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注册制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分红监管日趋严格,投资者回报意识不断增强,高派现股利逐渐成为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考虑移速。以格力电器为研究对象,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财务弹性理论,系统探讨格力电器持续实施高派现股利政策的动因及经济绩效。在动因方面,研究发现格力电器凭借充裕的自由现金流、稳健的资本结构和较低的债务水平,具备良好的财务弹性基础;同时,市场化股权结构、监管政策引导与投资者偏好共同推动其高派现行为的持续性。在经济绩效方面,从财务与非财务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财务方面,尽管高派现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投资者回报与市场认可度,但也引发了偿债能力下降、营运效率趋弱及成长性减缓等潜在风险;非财务方面,格力电器股票短期市场反应积极,股价普遍呈现超额收益,长期则体现为公司价值阶段性波动。研究表明,适度的高派现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和提升公司形象,但若脱离企业财务实际则可能损害其长期发展能力。最终,提出企业应在分红与再投资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机制,科学制定股利政策,以期实现财务稳健与价值增长的协同目标。

　　关键词:格力电器;高派现政策;动因;绩效

　　0引言

　　股利政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关乎企业利润分配、资金运用及股东回报机制,直接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深化改革,监管机制日趋完善,企业的分红行为也逐渐成为监管部门、投资者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高派现股利政策,即企业向股东支付高额现金股利的行为,不仅反映公司财务稳健、经营规范,也传递出企业对投资者回报的积极意愿。张继德等[1]的研究表明,企业派现等行为会提高普通投资者的关注度,影响股票短期和长期的市场流动性和股价表现,表明企业股利政策对市场具有潜在重要影响。然而,在A股市场快速扩容、公司数量激增的背景下,分红机制尚存在诸多问题,如部分企业长期“零分红”,部分企业超能力派现,整体派现比率不稳定,分红形式单一等。尽管监管机构近年来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强化对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引导与约束,但企业在实践中仍面临多重压力与决策困境。因此,深入探讨高派现股利政策的动因、实施基础与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白色家电行业中典型代表企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器”)为研究对象,从财务弹性视角出发,结合其多年来高比例现金分红的实践特征,系统分析其高派现政策的内在动因、财务基础与经济绩效。格力电器自1996年上市以来,累计实施了26次现金分红,累计分红金额超1 363亿元,平均分红率接近50%,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在市场上树立了“高派现”标杆形象。其长期坚持现金分红为主的股利分配策略,不仅稳定了市场预期,也增强了投资者信心。本文将围绕格力电器的财务状况、股权结构及政策环境等维度,运用案例分析、对比分析与财务数据解读等方法,探讨其高派现政策的形成逻辑、市场反应与经济后果,为高质量股利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实证支持。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拓展了财务弹性理论在股利政策研究中的应用边界,通过将企业自由现金流、负债能力与融资弹性等要素与分红行为相结合,揭示其在股利政策制定中的关键作用。在实务层面,本文通过典型企业案例深入剖析了“高派现—稳回报”策略背后的逻辑机理,为上市公司根据自身财务状况灵活制定科学的分红策略提供了实践参考。同时,研究结果可为监管机构完善相关政策设计、引导上市公司规范分红行为提供依据,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与资源有效配置,兼具理论探索与现实指导价值。

　　1概念、理论和文献

　　1.1主要概念

　　1.1.1高派现政策

　　高派现政策是指企业在利润分配过程中,以较高比例将可分配利润以现金形式回馈股东的一种股利分配策略。该政策通常体现为较高的每股现金分红水平、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或现金分红金额超过一定的盈利水平。尽管目前学界尚未就高派现的标准达成统一共识,但普遍存在3种衡量方式:一是每股现金分红金额不低于0.3元;二是股利支付率高于60%;三是每股分红额超过每股收益或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高派现行为不仅体现了企业履行股东回报义务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财务稳健程度、信息透明度和治理水平。与此同时,高派现政策可能受到企业自由现金流状况、监管政策及市场预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较强的信号传递与资本市场响应效应。

　　1.1.2经济绩效

　　经济绩效是衡量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资源配置与经营管理活动所带来的经济产出和资本回报的核心指标,涵盖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效率及价值创造等多个维度。常用的财务衡量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率、资产回报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及每股收益等。这些指标不仅反映了企业内部运营效率的优劣,也体现了企业实现经营目标的能力,是投资者判断公司治理水平与未来成长潜力的重要参考依据。特别是在分析企业股利政策时,经济绩效为评估高派现行为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市场表现的影响提供了实证基础。

　　1.1.3财务弹性

　　财务弹性作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与把握投资机会的关键能力。其核心在于企业通过维持较低的财务杠杆或充足的自由现金流,实现资金调配与资本结构调整的灵活性,以提升抗风险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从资本结构的角度,财务弹性反映了企业灵活应对市场变化时债务与股权结构的调整能力,常用的衡量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资本负债率与未使用举债能力;而从运营资本管理的角度,则表现为企业对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有效管理,确保在面临资金压力或投资机会时仍具备迅速调配资金的能力,具体可通过现金流相关指标进行评估。

　　1.2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信号传递理论为指导,结合企业经济绩效与财务弹性的分析,系统评估公司经营状况与股利政策的合理性。信号传递理论(Signalling Theory)由Lintner[2]提出,其核心观点认为企业管理层及大股东相较于中小投资者在获取企业内部信息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在公司日常经营与决策过程中,中小投资者由于难以直接参与,公司通过分红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行为,便成为对外传递经营状况和财务稳健性的重要手段。通过分析分红情况,中小投资者可以间接评估企业的运行状况,并据此调整自身的投资策略,这一过程也进一步对企业股价形成反馈作用。作为分红政策的重要形式,派现分红具体体现了信号传递理论的基本逻辑。企业通过稳定或较高比例的分红行为,向资本市场释放其过去经营绩效优良的积极信号,从而增强信息透明度与投资者信心。然而,若分红金额超出企业合理财务承受范围,则可能引发市场对其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质疑,进而对股价产生消极影响。

　　1.3文献综述

　　杨丰强等[3]指出,全面注册制背景下A股退市机制加速市场出清,退市企业将呈现常态化、市场化趋势,亟须构建系统化的风险识别与防范体系。在此背景下,企业面临更高的财务稳健性要求,推动学界对财务弹性与股利政策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从而为理解高派现股利行为背后的风险控制逻辑与战略动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整体看,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3个方面:财务弹性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财务弹性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以及股利政策的动因与经济后果。

　　1.3.1关于财务弹性方面研究

　　在财务弹性研究方面,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过往的研究从资本结构、融资能力、市场环境等维度出发,提出了多样化的理解路径。DeAngelo等[4]认为,财务弹性来源于企业未使用的举债能力与内部资金储备,强调其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应对作用。Graham和Harvey[5]则指出,企业通过维持较低负债水平增强未来融资空间,以提高灵活应变能力。国内学者如葛家澍和占美松[6]与马春爱[7]也分别从现金流管理与融资冗余协同的角度出发,强调了现金储备、债务能力与融资渠道对财务弹性的支撑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生命周期、治理结构、社会资本及宏观经济环境等均会对财务弹性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1.3.2财务弹性和现金股利关系

　　关于财务弹性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国外学术界呈现两种典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强财务弹性有助于企业稳定分红并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如Lie[8]指出现金股利可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融资效率;另一观点则主张减少现金分红以维持资金灵活性,如Mar-chica和Mura[9]认为保留利润能提升企业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国内对财务弹性与现金股利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但如杜晶和郭旭[10]、晋盛武等[11]从生命周期与弹性维度出发,发现财务弹性确实在不同阶段影响股利行为,且正向作用在经济上行期更为显著。张继德和胡月[12]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财务面临诸如经济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等多重挑战,这对企业如何在股利分配与财务弹性之间实现有效平衡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对疫情期间企业绩效的研究,张继德等[13]还发现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企业高派现等政策在经济波动期加剧了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

　　1.3.3关于股利政策动因和后果

　　在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公司盈利能力与股利支付水平正相关。Lintner[2]首次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企业盈利对股利政策的积极推动作用,随后学者们又从负债水平、股权结构、内部控制及监管政策等方面进行扩展。其中,Shleifer和Vishny[14]指出,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分红意愿越强。张继德[15]发现,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与企业财务决策紧密相关,高效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能够帮助企业在股利政策等方面做出合理决策。张继德和姜鹏[16],张继德和陈昌彧[17]和温薇和张启文[18]通过研究进一步证明“一股独大”结构可能引发企业做出不合理决策。

　　在股利政策的经济后果方面,研究集中于市场反应与企业价值两大维度。Lang和Litzenberger[19]提出,现金股利变动对股价具有信号作用;Kumar[20]进一步指出,高派现行为可提升公司估值。然而,部分研究也显示负面效应,尤其在分红过高、削弱再投资能力的情境下,可能抑制企业长期价值增长。此外,国内研究多集中于短期股价反应与盈利水平关联,对分红政策的长期绩效分析相对不足。如张继德等[21]发现企业的业绩承诺若未能实现,将加剧财务风险,而承诺实现后的过度乐观则可能导致非理性融资,加大企业杠杆率,诱发金融风险。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财务弹性与股利政策方面已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财务弹性与高派现行为之间的系统性研究尚不充分,尤其缺乏对企业微观实践的案例分析;②多数学术成果基于大样本实证,缺乏对特定行业或企业的深入剖析。因此,本文选取白色家电行业典型企业格力电器为案例,立足其财务弹性基础,系统探讨其高派现政策的动因与绩效,旨在弥补当前研究的局限,并为企业分红策略与资本管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格力电器高派现的现状和问题

　　2.1格力电器基本情况

　　格力电器前身为珠海经济特区工业发展总公司,1991年在珠海市政府主导下整合冠雄塑胶与海利空调成立,1996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0651。格力电器以空调业务为核心,逐步发展为涵盖家用消费品和工业装备(两大领域的多元化、科技型全球工业集团。格力产品已服务全球超6亿消费者,销售网络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家用空调连续13年全球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根据2024年度财务报告,格力电器实现营业总收入1 900.38亿元,较上一年度略有下降,但公司仍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全年实现净利润323.11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利润总额为368.96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5.83元/股,同比增长11.69%。其中,消费电器继续作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总营收的78.54%。家用空调线上零售额份额为25.40%,位居行业第一,中央空调业务实现市场占有率连续13年位居首位,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白色家电行业中的领导地位。格力电器2015—2024年主要财务数据见表1。

　　2015—2024年期间,格力电器总资产由1 616.98亿元增加至3680.54亿元,资产负债率从70.00%优化至61.50%。利润总额和净利润总体呈增长趋势,2024年净利润达到323.11亿元,再次刷新公司历史最高纪录。良好的财务基础为其持续实施高派现股利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撑。自1996年上市至今,格力电器累计实施了31次现金分红,累计分红总额达1 252.98亿元,在所有A股上市公司中排名第21位,展现出慷慨回报股东传统。2024年,格力积极响应监管政策,率先实行半年度分红,通过股份回购增强股东回报,总金额超过50亿元,显示出对政策变化的敏锐洞察与快速执行力。

　　在股权结构方面,格力电器经历了由高度集中的国有控股向市场化、分散化结构的转型。格力电器股权结构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珠海格力集团原持股比例由成立初期的60%逐步下降至2023年的3.46%。目前,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最大股东,持股16.11%,公司已进入“无实际控制人”阶段,股权结构高度市场化,反映了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融合的成果。

　　2.2格力电器高派现情况

　　自1996年上市以来,格力电器的股利分配政策经历了由探索到成熟、由波动到稳定的演变过程,逐步形成了以高比例现金分红为核心的股利分配特征。上市至今29年间,格力共实施了26次现金分红、1次送红股及6次股票转增,累计现金分红金额超过1 200亿元,这一分红策略不仅巩固了公司在投资者中的良好形象,也有效支撑了其在资本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被业界誉为“现金奶牛”。格力电器历年股利分配情况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格力电器早期(1996—2005年)股利支付率存在一定波动。1996年上市首年分红率高达80.65%,但由于次年处于快速扩张阶段而暂停分红。此后至2005年间,股利支付率大致维持在40%

-63%之间,其间2006年再度出现0分红,主要因资本性支出需求较大。2008年以后,尽管支付率有所波动,但现金分红总额持续增长,反映出公司盈利能力与市场地位的稳步提升。

　　同时,格力电器积极采用混合股利分配策略,结合现金分红、股票送转等方式。格力分别在1999年、2005年、2007年、2008年及2014年多次进行股票转增,并于2009年提出每10股送5股并派5元现金的方案。这种混合策略有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资本市场认知度,并优化资本结构,平衡公司发展与股东回报。自2010年起,格力电器的股利分配政策趋于稳定,现金分红力度显著加大。2011—2024年期间,公司几乎每年都实施了现金分红,且分红总额和股利支付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2012年每10股派10元现金红利,股利支付率达40.76%;至2020年,每10股现金分红提升至30元,股利支付率达到78.91%。这一持续高比例现金分红政策,体现了格力电器强大的盈利能力、稳健的财务状况,以及对股东持续回报的高度重视。

　　2.3格力电器高派现存在问题

　　尽管格力电器自上市以来长期坚持高比例现金分红策略,并以稳健回报赢得了市场广泛认可,但在高派现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存在分红方式较为单一、股利支付波动较大及局部时期超能力派现的问题。

　　首先,格力电器在股利分配方式上过于依赖现金股利,分红形式相对单一。自1996年上市以来,公司累计实施了26次现金分红,远远多于6次股本转增和一次股票股利发放。虽然在部分年份公司也采用了混合股利策略,将现金分红与股票送转结合使用,但总体来看,现金分红始终是格力电器的主要分配方式,其他形式的分红手段则处于辅助地位。这种以现金分红为主导的策略在提升股东回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灵活调整资本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

　　其次,虽然格力电器在白色家电行业及A股市场中长期维持了高于平均水平的股利支付率(平均水平达到48.1%),但其股利支付率的波动性特征依然明显。历史数据显示,格力电器的分红政策存在较大的起伏变化,例如在2017年,公司在实现净利润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意外选择不进行现金分红或股票转增,这一决定打破了市场对其稳定分红的预期。而到了2020年,公司的股利支付率则跃升至超过100%。这种剧烈的波动不仅加大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出格力在分红决策过程中受到短期经营环境变化、资本性支出需求等因素的较大影响,削弱了股利政策的连贯性和可预期性。

　　最后,格力电器在部分年份出现了派现水平偏高甚至超能力派现的现象。根据本文对高派现与超能力派现的界定标准,当每股现金分红达到或超过0.3元时为高派现,而当分红额超过每股收益水平时则被界定为超能力派现。分析格力电器2009—2024年的股利分配情况发现,公司在16年中共实施了16次高派现,其中在2020年出现了一次超能力派现,彼时每股现金分红超出了实际每股收益。这种超越盈利能力的高强度分红虽短期内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但若频繁出现,可能侵蚀企业的内部资本积累,影响未来的投资能力与持续发展潜力,增加财务风险。

　　3格力电器高派现的动因

　　格力电器持续实施高派现股利政策,其背后体现出多重内在动因,尤其是其高度的财务弹性为高额现金分红提供了坚实基础。本文将格力电器的财务数据与同行企业海尔智家进行比较,分析格力电器高派现的动因。相关指标对比见表4。

　　1.充裕的现金流构成了实施高派现政策的重要前提

　　格力电器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其净资产收益率在2015—2024年间始终优于同行企业海尔智家,在行业波动的环境下仍能保持相对领先。这不仅得益于公司高效的成本控制和稳定的经营策略,也反映出其较强的资本使用效率。此外,从净利润率来看,格力电器在2018年达到10.50%的高点,即使在2022年有所回落,其平均利润率仍高于海尔智家。稳定而优异的盈利能力为企业带来了充裕的自由现金流,增强了股利支付的可持续性。进一步分析流动比率数据,格力电器整体上始终维持在1以上的健康水平,体现出良好的短期偿债能力,远优于海尔智家同期水平。此外,格力推行轻资产战略,其2022年固定资产占比仅为11.6%,显著低于制造业20%的行业均值,有效释放了运营资金,进一步强化了其分红能力。综上所述,卓越的盈利能力、稳健的财务结构与充裕的现金流,成为格力电器高派现政策的坚实基础。白色家电主要企业融资成本对比数据见表5。

　　2.高派现有助于格力电器向市场传递财务稳健、风险较低的积极信号,进而显著优化其融资成本

　　在连续维持高分红比率的背景下,格力电器的信用评级长期维持在AAA级。具体融资成本数据亦佐证了其优势:2022年公司发行3年期债券的成本仅为2.88%,显著低于同期海尔智家的3.15%(见前面表5)。低融资成本一方面增强了其资本运作能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市场对其财务稳定性的充分认可。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分红与融资之间,格力电器展现出强大的内生资金覆盖能力。2019—2022年间,其累计自由现金流达到1246亿元,派现总额为772亿元,仍保留大量现金用于投资支出,使其资产负债率始终保持在60%—65%的稳健区间,避免了对外部融资的过度依赖。在此期间,公司仅进行过一次可转债融资,表明其在资金运作上极为审慎,资本结构亦因此保持稳健。

　　3.监管政策的引导亦是推动格力高派现行为的重要外部动因

　　自2008年和2013年国务院及证监会相继出台《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两个强制与半强制性现金分红政策以来,格力电器的分红总额大幅提升,充分体现其对政策导向的快速响应。2023年,监管规则被进一步细化与优化,对高派现行为提出了更多信息披露与约束要求,而格力凭借自身稳定的财务状况,依然实现了45.29%的股利支付率,持续在行业中保持领先。此外,公司还积极响应中期分红倡导,自2020年起连续4年实施中期现金派发,有效增强了投资者对其财务表现的信心。

　　从理论视角看,格力电器的高派现政策体现了信号传递理论。公司通过长期稳定的高额分红传递出其盈利能力强、抗风险能力高的正面信号,同时积极迎合了A股市场中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股东结构对现金流回报的偏好。格力年均派现超过50亿元,不仅满足了中小投资者对现金收益的期待,也提高了社保等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意愿,进而稳固了公司股东基础并提升市值稳定性。

　　4.公司股权结构与管理层的协同配合也为高派现政策的持续执行提供了治理保障

　　自股权分置改革后,格力股权分散、控股权制衡明显,在此背景下,高额现金分红既满足了机构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也有效约束了管理层潜在的过度投资冲动。在2019年高瓴资本战略入股后,公司分红率再创新高,进一步表明资本市场主体对高派现政策的支持与偏好。因此,格力电器在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了以高财务弹性为基础、以高派现政策为核心的稳定财务治理逻辑,为资本市场树立了良好的治理样本。

　　4格力电器高派现绩效

　　4.1财务绩效

　　为全面评估格力电器高派现股利政策的经济后果,本文从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及成长能力3个维度对其财务绩效进行系统分析,并结合白色家电行业平均水平及海尔智家作为行业标杆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对比。

　　1.短期偿债能力

　　格力电器与白色家电行业短期偿债能力对比见表6。

　　从偿债能力来看,格力电器的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在2015—2024年大多数年份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体现出良好的短期偿债能力。2018年之后,格力电器流动比率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尤其在2021年、2022年表现突出,体现其短期财务稳健性增强。格力电器速动比率总体在0.93~1.17之间,基本保持在大于等于1的稳健区间。尤其2020年其流动比率为1.35,显著高于行业均值1.09,其速动比率为1.17,也远高于行业的0.97。在经历了2021年前后的波动后,其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逐步回升,显示出较强的财务韧性。这也为其持续实施高派现股利政策提供了短期资金保障,体现出其经营稳定性与财务健康状况的良性循环。这也说明在面对高额现金分红的压力下,格力仍具备相对稳定的流动资产结构。

　　2.长期期偿债能力

　　格力电器与白色家电行业长期期偿债能力对比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在长期偿债能力方面,产权比率的变化反映了公司财务杠杆的调整。格力电器在2015至2020年间产权比率逐年下降,至2020年仅为1.41,远低于行业同期的3.24,表明其资本结构稳健,负债水平合理。但自2021年起,该比率开始上升至2.62,接近行业均值,暗示高额派现可能使企业依赖更多外部融资以填补资金缺口,长期偿债能力稳定性有所下降。

　　3.营运能力

　　格力电器与白色家电行业营运能力对比见表8,格力电器与白色家电行业营运能力对比见表9。

　　在营运能力方面,格力电器近年来出现效率分化和下降趋势。应收账款周转率从2014年的61.08次大幅降至2023年的13.19次,虽然仍高于行业平均,但下降幅度明显。存货周转率方面亦出现类似趋势,2023年降至4.00次,低于行业均值7.71次,表明库存管理效率减弱,资金周转压力增加。总资产周转率长期低于行业水平,例如2023年为0.74次,而行业为1.18次,显示其整体资产利用效率有待提升。高派现可能限制了企业对固定资产更新及运营资金的投入,从而影响了周转效率和营运灵活性。

　　4.成长能力

　　从成长能力看,格力电器近年来业绩波动较大。2015年、2019年和2020年净利润同比均为负增长,营业收入增长亦呈现剧烈起伏,2020年收入下降近15%。相较之下,海尔智家同期表现更稳健。尽管格力在部分年份如2017年、2023年实现了高增长,但整体来看,其内生增长能力与盈利持续性仍存在不足,尤其是在研发投入和新业务拓展方面,高派现可能挤压了战略投资空间。此外,每股收益增长虽表现良好,但净资产收益率波动幅度较大,表明高派现对资本回报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

　　综上所述,格力电器的高派现政策在短期内提升了股东收益与资本市场认可度,但也带来了现金储备紧张、偿债压力上升、营运效率下降及成长能力减弱等负面影响。在保持合理股东回报的同时,格力应进一步优化派现节奏,增强财务弹性,平衡资本开支与分红,确保企业实现长期稳健发展。

　　4.2非财务绩效

　　除财务指标外,格力电器高派现股利政策还在非财务维度上产生了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反应与公司价值两个层面,这些表现从更广义上构成了企业绩效评价的重要补充维度,反映了企业战略决策对外部投资者预期与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间接反馈。

　　从长期市场表现来看,格力电器股价走势与沪深300指数高度相关,表现出一定的市场趋同性(见图1),说明其长期股价并不完全由股利政策决定,而是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发展以及公司治理等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在2014—2023年间,尽管格力电器经历了两次明显的股价回调,但均能迅速恢复,且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年化收益率长期处于稳定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派现政策对提升企业市场认可度、增强投资者信心具有一定贡献,但其边际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渐递减,表明单一依靠高派现并不足以支撑企业长期价值增长。

　　从公司价值角度出发,股利分配政策不仅连接企业盈利与股东回报,还在资本市场中承担着信号传递的功能,影响投资者对企业长期价值的评估。本文引入托宾Q值作为衡量公司价值的核心指标,以揭示格力电器在实施高派现政策过程中所体现的市场认同与价值波动。托宾Q值由Tobin[22]提出,计算公式为:(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价值+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账面价值,其中流通股市值通过“流通股数量×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托宾Q值是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之间的比率。当该值大于1时,表明市场预期企业资产未来盈利能力较强,公司具备较高的投资吸引力。格力电器自2015—2024年间的托宾Q值始终高于1(见表10),体现了其资产获得了市场溢价认可。尤其是在2015年、2016年与2020年,格力电器股利支付率超70%,托宾Q值高于1.5,显示高派现策略在当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积极回应。然而,从托宾Q值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2021—2023年间,随着公司财务压力上升、负债扩张以及跨界并购(如收购银隆新能源)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格力的托宾Q值从1.34逐步回落至1.18。同期其股利支付率由46.01%降至34.57%,两者呈现同步下行趋势,说明市场对其高派现行为的正向反映在逐步减弱。特别是在净利润下降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派现,可能被市场解读为企业缺乏长期发展动力的信号,从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格力电器的实践表明,高派现股利政策在财务基础稳健、盈利能力充足时可有效传递正面信号,提升企业价值。然而,当政策脱离企业财务承受能力时,可能引发市场对其战略稳健性的担忧。企业在制定分红政策时,应平衡短期回报与长期发展战略,通过理性派现维护资本市场的信心与公司价值的稳定。

　　综上所述,格力电器高派现股利政策在非财务绩效层面上,在长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估值和股东回报预期。然而,若公司股利政策未与其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协调统一,过度分红可能在非财务层面反映为市场质疑、估值下行及治理机制脆弱化等潜在隐患。因此,在高派现政策的持续推行过程中,格力电器应适时优化分红结构与节奏,强化政策透明度,避免信息误读,以实现资本市场层面绩效的持续改善与长期稳健。

　　5研究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财务弹性视角,以信号传递理论为指导理论,以格力电器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高派现股利政策的形成机制与经济绩效,研究发现:

　　(1)格力电器自上市以来长期维持高比例现金分红,形成以现金分红为核心的分红格局。然而,公司股利支付率波动较大,部分年度甚至出现“超能力派现”现象,引发市场对其财务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担忧,表明其分红政策在稳定性和前瞻性方面仍有优化空间。

　　(2)格力电器具备良好的财务弹性,这得益于稳健的资本结构、持续的盈利能力和充沛的自由现金流。公司维持较低负债率并长期持有大量现金,为持续实施高派现政策提供了稳固的内部支持。财务韧性不仅提升了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也增强了资本市场的信任。

　　(3)格力电器采取持续高派现策略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强劲的盈利能力、行业所处成熟阶段、监管政策鼓励、股东结构较为分散和治理层面对股东回报压力等。内外部动因共同作用,使高派现成为公司战略性选择,以稳定市场预期、优化融资环境、增强投资者信心。

　　(4)从经济绩效看,高派现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响应,有助于树立公司形象与提升股东回报。但长期来看,尽管托宾Q值表明格力电器在资本市场保持较高评价,过度派现亦可能削弱企业再投资能力,对偿债能力和成长潜力造成一定压制。因此,如何在高派现与战略发展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是公司未来治理中亟须应对的关键议题。

　　5.2实践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4点实践建议:

　　(1)企业应推动分红方式多元化,合理搭配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与回购等手段,以维护资金灵活性并满足不同股东诉求;科学设定分红水平,建立以盈利能力、现金流状况和企业发展阶段为基础的动态调整机制,避免财务弹性受损。

　　(2)投资者应理性看待高派现行为,综合企业财务数据与行业特征判断其可持续性,不应将分红高低作为唯一决策标准。

　　(3)监管部门应完善差异化分红监管标准与激励机制,推动“分红+回购”模式发展,提高制度灵活性与市场稳定性。

　　综上所述,股利政策不仅关涉股东回报,更是企业财务稳健与战略管理的桥梁工具。格力电器的实践为成熟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但也提醒我们,唯有在动态调整中实现精细化治理,才能实现企业价值与投资者利益的协同增长。

　　6结语

　　本文基于财务弹性视角,以格力电器为例,揭示了高派现股利政策的形成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表明,高派现政策依托于企业稳健的财务弹性,由内外部多重动因共同推动,短期内可提升市场信心与股东回报,但长期可能抑制再投资与成长潜力。格力电器的案例表明,企业需在分红与可持续发展间寻求动态平衡,推动股利政策精细化、多元化和机制化。这对企业优化治理、投资者理性决策及监管精准施策具有启示意义。股利政策不仅是回报股东的方式,更是企业财务战略与价值管理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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