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2011—2022年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及降低代理成本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减少了投资不足现象和抑制了过度投资。分组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在成长阶段的企业中对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增强信息披露能力和优化内部控制水平实现了这一效果。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数字金融与企业深度融合、优化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经验依据。文章提出了针对不同企业类型和生命周期阶段的政策建议，以提高其投资效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投资效率；企业生命周期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扩展，走向数字化已成为各企业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关键策略。在国内外诸如产业链优化及全球贸易限制政策强化的大环境下，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应对挑战的重要策略，更是推动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2023年9月，我国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明确，通过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要素的有效融合，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推动高品质发展的重要支点。新质生产力不只涉及科技的进步，它还包含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培养、高技术设备的运用，以及对各类工作对象的广泛利用，这些都是全面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分配的核心元素。在党的二*大报告中，明确了推动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密切结合的策略。然而，许多企业在向数字化革新迈进时，经常面临诸如改造技术欠缺、缺少改造积极性及清晰方向等挑战。因此，全方位探讨数字化改造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于深化我们对数字技术支持实体企业优质成长的理解，以及进一步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当前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中，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个核心部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使金融资源得以公平分配和高效利用，促进企业的融资能力[1]。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解决了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的问题，还通过优化信息披露、提升内部控制水平和减少监督成本等途径，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普惠金融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直接影响

　　我国的数字金融目前处于关键的发展加速阶段，其现行的“技术-应用-平台”逐步融合模式预计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数字金融预计将扩展到投资领域，与供应链的整合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趋势预期将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并不断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力。通过降低投资成本、稳定财务状况、优化资金管理及精细化供求连接，数字金融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面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初始阶段，企业启动投资活动时，首先进行基于广泛信息收集的详细项目评估，紧接着是合同的讨论与签订，以及后续的投资监督执行。通过利用数字化解决方案，企业能够以更低的费用获取项目数据，并提升项目评估的精确度。以前需当面完成的合同讨论现在可通过在线方式进行，克服了传统的地域和时间约束，同时减少了交易的成本。投资完成后，采用互联网物联技术，对投资项目实施持续的在线监控，有效地增强了投资成果。进一步来说，企业维持适宜的借贷比例有助于其稳定发展，然而债务过高可能引发经济压力和资金中断[2]。数字金融通过优化资金筹措环境，一方面缩减了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差距，增加了银行业务的延伸；另一方面，这种改进的融资环境提高了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减少了对高借贷比例的过度依赖，从而降低了经济风险。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数字金融能够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间接影响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看，由于现实市场中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性，企业经常遭遇代理冲突，尤其是在信息和治理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例如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这些公司的管理者可能由于个人利益或过度乐观的态度，导致不必要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孔存玉等（2021）[3]的研究，管理者的这种行为不仅耗费了公司资源，还可能降低公司的整体价值。在这种背景下，数字金融的兴起为解决这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通过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加强监管体系的执行力及减少管理成本，数字金融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进而促进投资行为的合理化。具体来说，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强了信息的透明度，使得外部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能够更有效地监控管理层的行为。同时，这种技术还改善了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这些都是提高企业内部监管效率的关键因素。

　　特别是对于那些内部监管机制较弱的企业，数字金融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借助高效的技术手段，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防止管理层的任意决策和潜在的贪污行为。郎香香等（2021）[4]在其研究中指出，通过整合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和实时监控系统，企业能够及时调整策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达到更高的运营效率和市场适应性。这种数字化转型不仅对企业自身，也对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数字金融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有效地改善了企业过度投资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字金融指标取自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本文涵盖2011—2022年期间选取的企业财务数据，以匹配该指标的应用时段。数据的选择准则如下：首先，金融行业因其独特的资金运作模式被排除在外；其次，淘汰了期间内财务记录不完整、受特别处理（ST）或资产负债不均的企业；最后，实行了对数据进行1%和99%的缩尾。使用Stata进行数据整理，最终形成了23 451个观测值。

　　（二）变量说明

　　解释变量：最新更新至2022年的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提供了详细的省市级单位年度数据，该数据集来源于蚂蚁集团，其数据不仅原始量庞大且涵盖范围广泛，编制过程及数据质量均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与其他独立开发的指数相比，北京大学的数字金融指数在方法论和数据完整性上都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在本文中，我们将这些省级的数字金融总指数的对数值与企业级的财务数据结合，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借鉴Richardson(2006)的理论基础，本文构建了一个用于评价企业投资效率的分析模型。其中，主要研究变量Inv测量的是企业年内新投资与总资本的比例。研究变量还包括企业的成长前景（Growth）、资本结构比率（Lev）、现金流比重（Cash）、企）、资本规模（Size）以及年度股票回报率（Ret），并且引入了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和时间序列固定效应（Year）进行分析。

　　在式（1）中，ε是实际投资和预期投资之差，此差异评估了企业的投资非效率程度（Return）。正向残差代表企业的投资过度程度（Excess）；反之，负向残差则揭示了企业的投资不足程度（Short）。

　　中介变量：资产周转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资产周转情况，并更科学地评估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本研究采用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代理成本。

　　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的组织特征及管理水平对其投资决策的重要作用，本文在探究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时选取了7个关键因素作为调整变量。这包资本规模（Size）、资产效益比率（ROA）、债务比率（Lev）、销售增速（Growth）、主要股东的持股比率（Holder）、独立董事的人数（Ind）和经营现金流（CF）。

　　（三）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研究模型式（2）为企业非效率投资，覆盖全部样本企业。在这一模型的框架下，本文关注的是两种类型的企业行为：一种是在先前的分析（3）中表现出投资过度的企业（Excess），另一种是在后续分析（4）中表现出投资不足的企业（Short）。i和t分别指的是企业和相应的年份，μ和λ表示对个体和时间的控制，而ε则用来说明模型中的随机波动性。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在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时，结果表明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0.009、-0.021、-0.015），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数字金融显著减少了非效率投资、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这一发现说明数字金融通过优化资金配置和提高决策效率，有效地提升了企业整体的投资效率，H1得到了验证。见表1。

　　具体来说，北大将数字金融指数（Index）的概念划分为其覆盖范围及深化程度两方面。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描述了服务在区域内的普及程度，广泛的数字服务覆盖使更多企业得以接触到金融资源，缓解了资金短缺的困难。同时，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体现了企业如何频繁且深入地利用这些服务，以更有效地满足其融资需求并促进投资活动[5]。因此，数字金融在这两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极大地优化了企业的融资环境，进而提升了投资水平。

　　（二）内生性检验

　　工具变量法。本文借鉴邱晗等（2018）[6]的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来减弱内生性问题，选择各省互联网普及率（Internet）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的要求。因此，网络普及率适用于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工具变量。见表2。　

　　本文采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确定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选定变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深入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公司的非效率资本配置，特别是在减少公司过度及不足的投资行为方面效果显著，确立了其在增进公司投资决策效率上的有效性。

　　（三）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通过更换解释变量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具体而言，本文将省级数字金融指数（Index）替换为市级数字金融指数（CI-Index），以进一步检验数字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市级数字金融指数精确反映地方经济中数字金融的发展情况，从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分析视角。见表3。

　　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发现无论在市级还是省级层面，数字金融指数均一致显示其对企业投资效率有积极影响，这表明数字化在减轻企业的过度投资以及投资不足问题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四、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针对代理问题进行的中介效应分析。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导致经理人、公司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引发非效率投资问题。本文参考罗明琦（2014）[7]的研究，采用总资产周转率（TATR）作为代理变量，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列（2）逐步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虑总资产周转率时，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Return）对数字金融指数（Index）、总资产周转率（TATR）回归分析得出的系数值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证实了企业通过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显著降低了代理成本，从而有效提升了投资效率，进而验证了假设H2。

　　（二）异质性分析

　　生命周期异质性。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由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也各不相同。本文依据谢佩洪等（2017）[8]的研究方法，将上市企业按照其发展阶段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进而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企业的成长期，数字金融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在这一阶段，企业通常面临资本需求旺盛、外部融资难度较大的问题，数字金融通过提供更灵活的融资方式，缩短资金筹集时间，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有效提升投资效率。表5第（1）列的分析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然而，当企业进入成熟期后，情况有所不同。这一阶段的企业通常已经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模式和资金渠道，对新兴的数字金融服务的依赖度相对较低。因此，数字金融对于成熟期企业的投资效率提升作用较为有限，这从表5第（2）列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得到体现。对于那些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尽管它们可能更加需要外部资金来突破困境，但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这类企业的投资效率提升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衰退期企业面临的问题更多是结构性和战略性的，单靠资金注入难以实现根本的转变。表5第（3）列的数据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

　　总体来看，数字金融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推动数字金融服务发展的同时，应考虑到企业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以期发挥数字金融的最大效益。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评估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贡献时，金融发展的角色不容忽视。数字化时代下，大宏观金融市场与小微企业投资活动的互动研究仍显不足。本文通过分析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年度报告数据，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指出，数字金融帮助企业降低了投资门槛，增强了财务安全，优化了决策过程，并且有效地匹配了市场的供需关系，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的效率。具体表现为改善资金短缺和抑制非理性投资两方面。此外，数字金融产生的影响受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显著，对成长阶段企业的效果尤为明显。通过优化融资结构和企业治理，数字金融不仅缓解了融资约束，还减少了代理成本，在多方面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这些发现支持了加速数字金融与企业深度融合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企业实行更高效的资金使用和投资决策。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应当迅速促进数字金融技术与企业间的深层结合，以加快传统行业向数字化的转变。企业需优先考虑增强对新兴数字技术的利用，加强内部信息交流，提高生产力，减少管理者的投机行为，优化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通过降低市场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信息匹配和要素流动，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有效支持，使数字经济成为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有力工具。此外，企业需要集中资源培训数字化人才，以激励数字创新活力，并运用数字工具优化信息披露的准确性，降低代理人投机风险，加强市场信息交流，从而改善投资效率。

　　在推动数字经济与企业投资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企业和它们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特殊需求和挑战。成长阶段的企业通常面临资金紧张、市场竞争激烈等问题，对融资的需求尤为迫切。因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通过增加融资支持、设计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式，为这些企业提供更多支持。例如，可以引入风险投资、创业贷款等灵活的融资工具，帮助初创企业快速获取资金，推动其产品研发和市场扩展，从而实现快速成长。相比之下，成熟阶段的企业面临的挑战通常更加复杂，例如，如何进一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数字金融技术可以作为强有力的工具，帮助企业进行转型升级。通过数字化的供应链管理、智能化的财务分析工具等，企业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进而提高投资回报率。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入到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中去，推动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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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改革，2019（4）：137-148.

　　[3]孔存玉，丁志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21（6）：98-105.

　　[4]郎香香，张朦朦，王佳宁.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创新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的研究［J］.南方金融，2021（11）：13-25.

　　[5]石宗辉，韩俊华.金融科技的数字普惠金融机理分析及应用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22（3）：150-157.

　　[6]邱晗，黄益平，纪洋.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8（11）：17-29.

　　[7]罗明琦.企业产权、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 014（7）：172-184.

　　[8]谢佩洪，汪春霞.管理层权力、企业生命周期与投资效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7（1）：5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