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绿色转型早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信息技术产业随着数字经济不断扩大能耗也大幅攀升，进行绿色转型尤为重要，但现有文献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绿色转型较少提及。基于此，在TOE理论框架下选取政府政策、企业绿色战略、ESG评级、绿色创新水平、数字化强度和智能化强度作为前因变量，运用fsQCA进行绿色转型对软件和信息技术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组态研究。研究表明：绿色转型需要多重前因条件的共同参与，呈现出错综交织的状态，ESG是促成绿色转型的核心条件，高企业绩效绿色转型可通过3条路径实现，分别是组织—技术驱动型、环境—组织驱动型、环境—组织—技术驱动型。其中组织—技术驱动型可解释的企业最多，而通过环境—组织驱动型实现高绩效的概率最大。希望该研究能完善信息技术产业绿色转型的研究，为软件和信息技术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一定启示。

　　关键词：绿色转型；软件和信息技术企业；TOE理论框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0引言

　　现在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信息技术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随着AI和数据中心的贡献不断扩大，能耗也大幅攀升，从2017—2023年，用于支持人工智能开发与部署的数据中心电力消耗每年增长12%。《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5)》更是强调，绿色算力不仅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更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因此信息技术产业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以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何种因素组合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1文献综述

　　企业绿色转型收到企业内外部相互作用驱动企业的转型行为[1]。主动实施绿色转型[2]和发展绿色战略[3]就是企业内部的关键驱动力，外部相关的环境政策和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同样影响的企业对绿色转型的选择与实施[4]。随着数值化的不断进步，相较于传统的影响因素，数字赋能[5]和智能化[6]常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来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从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

　　Molina-Azorín等[7]早在2009年就指出，绿色管理总体上与财务绩效呈正向关系。但也有研究认为，绿色转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财务绩效[8],原因在于绿色转型过程中需引入专业人才、购置环保设备，从而导致短期内企业成本上升[9]。因此绿色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现有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

　　从对大量文献的研究发现，多数绿色转型的研究集中在制造业企业或高污染企业，对高科技企业研究较少，特别是在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高科技企业看似清洁，但其碳消耗巨大且呈不断上升趋势，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已有研究也是多关注单一因素与绿色转型间的线性关系，缺乏对多重并发因果及不同路径的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进行对软件和信息技术企业绿色转型的多重并发因果及不同路径的探讨。

　　2模型构建

　　借鉴已有的研究框架。在TOE框架下，界定政府政策、企业绿色战略、绿色创新水平、ESG、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水平6个变量为影响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并据此构建了软件和信息技术企业绿色转型影响因素组态分析框架。

　　2.1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包括所在城市环境政策。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倒逼企业绿色转型[10]。由于每个地区的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就会对企业的绿色转型产生影响。

　　2.2组织条件

　　组织条件包括绿色战略强度和ESG评级。Moini等[11]通过对丹麦企业研究发现能否系统的选择、制定绿色战略，是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但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绿色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2]。ESG则为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价值引领和内在驱动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尺[13]

　　2.3技术条件

　　技术条件包括绿色创新水平，数字化强度和智能化强度。

　　借助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已成为制造业企业必然的战略选择[14]。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减少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15]。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市场信息的反馈也会增强企业的绿色发展意识，从而提高企业绿色化转型的积极性[16]。人工智能通过投资模拟和预测避免盲目投资及试错成本，并优化资金使用路径，提高投资回报率。可以进一步优化企业能源使用效率，推动其绿色转型[17]。

　　综上所述，组态理论视角下的绿色转型并非孤立地受到技术因素、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线性作用，而是这三大因素共同塑造出的复合效应。

　　3研究设计

　　3.1研究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旨在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找出条件组态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回答“条件的哪些组态可以导致期望的结果出现？哪些组态导致结果的不出现？”这类问题。该方法可以通过组态效应来解释因果之间复杂关系，探索出特定结果存在的多种等效路径[18]。在揭示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可能引致相同结果的同时，强调相同条件变量在不同研究情境下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差异化影响，能够帮助研究者找到导致某一结果的最佳路径[19]。研究使用fsQCA方法来检验绿色转型背景下政府政策、企业绿色战略、绿色创新水平、ESG评级、数字化强度、智能化强度6个解释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而共同影响企业绩效。

　　3.2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选取按证监会行业分类中隶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ST企业，∗ST企业以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选取20家企业，同时为防止单一年份数据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选取从2019—2023年的数据并进行平均数处理。

　　3.3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3.3.1结果变量

　　将企业绩效作为结果变量。根据以往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往往采用不同的指标，研究选取ROE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核心指标，原因在于它将盈利能力、运营效率与财务杠杆三大维度凝练为一个结果。

　　3.3.2条件变量

　　政府政策影响参考邵帅等[20]的做法，整理出各城市的环保词频所在句子的字数占整个政府工作报告总字数的比重，以此度量环境规制强度，用GR表示。

　　企业绿色战略强度仿照杨朦[21]的方式，反映企业绿色战略导向的指标均通过使用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收集得到绿色转型词频数据，并用GT表示。

　　ESG评级选择用华证ESG的综合得分衡量，并用ESG表示。

　　绿色创新水平参考齐绍洲等[22]选取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1项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往往需要1~2年时间，因此专利申请数更有利于体现企业当期的创新能力。将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用GP表示。

　　数字化强度选取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数字化转型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并用DI表示。

　　智能化强度选取从上市公司年报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关键词数量作为衡量指标，并用AI表示。

　　4实证分析

　　4.1必要性分析

　　根据fsQCS步骤，本文按照研究常用的5%、95%以及交叉点50%的标准进行数据校准，见表1。再将校准后的数据进行单一影响因素必要条件的检验。经过分析一致性水平均未达到0.9的阈值，表明没有单一影响因素是决定企业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实现高财务绩效的必要因素，见表2。

　　4.2组态分析

　　本次研究生成5条影响组态，根据解的一致性可以得知路径能够解释约86.48%的案例，这说明本次组态分析结果有效，见表3。

　　4.2.1路径1：组织—技术驱动型

　　该组态包含2条路径，S1 a和S1b的核心条件均为高ESG、高绿色创新水平、高数字化转型，命名为组织—技术驱动型。

　　组态1结果显示，绿色创新、ESG实践与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效应是企业实现财务绩效提升的关键。这种协同效应的内在机理体现在一个多阶传导过程。

　　根据资源编排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绿色专利绿色专利在ESG信号与数字平台的共同作用下被快速商业化，实现高绩效在ESG。ESG中的碳信息披露作为信号放大器的作用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把信息精准地传递给投资者和监管者，向市场传递良好信号，拓宽了绿色融资渠道，进而支持企业进行面向绿色的资产更新，为绿色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23]。数字化一方面作为ESG传播提高数字平台的赋能，ESG价值的充分兑现依赖于其信息的高效[24]；另一方面，数字化的发展本身也促进绿色创新。因此，本研究揭示了上述协同效应的关键边界条件绿色战略。只有当绿色战略清晰、战略升级路径明确时，企业才能避免“过度数字化”，实现绿色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的最佳协同，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4.2.2路径2：环境—组织动型

　　该组态包含1条路径S2。条件属组织条件和环境条件，因此将其组态命名为“组织—环境驱动型”。根据组态分析，通过该路径实现高绩效的可能性最高。

　　组态2结果表明，一条通往高绩效的关键路径在于通过获取高ESG评级来驱动绿色转型。然而，这条路径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根据动态能力理论，ESG评级高本身就是反映的运用内外部资源以应对环境变革的能力体现。具体而言，它反映了企业内部的绿色治理能力与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整合能力。正是这些能力，使得企业能够将外部的环境规制压力与ESG投资信号，转化为内在的组织变革与创新动力，从而部分抵消其在纯粹技术或数字化能力上的暂时性缺口。同时依据信号理论，ESG评级由独立的第三方出具，是一种高成本信号，可以有效解决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

　　需要强调的是，制度环境对于ESG发挥作用效果更为明显[25],在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或对于政治关联弱、更需要借助市场信号证明自身价值的企业而言，高ESG评级对绩效的正面影响更为强烈。对于环境规制的作用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通过强制性标准倒逼企业转变传统高耗能的生产模式[26]；但另一方面，规制压力可能演变为沉重的合规成本。

　　4.2.3路径3：环境—组织—技术驱动型

　　该组态包含2条路径。将其组态命名为“环境—组织—技术驱动型”。当前企业ESG实践正经历从自愿披露向强制合规与市场选择结合的方式转变。这一转变的初始驱动力来自于制度压力，多部门出台的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抬高了ESG绩效的门槛，对企业形成了制度合规与市场激励的双重压力[25,27]。然而，仅靠外部压力可能引致企业的漂绿行为。为此，技术赋能构成了关键补充，人工智能技术通过降低ESG的信息披露与投资成本，提升了企业ESG活动的透明度与可行性，从而确保了规制压力能够有效地传导至企业实质性的行为改变[28]。最终，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激发了企业的战略响应，企业通过数智化转型，不仅提升了内部治理能力，而且将这种能力导向了以绿色创新为核心的战略路径。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强化[29]与数字化转型的资源与信息效应[30]共同催化下，最终实现了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双赢。

　　4.3稳健性检验

　　将一致性阈值从0.8调整到0.85,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倘若调整后未产生有意义且不同的实质性解释，或前后组态具有清晰的子集关系，则结果是稳健的。得到新的组态与原组态中完全一致。因此，本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5结语

　　研究发现，绿色转型需要多重前因条件的共同参与，呈现出多种条件错综交织的状态，高企业绩效绿色转型可通过3条路径实现，分别是“组织—技术驱动型”“环境—组织驱动型”“环境—组织—技术驱动型”。“组织—技术驱动型”可解释的企业最多，而通过该“环境—组织驱动型”实现高绩效的概率最大。企业绿色转型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但ESG始终作为绿色转型前因的核心条件出现，“环境—组织驱动型”实现高绩效的概率最大，该路径唯一的核心条件就是ESG,这一发现强有力地证实，对于软件和信息技术企业而言，深度践行ESG是其成功实现绿色转型并获取高绩效的关键基石。尤其是在强规制环境下，拥有高ESG评级的企业能更有利于将合规压力转化为先动优势，例如将其绿色软件解决方案塑造为行业标准，从而实现绩效的跃升，而低ESG评级企业则可能陷入被动应对的困境。数智化和绿色战略也同样作为ESG的辅助条件，前者为ESG传播提供赋能，后者为企业ESG实践明确路径，共同推动企业发展，使其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此研究结论上，企业应全面推进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与运营，用实际行动践行ESG理念，避免“漂绿”现象。企业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多管齐下，在合理有效的绿色战略的指引下，顺应政府相关政策，加大技术投入，提高企业数智化参与度，还要与企业整体发展水平和ESG实践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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