ETS市场的泡沫化现象显著加剧。这种碳价异常波动与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进程、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实证分析,将碳价泡沫成因归纳为四类:碳市场政策调整、宏观经济波动、能源价格震荡及市场不确定性加剧。该研究成果为市场主体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应对碳市场风险的重要参考。

　　第二,中国碳市场研究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中国经济系统产生了显著的调控效应。从长期发展看,碳市场制度建设能够优化经济结构并促进低碳转型[23],这一过程同时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24]。苑泽明等[24]通过手工收集控排企业名录并整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构建供应链联盟,并利用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通过供应链联盟对控排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并沿供应链上下游产生双向溢出效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3个维度:技术维度上促进供应链协同创新;信息维度上提升供应链效率;信用维度上推动数字化建设和供应链金融发展。这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不仅直接影响控排企业,还能通过供应链网络放大政策效果。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提升控排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水平[25]。值得注意的是,该政策还展现出区域协调功能,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26],体现了其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重要价值。

　　第三,行业影响方面。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适度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但并未显著强化其长期金融投资行为[27]。这一发现支持了“蓄水池”动机理论,表明制造业企业在碳政策约束下仍保持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方向,未出现明显的“脱实向虚”倾向。

　　另外,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产生了多层次的结构性效应。其一,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28-30];其二,工业转型效应,碳交易显著推动了城市工业低碳化转型进程[31-32];其三,数字化溢出效应,碳交易机制产生了积极的数字化转型带动作用,明显促进了试点地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33];其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胡珺等[2]通过手工收集控排企业名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提升了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该市场机制还未产生积极溢出效应,试点地区和同行业非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些研究发现系统揭示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引导行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多重作用机制,为理解该政策的经济调控功能提供了全面的实证依据。

　　2.2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2.2.1企业创新

　　既有研究普遍将碳排放权交易视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但关于该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学术观点仍存在分歧,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国家的碳交易机制不同。基于欧盟碳市场的研究呈现矛盾结论:Rogge等[34]指出,碳排放权交易对技术创新未产生实质性影响,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负面效应;而Borghesi等[35]的研究则证实了碳排放权交易显著的创新激励作用。基于中国碳交易机制的研究显示,在波特假说理论框架下,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有效促进了试点地区及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36-37],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38-40]。具体而言,该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41]。对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6,42]。值得注意的是,该政策还显著提升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43],说明其创新激励效应在不同企业类型中均有所体现。

　　2.2.2企业价值

　　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现有文献基于不同市场环境得出了差异化结论。

　　针对国外碳交易机制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支持“价值提升论”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机制。从资产属性视角看,研究者认为碳排放配额具有物权特征,可视为兼具实物价值和期权价值的特殊资产[44-45]。在欧盟碳市场初期发展阶段,由于配额免费分配且过量发放,企业通过出售剩余配额获得额外现金流,形成了显著的“意外收益效应”[46-47]。Oestreich和Tsiakas[47]实证研究表明,免费配额分配显著提升了欧盟企业市场价值。从行业特性角度看那,受管制企业多集中于电力、钢铁等高集中度行业,具备将碳成本转嫁给终端消费者的市场势力。当配额部分免费分配时,企业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获得超额补偿[48-50]。

　　针对欧盟电力行业的专项研究证实,碳价传导带来的电价上涨使企业从免费配额中获取超额利润[50],且碳价上涨会进一步放大垄断企业的双重获利空间[51]。其二,持“价值减损论”的研究则强调,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排放行为施加了约束,将原本外部化的排放成本内部化,导致企业需要承担额外的配额购买和减排履约成本,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其一,合规成本效应。Chapple等[52]对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高碳强度企业减排合规成本增加导致其市值下降7%~10%。其二,配额短缺效应。Clarkson等[53]发现,在欧盟试点企业中,配额不足的企业面临价值折损。

　　针对中国碳市场的研究呈现独特发现:其一,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减产等短期应对策略,而非长期减排技术投入策略[54];其二,徐杰等[55]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可以改善试点地区企业价值。而沈洪涛和黄楠[56]基于时间维度差异和碳排放权交易准自然实验,通过事件研究法发现,试点政策公告引发显著正向市场反应(尤其对低碳企业),但双重差分分析显示该政策未能提升企业长期价值,主要源于配额分配宽松、碳价低迷及去产能政策的叠加影响,导致减排激励与企业价值提升目标未能协同实现。总的来说,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价值呈现短期可促进但长期影响不显著的特征。这一发现为理解新兴碳市场的政策溢出效应提供了重要补充。

　　2.2.3公司治理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可实现绿色效率与企业效益的双赢[57]。

　　从企业内部运营视角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生产效率、绿色治理、环境绩效和低碳转型发展、产能利用率都有影响。第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增加企业减排投入和绿色投资规模,达到减污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58];第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整体上促进了企业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控排企业的绿色治理绩效改善程度明显优于非控排企业[59];第三,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对企业财务绩效水平造成不利影响而倒逼企业进行低碳转型发展,还可以通过对企业信贷融资形成约束而倒逼企业进行低碳转型发展[60];第四,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还可提高试点地区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缓解企业产能过剩问题[61]。

　　从风险管理维度看,环境管理措施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资源使用效率,改善财务和市场绩效,从而有效降低企业风险水平。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和违约风险。第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激励企业加大研发创新、优化生产效率和提升盈利能力等途径,有效增强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62];第二,碳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企业违约风险,并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和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发挥作用[63]。

　　2.2.4企业投资和融资行为

　　在投资激励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激发企业投资活力,提高投资效率,还可以提升对外投资水平[64]。Wang和Zhang[65]通过构建政策效果评价模型,系统评估了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高碳行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在观测期内使相关企业的投资效率提升了11.4%,显著减少了低效投资;第二,政策效果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短期抑制效应较强,但随政策实施深化而逐渐减弱;第三,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更为敏感,表现出更显著的投资效率改善。这些发现为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张涛等[66]实证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而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轻政策性负担和促进技术创新等渠道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唐国平等[42]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促进了试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金融资产投资,但未发现明显缩减生产规模的证据。

　　关于企业债务融资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会降低企业的债务集中度,即企业会通过多元化债务融资渠道应对碳减排压力[67]。李正和官峰[68]还发现碳减排活动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作用。

　　2.3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产生的经济结果研究

　　2.3.1企业融资方面

　　针对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有融资约束、融资成本等方面的发现。其一,田建强和韩晓玉[69]通过手工收集控排企业名单,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且这种效应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强。机制分析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轻代理成本两种渠道发挥作用。其二,在融资成本方面存在差异化发现。已有研究表明,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承担更低的股权融资成本。这种效应通过降低现金流风险、信息风险和声誉风险等方式实现,具体表现为更小的股票买卖价差、更低的特质波动率及更高的ESG评分[70]。但刘向强等[71]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履约的控排企业名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提升投资者对碳风险的关注度,提高控排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表明政策效果存在边界条件。

　　2.3.2企业财务方面

　　从财务行为角度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和盈余持续性都有显著影响。良好的环境表现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不仅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显著降低[72],而且更倾向于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73]。其一,碳交易政策会显著提高试点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主要通过预防性动机和交易性动机两条路径实现[74]。其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盈余持续性,主要通过“引资”(吸引绿色投资者支持、缓解融资约束)和“引治”(促进绿色创新、降低绿色代理成本)双重机制实现[75]。其三,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产业资金配置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该机制会形成资金“挤出效应”,促使企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增加金融投资[76];另一方面,政府会相应加大信贷支持和绿色补贴力度,推动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种资金流动变化可能导致企业产能过剩风险上升[77]。其四,Chub等[78]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技术变革过程却部分削弱了其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后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财务绩效改善效应。

　　此外,Carratù等[79]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评估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三阶段引入的拍卖机制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何种盈利指标,新的碳排放配额拍卖机制均未对企业利润产生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单纯改革配额分配方式可能难以有效激励企业提升成本效率或投资突破性减排技术。研究结果为完善碳市场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表明需要配套其他激励措施才能实现预期的减排刺激效果。

　　2.3.3企业碳绩效方面

　　Zheng等[80]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上市公司的碳排放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沿海地区的上市公司碳排放改善效果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改善效果不显著。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还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创新活动,表明创新是政策影响碳排放绩效的重要渠道。该研究证实了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有效性,并揭示了创新对减排机制的驱动作用。

　　3结语

　　通过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在减排效应方面,已构建起由环境有效性、成本有效性和技术激励有效性组成的三维评估体系,并证实了碳交易政策在区域减排、能源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资本市场溢出效应方面,现有研究揭示了碳交易政策通过多种机制对碳市场、企业行为、企业价值、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多维度影响。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理论框架尚不完善,缺乏对碳市场与其他环境政策协同效应的系统分析;第二,实证研究多聚焦短期效果,对政策长期影响的动态评估不足;第三,对新兴市场国家特殊制度环境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用机理的探讨有待深化。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行深入探索:第一,构建整合环境经济学与金融学的跨学科理论框架,系统考察碳市场与财税政策、绿色金融等工具的协同机制。此外,随着全国碳市场的扩容升级,对碳金融衍生品创新、碳定价机制优化等前沿议题的研究也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第二,运用更合适稳健的方法,加强对碳交易政策长期效果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动态评估。第三,深入探讨中国情境下碳市场与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的互动关系,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交易体系提供理论支撑。第四,针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究碳信息、碳风险、碳价波动等因素对资本市场投资者行为、企业微观行为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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