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值新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数字化技术正在深度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及国际商贸格局。作为数字化手段与传统商务深度结合的产物，数字贸易已成为驱动全球商务增长的核心动力和各国争相布局的战略重点。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资料，全球数字商贸规模持续扩大，在国际商务中的占比稳步上升。

　　对我国来说，推进数字贸易发展既是顺应全球数字化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数字贸易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打开了新通道，也为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创造了机遇。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

　　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不完善

　　近年来，我国牢牢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各环节深度融合，助力商贸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国际贸易模式，大力发展电商产业，推动我国数字贸易稳步增长。2024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服务的进出口总额达4128.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5%。其中，出口规模约为2371.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4%；进口规模约为1771.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4%；实现贸易顺差600.0亿美元。我国数字贸易持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我国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带*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各类企业不断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推动国际化步伐提速，初步构建了全球化的数字贸易产业链供应链框架。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例，近年来该行业规模实现快速扩张，已成为促进数字贸易优质发展的关键引擎。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相关报告数据表明，2024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17.66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8%，相比2018年实现翻倍增长，增幅为100.2%。其中，出口类跨境电商交易总额13.71万亿元，同期增长3.9%，相较2018年增幅达92.8%。

　　截至2024年年末，全国跨境电商经营主体数量已超过12万家，出口业务覆盖范围基本遍及全球各国各地区，彰显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态势，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依然面临挑战。

　　关键数字技术自主可控力不足

　　中国在数字科技领域起步相对滞后，相较于欧美先进国家仍有差距，尤其在关键核心数字科技方面仍需依赖国外进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数字产业链的安全性，制约了产业的创新发展效率。芯片制造方面，尤其是先进制程芯片仍面临“卡脖子”困境，企业在供应链和产业链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国产替代方案的稳定性有待提升。根据最新数据，我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国产替代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寒武纪、华为昇腾等企业在AI芯片领域实现突破，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发展。

　　算法架构方面存在不足，人工智能生态中TensorFlow、PyTorch（主流的深度学习框架）等海外开源架构占据主导地位，国产架构的全球影响力相对有限。然而，我国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也展现出强劲势头，2024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已突破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云计算服务市场之一。同时，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产业互联网领域，我国企业正在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全面渗透，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在数字贸易法规的制定方面，中国在多边协商机制中的建议采用率较低，削弱了中国数字平台企业的竞争实力。区域协作呈现碎片化特征较为明显，东盟、非洲等区域的数字贸易法规尚未实现统一，中国企业需要应对“一国一策”的复杂监管环境。

　　数字服务贸易结构失衡

　　数字服务贸易的制度供给在培育与发展过程中仍显不足，支撑数字贸易创新的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数字贸易领域中，低附加值服务所占比重偏高，而在高附加值领域的竞争实力相对薄弱。企业在大数据、算力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推广运用方面面临诸多制约，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承受着较重的经营负担，在向高端化、智能化及绿色化方向转型时能力相对不足，难以有效进入欧美高端消费市场。

　　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在基础性研发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以软件服务为例，中国企业在全球云计算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依然不高，2024年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国内主要厂商在全球公有云市场中总计占据约6%的市场份额。在数字内容贸易方面，我国网络文学、数字游戏、短视频等文化产品通过数字平台实现“文化出海”，但整体市场布局仍需优化。

　　与此同时，因为对各国文化背景的深度研究尚显不足，致使数字内容的对外输出实力有限，根据《2024中国数字内容出海报告》数据，我国游戏、影视等文化产品的海外拓展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区域，在欧美市场的渗透程度依然较低。虽然2024年短剧等新兴内容类型在北美市场取得了一定突破，但总体市场布局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数字技术贸易方面，虽然我国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输出能力显著增强，但部分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仍面临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挑战。

　　网络安全与数据泄露风险加剧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与国际标准衔接存在障碍，核心信息出境需要经历安全评估及审批流程，制约了企业全球化经营效率。国际监管体系呈现壁垒态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数据流动方面存在政策分化，使我国企业承受多重规制约束。地域政策分化显著，东南亚各国实施信息本地化要求，印度尼西亚规定电子商务信息必须境内保存，促使企业重复构建数据基础设施，境外信息流动合规费用攀升，推高企业经营开支。

　　当前，全球数字贸易规模已突破数万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贸易经济体，在数据安全保护方面面临的挑战愈发突出。我国企业数字安全防护实力不足，中小型企业在境外信息加密、零信任体系等安全领域投资匮乏。据统计，我国超过25%的智能算力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相应的数据安全保护措施仍需进一步完善。

　　同时，部分企业在国外市场面临政策性限制。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方面，各国对数字贸易治理的侧重和诉求不同，短期内达成各国政策趋同、形成相似治理体系难以实现。这种监管差异不仅增加了企业合规成本，也加剧了数据泄露和网络安全风险。另外，我国数字经贸金融支持机制仍需完善，全球数字金融治理的发言权与影响力相对薄弱，境外金融服务产品种类有限，跨国支付流程复杂，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亟待提高。

　　提升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路径

　　健全全球化数字基础网络设施。数据作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同时是壮大数字贸易规模、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基础。数据质量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密切相关，对数据要素的流畅运转和高效运用产生重要影响。在国家层面上，需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规划布局，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前瞻性部署大数据、边缘计算、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基础设施，加速构建全国一体化、覆盖全球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深入实施“东数西算”战略工程，建立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融合的新型算力网络架构，在西部区域建设绿色数据中心集群，将东部区域产生的海量数据传送至西部区域开展存储与计算，提高网络承载效能，实现东西部算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与转化能力。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工业软件、芯片设计、隐私计算等关键技术瓶颈领域，强化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间的协同创新，构建完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机制，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加速推进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商业化进程，持续创新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提供高品质、高安全、高效能的产品与服务，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政策扶持，对研发投入比例超过10%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积极探索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持续激发企业创新动力。

　　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强化制度保障，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健全扶持数字商贸创新发展的政策框架，制定促进电子贸易发展的任务目录和扶持政策目录，统筹推进数字经贸各领域创新进步，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实力。积极促进技术革新，突出企业自主研发主体地位，强化独立创新攻关，不断增强AI智能、海量数据等前沿科技创新实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独立可控。大力推广运用海量数据、强算力、智能AI等新技术，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从数据宽度、技术精度等维度持续提高产品价值含量，为更多客户提供更前沿、更全面的信息化系统解决方案，让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登上世界舞台。

　　健全数据跨境流动安全体系。伴随数字经济与电子贸易快速发展，信息数据已成为提升电子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跨境数据流动也因此成为推动电子贸易不可替代的重要动力。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相关法规制度，完善跨境信息流动的标准规范，构建更加高效便民、安全有序的跨境数据流动机制，既有力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又有效支撑国际贸易发展。优化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建立信息分类分级管控标准体系，促进数据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可以将信息分为严禁出境、审批出境和自由出境三类，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信息实施严格管控，对跨境电商物流等一般信息简化流程，促进信息自由流动。

　　目前，我国数字贸易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自主可控、服务贸易结构、数据安全保障等方面仍存在结构性短板，这些短板制约了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我们通过系统分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构建了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四维路径框架，补短板、强弱项、破瓶颈、扬优势，塑造对外贸易发展新动能、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