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经济发展带和生态屏障，流域内资源型城市在发展中需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面临着双重挑战。基于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及生态转型实践，文章归纳并构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的“挑战—对策—措施”分析框架，该框架揭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面临着日趋严峻的环境污染、生态修复困难、高碳模式锁定等现实挑战。分析框架通过环境污染系统治理、生态系统功能协同提升、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构建等策略推进城市生态转型，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向生态城市转型提供借鉴。

　　关键词：生态转型；问题挑战；对策研究

　　引言

　　城市生态转型是兼顾经济、环境和社会三维度的系统转型，包含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生态理念嵌入［1-2］。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带和生态屏障，一方面，黄河流域煤炭、石油、有色金属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在全国生态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又属于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面积近三分之一，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巨大。基于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的实践考察，归纳出流域内城市生态转型的对策与措施：着力系统治理环境污染、协同提升生态系统功能、综合构建绿色低碳经济体系。

　　一、现实挑战

　　黄河流域内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虽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其生态转型面临多重挑战，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导致生态承载力持续承压，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深层矛盾尚未有效破解。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经济走廊，当前流域内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环境污染严重、生态修复缓慢、高碳发展模式锁定等。

　　（一）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治理面临多维度挑战，其复杂性源于生态系统脆弱性与人类活动叠加效应。流域内产业结构偏重特征显著，能源化工、冶金等高污染行业沿干支流密集分布，导致工业废水、危险废物及持久性污染物持续输入水体，部分支流水质恶化问题突出。农业面源污染因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及畜禽养殖扩张而加剧，叠加雨季地表径流冲刷，形成面源污染扩散风险。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建设滞后，管网渗漏与溢流现象普遍，旱季污染物蓄积、汛期集中排放的“零存整取”模式进一步加重水体负荷。生态流量不足与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自净能力衰减，河道断流频发与湿地萎缩削弱了水生态系统调节功能，加剧污染累积效应。治理体系层面，跨区域协同机制尚未完善，上下游生态补偿与责任分担规则缺位，环境监管存在盲区，历史遗留矿山污染与新兴污染物管控难度叠加。

　　（二）生态修复缓慢

　　城市扩张引发“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重叠：河道硬化、湿地填埋等工程压缩了生态缓冲带，工业用地与居住区向生态敏感区渗透，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随着流域内湿地面积的减少，水土保持功能下降明显，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面临“临界点”风险。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生态本底脆弱性源于自然禀赋局限性与人类活动强度的深度耦合，其复杂性体现在生态系统的结构失衡与功能退化双重困境。流域内资源型城市依托能源、有色冶炼等产业，长期重工业化路径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污染累积，形成“开发—破坏—修复滞后”的恶性循环。自然条件层面，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主导的降水稀少与蒸发强烈加剧水资源短缺，基岩裸露区与黄土堆积区广泛分布，土壤抗侵蚀能力薄弱，加剧水土流失与土地沙化风险。地质构造活动频繁区域易发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破坏地表植被与土壤结构，削弱生态系统稳定性。人类活动层面，资源开采形成的矿坑、尾矿库及工业废水排放，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与地下水系统破坏，而城市扩张与农业开垦挤占生态空间，形成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的冲突。生态修复层面，传统治理模式侧重单一要素恢复，缺乏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思维，植被重建与土壤改良工程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应对复合型生态退化问题。

　　（三）高碳发展模式路径依赖

　　黄河流域内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基础是资源型产业，如能源、化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型难度大。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增长优先”的政绩导向下，重经济指标，轻生态投入，环保财政支出占比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导致治理资金不足，绿色技术创新滞后；另一方面，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导致绿色转型的阻力加大，流域内部分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有色冶炼与加工等高碳产业，GDP增长与污染物排放的强关联性尚未根本扭转。同时，中小企业治污成本高、绿色技术获取难，导致“散乱污”企业反弹压力大，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缓慢。

　　二、主要对策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应坚持践行两山理论，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系统推进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经济低碳转型，将降碳减污与扩绿增效有机结合，打造流域生态城市新标杆。主要对策包括：系统治理环境污染、协同提升生态系统功能、综合构建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本文基于流域内资源型城市转型实践考察，构建了“挑战—对策—措施”分析模型，见图1。

　　（一）系统治理环境污染

　　深化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强化污染源头系统治理能力。坚持三污统筹，以制度和法治保障生态安全，系统打赢空气、水体与土壤污染防治保卫战，提升环境质量。聚焦空气质量提升、水体功能恢复、土壤安全保障三大标志性战役，实施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工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构建全要素环境治理新格局。

　　1.构建大气多污染物防控体系

　　构建多污染物协同防控体系，着力破解PM2.5与臭氧复合污染难题，力争消除重污染天气。实施城市扬尘智慧监管，强化机动车排放检验及油气回收全过程管理。建立污染源全周期管控机制，完善区域联防联控网络。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淘汰热电联产覆盖区低效燃煤设施，推动工业炉窑燃料清洁化转型及农村生活燃料升级，在钢铁等高排放产业推广深度减排技术应用，开展重点行业全链条污染管控。加强跨部门联合执法，严格移动源排放与油品质量监管。构建扬尘立体化防控体系，推行秸秆综合利用与农业氨减排示范。集中整治餐饮油烟扰民及噪声污染。完善重点行业能效动态评价体系，构建标准化应急减排协同机制，增强突发环境风险应对能力。

　　2.深化水生态环境系统治理

　　深化水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统筹推进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提质、水生态修复三大工程。重点实施水源工程升级与灌区现代化改造，强化流域水资源统筹调度。推进水生态修复，构建智慧河流监测网络，完善雨污分流管网及排水提质工程。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与生态回补，开展农村水系连通整治，构建生态水网。聚焦黄河一级支流保护，推进河流系统治理，建立“三水统筹”模式。严格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严控危化品运输风险，整治入河排污口，建设化工园区污水零直排工程。深化河湖长制，健全黑臭水体防治机制，实施流域生态流量智慧管控。创新水生态健康评估体系，加强水生境监测网络建设。推广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技术，建设水源涵养林草带，形成生态缓冲体系。

　　3.强化土壤污染管控与修复

　　强化土壤污染管控修复，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及白色污染治理，严格源头防控。常态化排查重点行业污染地块，规范危废医废处置体系。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严查农业固废乱堆、畜禽与水产养殖废水乱排。深化农用地分类管理与监测，动态调整耕地质量类别，落实污染预警制度。强化建设用地污染名录管理，严控“一住两公”用地环境风险。加强在产企业、化工园区污染源头防控，分阶段整治农用地重金属污染。从严规划农药、化工等重度污染地块用途，推动大型污染场地修复。

　　（二）协同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统筹解决水土流失、生态修复、湿地保护、土地综合整治等问题，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协同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1.实施一体化保护与修复

　　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治理，统筹生态保护与修复，逐步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建立基于地域、要素和主体的多层级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护补偿体系，对重要水源地、重点水土流失防治区、受损支流及河湖进行生态保护补偿，完善公益林差异化补偿、农业生态治理补贴、耕地保护补偿、沙化土地生态补偿等机制。优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技术体系，整合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方式，对受损的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应严格减少人为活动；对水土流失、石漠化等轻度生态退化问题，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对受损严重的生态系统，应人工修复为主，自然恢复为辅。加强人工修复工程建设，实施沿黄流域国土绿化与森林可持续经营，加大天然林保护修复、退耕还林还草等保护与修复工程；加强黄河干支流及流域内河湖湿地保护与修复，启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增强黄河干支流流域生态功能，协同治理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区域，推进矿区生态重构；系统评估碳汇资源本底，统筹生态修复与增汇潜力，增强碳汇能力，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2.综合治理地下水超采

　　推进河流生态基流保障工程，建立动态水量调度机制，优化流域与区域水资源配置体系。推进灌区水利设施节水改造，提高节水灌溉面积比例，严格控制农灌面积发展，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推广智能计量与高效输水技术，提升灌溉系统节水效能，减少超采区农业用水量。推动工业节约用水，提高工业用水效率，降低城镇输水管网损耗，推广工业节水改造，合理控制城镇及产业规模，严控高耗水产业比例。提高非地下水源利用比例，充分利用地表水，在保证河湖生态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外调水，实施水源置换，减少地下水超采量。严格地下水超采区开采管控，划定限采红线，明确地下水管控指标，完善数字化监测体系，优化取水许可审批，实施生态回补工程促进采补平衡，协同推进取水量削减与水位恢复。

　　3.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发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将其界定为生命体与环境构成的动态系统及其生态互动关系的总和，涵盖宏观生态系统结构、中观物种群落组成及微观遗传单元多样性3个不同尺度。健全黄河流域就地保护机制，形成以国家公园为核心、自然保护区为支撑、自然公园网络为辅助的系统性生态空间架构，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将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脆弱区域划入红线内严格保护，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保护重要物种栖息地，维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优化迁地保护体系，开展重点山区、重要湿地生物本底调查与动态评估，综合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提升栖息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网络建设水平，构建覆盖山地-平原-湿地的森林公园、植物园、野生动物繁育基地及种质资源库和物种基因库体系；建设数字化辅助体系，建立野生动植物数字化监测救护机制，建立珍稀物种数字化档案，建设战略生物资源收集收藏平台，加大重要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存和利用。

　　4.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枢纽，需协同政府、市场及社会力量，通过市场化路径与制度性安排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经济收益，常见策略包括污染者付费、受益者付费、结构调整和能力建设［3］。按照资金来源，生产产品价值实现付费模式又可细分为公众付费、公益组织付费、政府付费和多元付费［4］。生态产品转化策略呈现制度性分异：纯公共物品由行政主体主导，私益性产品适用市场机制配置，准公共产品则需构建公共部门与市场主体激励兼容的协同治理框架，具体实现路径可分为生态修复价值提升、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资源市场化交易、生态补偿利益循环［5］。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体策略包括：建立自然资源产权界定与登记制度体系，推进资产确权制度改革；实施生态系统服务（ESS）本底调查，建立清单化识别、边际定价及总值核算系统方案；探索多中心治理下的价值转化路径，推动核算结果融入政策决策；创新湿地森林等生态补偿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市场交易机制，培育生态产品市场化主体，塑造区域气候韧性品牌资本；规范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与价值匹配，并完善生态产品认证体系；推动生态权益有偿使用，完善排污权、碳排放权、水权等市场化体系建设，并建设相应的数字化交易平台；通过绿色金融、绿色税收赋能生态产业化发展，推进试点示范，形成“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特色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三）综合构建绿色低碳经济体系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从根源破解生态环境治理难题，系统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综合构建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现代经济体系。通过文化引领、产业升级、能源重构、资源循环、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推广、多元治理体系优化等，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体系。

　　1.培育生态文化

　　构建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体系，立足华夏文明之根与黄河文化核心，推动传统生态文化创新转化。支持生态文艺创作，打造精品力作，依托博物馆、科教馆等载体，展示区域生态转型实践。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开展全民环保行动，推行简约适度生活方式，培育绿色新风尚。分层开展党政机关、企业、社区等环保宣教，提升公众生态意识。利用世界环境日等节点组织公益活动，引导居民向环保生活转型。通过环保讲座、主题展览等形式强化科普教育，建立绿色生活信息平台，集成低碳知识库与案例库，构建社会共治宣传矩阵。探索“生态+文旅”融合模式，开发绿色消费场景，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生态文化共建机制。

　　2.发展绿色产业体系

　　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一是控制高碳产业发展，从供需两端入手，落实好能耗双控措施，严格控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通过“准入管控—过程监管—末端退出”的全流程动态管控体系，推动传统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绿色转型，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装备，推进工艺流程绿色改造，提高资源环境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和生产工艺，精准施策严控高碳产业无序发展。二是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突破点，推进制造业四化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实施“六新”驱动工程（技术融合创新、模式创新提质、产业链重构、空间布局优化、品牌价值提升、产业生态重塑），加速传统产业与新兴领域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三是培育绿色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绿色产业链和生态集群，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绿色能源、循环经济七大领域，打造一批绿色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积极鼓励绿色低碳导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发展。

　　3.建立绿色能源体系

　　一是推动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深入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推进散煤替代。推进现有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通过绿色化、数字化升级，提高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二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基于区域特有的资源禀赋，推动风电、水电、光伏发电、氢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一体化开发和利用，建立新兴能源储能基地，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的新型能源网络。

　　4.建设资源循环体系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加强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大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根据产业特点和企业资源禀赋，推广循环经济模式。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实现废弃物精细管理、有效回收、高效利用［6-7］。发力建设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废弃物资源化和再利用水平，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5.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健全绿色产品标准认证体系，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优化城市公交与慢行交通体系，推广绿色出行。构建粮食全链条减损机制，倡导节水节电，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实现城乡垃圾分类全覆盖。推进绿色消费模式，通过补贴、积分奖励引导采购绿色产品。建设社区低碳设施，完善绿色交通体系。量化个人碳足迹并纳入信用激励，培育全民低碳自觉。探索“低碳社区+碳普惠”联动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可持续低碳转型路径。

　　6.完善多元绿色治理体系

　　联动行业协会、群团组织推动企业低碳转型。扩大生态志愿服务队伍，构建环境监督举报闭环机制，推行“碳普惠”公众参与模式。开放环保设施，强化生态宣教服务。完善节能管理制度，推行绿色办公与采购，创建节约型机关。压实企业环保责任，淘汰落后产能，推行绿色生产。引导公众参与生态保护，发展环保志愿项目，将环保纳入村规民约，形成政府监管、企业履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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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晓龙，程会强，郑华，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工具探究［J］，生态学报，2019，39（23）：8746-8754.

　　［4］高晓龙，林亦晴，徐卫华，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20，40（1）：24-33.

　　［5］贺正齐，黄德春.生态文明视域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路径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24（6）：94-102.

　　［6］李俊夫，李晓云.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前因、路径与策略——基于碳中和视角的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23（5）：124-132.

　　［7］李俊夫.双碳背景下循环经济发展的机遇、挑战与策略［J］.现代管理科学，2022（4）：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