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围绕数字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探讨，大多停留在“数字经济如何吸引FDI”或者“FDI如何推动东道国数字经济”的单向剖析。这些研究要么笼统评述全球数字领域FDI的宏观态势，要么单纯堆砌跨国数据，极少聚焦“双向协同”的微观逻辑，很难为中小经济体或特定领域的实践提供指引。

　　我们把数据要素流动与平台生态共建当作两个核心抓手。数字经济凭借这两个抓手，可以推动FDI从“单向资本输出”转化为“双向价值共创”；依托这两个抓手，FDI也能促使东道国数字经济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挖掘微观运行机理后，我们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创新观点，希望为中小经济体依靠FDI达成数字协同增长，提供精准的理论保障。

　　理论框架：聚焦“数据—平台”的双向协同逻辑

　　传统FDI理论以“资本+技术单向流动”为核心，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数据的非竞争性与平台的网络效应让“双向协同”拥有了新的载体。

　　平台生态是双向协同的“组织载体”。数字经济时代的FDI，早已脱离单个企业“单点投资”的模式，转向平台生态的“跨境复制与本土化适配”。一个完整的数字平台生态，包括“母国平台企业（提供技术架构）+东道国服务商+东道国用户”三方，三者并不是“主次从属”的关系，而是呈现“共生共荣”的状态：母国平台需要东道国服务商补充供给、用户提供数据；东道国服务商依赖平台的流量入口，用户则需要平台的便捷服务；FDI恰好成为搭建这种共生关系的桥梁。

　　数字经济与FDI的双向互动微观机制

　　第一重互动：数字经济通过“数据+平台”重塑FDI的价值逻辑

　　数据要素能够降低FDI的“决策与运营风险”。传统FDI的最大成本，源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决策偏差与运营不畅。就像某家电企业计划在东南亚建厂，得耗费好几个月调研当地的消费偏好、政策法规，稍微有点疏漏就可能造成产品积压。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从两个环节解决这一难题。投资前决策阶段，数据画像取代了经验判断。母国数字企业不用开展大规模实地调研，只需要通过东道国的公开数据与自有跨境数据，就能搭建“东道国市场精准画像”。比如，美团进军新加坡市场前，通过分析当地的餐饮订单数据与用户反馈，敲定了“聚焦本地餐饮+短距离即时配送”的FDI布局，既避开了传统投资中“主打中餐”的误判，还把决策周期从6个月压缩至2个月。投资后运营阶段，数据协同实现了“轻量化管控”。传统制造业FDI需要在东道国组建完整的管理团队，数字FDI却能借助“云端数据中台”实现远程运作。

　　平台生态能够放大FDI的市场网络效应。传统FDI的市场拓展呈现线性增长特征：依靠开设门店、搭建渠道逐步渗透；数字经济的平台生态则不一样，它凭借网络效应让FDI实现指数增长。这种增长不是母国企业的“独角戏”，而是和东道国用户、服务商一起推动的协同增长。

　　第二重互动：FDI通过“数据反馈+生态共生”反哺东道国数字经济

　　数据反馈能推动东道国数字技术的本土化迭代。东道国数字经济的薄弱之处，往往不是缺少技术，而是技术与本地场景不适配。就像非洲农村地区的通信技术，如果直接套用欧洲的5G基站，会因为电力供应不稳定、信号覆盖范围窄，难以投入使用。而数字FDI带来的数据反馈，能摆脱这一困境。母国企业通过FDI输出技术后，会收集东道国的本地数据，并与东道国本土企业共享这些数据，一起优化技术，形成“技术本土化”的协同效应。

　　平台生态能带动东道国数字产业的链条化培育。传统FDI对东道国产业的影响，大多局限在单个环节，比如汽车厂的FDI只带动本地零部件加工产业。数字FDI的平台生态却不一样，它能带动东道国数字产业实现全链条成长：从上游的数字基础设施，到中游的数字服务，再到下游的数字应用，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协同格局。

　　双向协同增长的创新意见

　　现有研究要么把数字经济与FDI的关系简化为线性驱动，要么忽略二者互动中的关键细节。结合上面提到的微观机制，我们提出以下两个针对性创新观点：

　　创新点一：数据要素的“双向反馈循环”——突破传统要素“单向流动”认知
       传统FDI理论认为，要素流动是“母国向东道国的单向输出”：资本投出后所有权转移，技术转让后母国不再参与优化，东道国只能被动使用。而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形成“母国技术输出→东道国数据反馈→母国技术优化→再输出至东道国”的闭环，这种“双向反馈”让协同增长具备“可持续性”，也让东道国从“技术接受者”转变为“技术优化参与者”。

　　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技术垄断”——母国企业借助数据反馈持续优化技术，东道国通过参与优化积累技术能力，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协同格局，这是传统要素流动难以实现的。

　　创新点二：平台型FDI的“共生阈值”——界定协同增长的“关键条件”

　　现有的研究大多数默认“平台型FDI一定会带动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但实际中不少案例显示，部分平台FDI反而造成“母国企业垄断、东道国产业边缘化”的结果。比如，早期优步（Uber）在巴西的投资，只带动了跨国租车公司的发展，本土个体司机与数字服务商几乎没有参与机会，巴西数字经济仅仅获得了少量的就业岗位，并没有形成产业协同格局。

　　推动双向协同增长的实践路径

　　东道国：聚焦“数据开放”与“本土服务商培育”

　　适度开放非敏感数据，换取技术反馈。中小经济体不用开放全部数据，可以搭建“数字经济数据共享平台”，开放电商交易、用户偏好、基础设施使用等非敏感信息，帮助母国对FDI精准适配本地需求，同时要求母国企业分享技术优化成果。

　　定向培育本土服务商，突破“共生阈值”。中小经济体可以通过“补贴+培训+政策倾斜”的组合方式，协助本土服务商接入平台生态。比如，越南为入驻Lazada的本土中小商家提供“前6个月零佣金”补贴，还联合Lazada开展“电商运营培训”，一年内将本土商家占比从40%提升至60%，成功突破共生阈值；越南同时要求Lazada开放“物流API”，允许本土物流企业极兔接入，让极兔的市场份额从20%提升至45%，最终形成“平台—本土商家—本土物流”的协同生态。

　　母国（数字企业）：聚焦“数据反馈共享”与“平台生态开放”

　　搭建“数据反馈共享机制”，防范技术垄断。母国数字企业开展FDI时，应该把东道国的本地数据与技术优化成果分享给东道国本土企业，而不是独自占有。比如，华为在非洲的5G项目中，牵头成立了“中非5G联合实验室”，将非洲本地的信号数据与优化后的“低功耗基站技术”，共享给肯尼亚萨法利通信公司（Safaricom）、尼日利亚MTN等本土企业，一同推动技术本土化进程。这些本土企业不仅提升了自身5G建设能力，还能把优化后的技术出口到周边国家，形成“技术协同创新”的良性循环。

　　我们聚焦“数据要素”与“平台生态”两个微观载体，揭示数字经济与FDI双向协同的核心逻辑：数字经济依靠数据降低FDI的信息成本，借助平台放大FDI的市场价值；FDI通过数据反馈优化东道国技术，依托平台生态培育东道国数字产业。这一分析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数据双向反馈循环”（突破传统要素单向流动的认知）与“平台共生阈值”，为理解二者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