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以2003—2018年黄河流域各省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实证模型进行检验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主要通过提高社会发展成果来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金融开放难以从根本上改善黄河流域的经济基本面；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惯性和聚集现象，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变化特征；金融开放度的改变对不同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对称性影响，当经济发展质量较低时，金融开放度上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不明显，当经济发展质量上升时，金融开放度上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逐步增强。为全面推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各省扎实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防范由金融开放带来的风险；各省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改善投资环境，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将扩大金融开放程度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扩大对外开放有机结合；各省还应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推进金融开放，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以有效抑制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非对称性影响。

　　关键词：金融开放；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已成为黄河流域转变发展方式、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根本路径。从宏观层面来看，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相对较多，而金融开放程度的高低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一方面，金融开放可以促进经济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集聚和重新配置，以缓解区域资本存量和增量不足的约束，并提高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在金融开放过程中，金融环境的复杂性也会不断提升，进而引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会显著增强。因而，深入研究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不同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差异性，探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金融开放扮演的角色，并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金融开放政策，对于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实现我国既定战略目标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围绕金融开放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区域金融开放所产生的具体经济效果，二是研究黄河流域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于区域金融开放所产生的经济效果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Mckinnon和Shaw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从而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通过金融开放金融理论与实践。

　　则可显著带动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1-2]。此后，很多学者针对金融开放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Chinn等（2006），章合杰等（2015）认为，金融开放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多样化资产组合，从而规避经济风险[3-4]；金融开放可带动资本的流动，提高资金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由此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显著带动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因而对于资本相对不足的不发达经济体来说，金融开放尤为重要[5-6]；张玉鹏等（2011），马勇等（2018）认为，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为金融开放会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更容易造成金融危机的跨地区传播[7-8]，甚至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还容易引发本国或地区经济波动性的显著增强[9]；Rodrik（1998），周晶（2018）认为，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没有必然联系[10-11]，或者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且资本流入较为充分时，金融开放才能发挥出显著的推动作用[12]。当然，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强，张金清（2007），王爱俭（2019）从金融开放的定义、历史演化、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等视角，对我国金融开放及其经济效果展开了研究[13-14]。

　　关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问题，现阶段文献研究总体还不够丰富，主要研究集中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体系构建以及推进路径等方面。钞小静（2020）[15]、安树伟等（2020）[16]通过对黄河流域各省的分析，认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创新、协调、绿色、以人为本等方面；姜长云等（2019）[17]分析了黄河流域的特殊性，提出黄河流域应当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系统思维，推进不同地区分类、合作、协同发展，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金凤君（2019）[18]、高煜（2020）[19]、师博（2020）[20]提出，黄河流域各省需要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协调发展格局，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并构建起以水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以此来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此外，方创琳（2020），李冬花等（2020）还从黄河流域城市群、旅游资源等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21-22]。

　　综上所述，围绕金融开放问题所开展的研究较多，而针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所进行的研究还较为稀缺，且围绕这两个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尚未实现交叉融合。事实上，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与东部较发达的省份相比，黄河流域各省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为滞后，金融资源相对不足，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通过金融开放，黄河流域可以引进更多的资源，从而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其次，黄河流域的金融结构呈现出显著的银行主导的单一化特征，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整个流域内金融体系无法通过横向风险分担引导更多资本投向高风险的研发与创新活动。金融结构的单一化易导致实体经济将有限的资金投向“短平快”项目，从而抑制生产效率与技术效率的提升，不利于黄河流域经济的长期发展。最后，黄河流域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会导致金融部门间缺乏竞争，从而扭曲金融资源配置，甚至造成资金盈余单位也无法更有效地配置其资源并获得价值增值，最终会降低金融市场的效率。当然也应看到，虽然金融开放有助于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但是，在金融逐渐开放的过程中，整个流域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热钱涌入、资本外流等现象，进而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冲击。此外，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区域内各省份的发展状况存在显著差异性，因而金融开放对各省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就存在显著不同。鉴于此，本文针对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衡量黄河流域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与金融开放程度，进而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来度量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均值影响，并据此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其中的非对称性影响，以期拓展和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而为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研究思路。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与经济增长不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宜采用某个单独指标进行度量，需要通过一系列指标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借鉴师博等（2018）[23]学者的做法，从经济发展基本面和社会发展成果两个方面可综合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在表1中，GDP增长率变异系数采用5年期滚动窗口计算，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借鉴干春晖等（2011）[24]提出的方法，采用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计算。括号中为符号约定和权重。

　　由于金融开放是包括“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开放过程，因此在计算黄河流域各省份金融开放度时，应同时考虑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借鉴张小波（2012）[25]、陶雄华等（2017）[26]的做法，可利用式（1）来计算各省的金融开放度。

　　考虑到城乡发展差距、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以及人口因素都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当城乡发展差距过大时会引发深刻的社会矛盾，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负向影响，因而可将城乡发展差距作为制约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分析中可采用各省城镇农村人均消费比来衡量，比值越大，代表城乡发展差距越大。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经济效率降低，从而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为此可采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若该比重越大，代表政府规模越大，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也就越高。基础设施是经济正常发展的物质保障，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资源的跨区流动，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同时也为企业与人才聚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基础设施建设增长过快，会过多占用其他经济部门的资源，从而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在测度时可采用每万平方公里铁路里程来对其进行衡量。人口是基本生产要素之一，人口规模的变化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分析中可采用人口自然增长率来衡量人口因素。各控制变量计算方式与符号如表2所示。

　　由于无论是静态面板模型还是动态面板模型，其本质都是均值回归。但是黄河流域各省之间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性，故需要进一步检验金融开放对不同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何差异。因此，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可探究这种影响的非对称性，同时这种方法也避免了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检验结果将更加稳健。在指标计算和模型估计中涉及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三、黄河流域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开放度比较

　　由于组成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6个指标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直接加总无法反映不同指标的综合结果，需要对变量进行标准化。本文根据易平涛等（2009）[28]的全序列法思想，将同一变量各个时期的数据集中到一起，统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得处理后的数据在时间序列上是可比的。不失一般性，全序列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从图1可以看出，2003—2018年间，虽然黄河流域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在波动中呈现出上升态势，但不同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明显分化。其中，山东、河南两省的指数正在加速提升，其经济发展质量已远超黄河流域其他省份；陕西、四川、山西、宁夏、内蒙古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保持较快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趋同趋势；青海、甘肃两省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但整体上与其他省份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增强。此外，对于绝大部分省份而言，2008—2009年间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较强的负向冲击。

　　由于构成金融开放度的各指标均为百分比指标，因此可以直接加以计算，黄河流域各省份金融开放程度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山东省金融开放度在2013年之前呈现持续下降，之后又逐步回升，但整体依然明显高于黄河流域其他省份；河南省自2003年以来金融开放度持续快速上升，目前已经与山东省接近；青海省金融开放度则在观测年份区间内持续下降，特别是在2011年之后，逐步开始落后于除甘肃省外的其他省份。此外，河南、内蒙古、四川、山西四省份金融开放度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而陕西、宁夏、甘肃三省份的金融开放度变动则无明显的趋势特征。

　　从黄河流域各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与金融开放度的对比情况来看，两种指数变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黄河流域各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和金融开放度的空间分布状况如图3和图4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各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有较为明显的聚集现象，基本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自2015年以来，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正向山东逼近，表明河南省经济发展质量在迅速改善。从图4可以看出：除部分年份外，黄河流域各省的金融开放度也基本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聚集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河南省金融开放度同样快速上升正逼近山东。从整体来看，黄河流域金融开放度高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也往往较高，其中的定量关系有赖于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

　　四、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为了分析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采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金融开放度为解释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对式（1）进行估计，并将估计结果作为分析基准。为保障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可采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估计结果表现出良好的性质。首先，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关键解释变量金融开放度的估计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表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其次，大部分控制变量估计系数具有很高的统计显著性，估计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也较为吻合，且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过程中估计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最后，方程显著性检验在0.01的水平上拒绝了估计的各方程系数全部为0的原假设。这说明构建的静态面板回归模型是合理的，可以较好地拟合数据，且估计结果较为稳健。从估计结果看，金融开放度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开放水平的上升可以有效促进经济

　　发展质量的提高，其原因在于一个地区金融开放促进了资源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同时也为创新等活动提供了支持。在控制变量中，城乡发展差距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发展质量造成负面影响，估计结果与李宪印（2011）[29]、钞小静等（2014）[30]的研究结论一致；政府支出和基础设施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整体而言黄河流域各省政府支出的上升与基础设施的完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对于黄河流域各省而言，人口因素已经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为进一步探究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来源，以经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金融开放度作为解释变量分别进行估计。同样，为了保障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采用顺序引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相应估计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经济发展基本面、社会发展成果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

　　估计结果同样表现出良好的性质，且在顺序引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关键解释变量金融开放度的估计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表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从表5的分步估计结果可以看到，金融开放度估计系数整体上不显著，不能拒绝其等于0的原假设，这表明对于黄河流域各省而言，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并未起到改善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作用。但是从表6的分步估计结果可以看到，金融开放度估计系数整体上在0.0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黄河流域各省社会发展成果的改善。因此，金融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是通过促进各省社会发展成果来实现。这种结果说明黄河流域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更加流动的金融资源和更加灵活的资源配置可以促进创新活动，激励经济内涵式发展，但是经济基本面却未能充分利用金融开放带来的优势，因而无法实现根本性改善。究其原因在于，黄河流域经济整体发展仍相对较为滞后，无法有效利用外部金融资源，同时，黄河流域特定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造成与经济基本面相关的活动主要由内部金融资源来支撑，无法实现与外部金融资源的融合。

　　（二）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由于经济发展具有惯性，前期的经济发展质量可能会对当期产生影响，因此可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的估计方法进行进一步的估计和检验。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在引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一阶滞后项后，估计结果同样表现出良好的性质。Sargan检验不显著，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表明进行系统GMM估计是恰当的。与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相比，关键解释变量与绝大部分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显著性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进一步表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到，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黄河流域各省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惯性，上一期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当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聚集现象。同时，在引入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后，同样表明金融开放度的上升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源于促进社会发展成果来实现。

　　（三）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对称性影响分析

　　如前所述，由于黄河流域各省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金融开放可能会对不同省份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可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下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上四分位数的估计结果如表8和表9所示。

　　从表8可以看出，金融开放度的上升对不同水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影响显著不同。具体而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下四分位数处，即当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低时，不能拒绝金融开放度估计系数为0的原假设，表明此时金融开放水平上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不明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中位数处，即当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居中时，金融开放度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此时金融开放水平的上升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上升。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上四分位数处，即当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高时，金融开放度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大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居中的情况，表明此时金融开放水平的上升对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促进作用最大。因此，整体而言，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上升，金融开放对其促进作用也在逐步增强，最大的受益省份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最高的省份。

　　从表9可以看出，金融开放度的上升对不同水平经济发展基本面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性。具体而言，当经济发展基本面和社会成果水平较低时，金融开放对其影响不明显。经济发展基本面和社会成果水平上升时，金融开放的影响逐步凸显，且逐步上升。因此，金融开放过程中最大的受益省份依然为经济发展基本面和社会成果水平最高的省份。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理论上探究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以黄河流域各省2003—2018年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和启示如下。

　　第一，2003—2018年间黄河流域各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且有较为明显的聚集现象，基本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山东金融开放度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河南、内蒙古、四川、山西金融开放度持续上升，其他省份没有明显的趋势，且除部分年份外，各省份的金融开放度也基本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聚集特征。

　　第二，从均值看，金融开放水平的上升可以有效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的来源是金融开放促进了社会成果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影响不显著。黄河流域各省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惯性，即前期经济发展质量的上升可以显著促进当期经济发展质量的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聚集现象。

　　第三，金融开放水平的上升对黄河流域各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非对称影响。当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低时，金融开放的作用不明显。但是，当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居中时，金融开放水平的上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不断上升，这种促进作用也在逐步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基本面和社会成果，金融开放的影响也呈现出类似的非对称性。

　　第四，黄河流域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经济总量的扩大，而且需要注重质量的提高。整体而言，虽然各省在历年中经济发展质量波动上升，但是仍然存在着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趋势。河南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变动趋势说明对于其他省份而言，完全可以跳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不高的陷阱。因此，各省需要在发展过程中破解各种矛盾和约束，提高竞争力，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第五，扎实稳步推进金融开放，适时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政策，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由金融开放带来的风险。同时，金融开放对社会成果水平的上升起到积极作用，但并未对经济发展基本面产生显著影响，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合理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向，建立长效机制，改善投资环境，将金融开放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扩大对外开放相结合。此外，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显著降低了经济发展质量，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明确乡村发展思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进而保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六，由于金融开放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对称影响，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合理评估本省的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推进金融开放，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低的省份，需要着重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开放，避免冒进，同时综合利用政府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城乡发展等方式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省份，需要充分利用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防范金融开放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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