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的公司这一样本，首先对数字化转型和管理效率进行了相关综述，然后提出了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的假设，重点验证数字化转型在促进企业管理效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次根据该假设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设计，最后结合实证分析得出了更具科学性、专业性的结论。

　　数字化转型与管理效率综述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自身的经营与发展过程中，将各项业务和大数据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同时，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对数据信息的高效收集与灵活运用，还有作出一些技术性、准确性的辅助决策。

　　企业在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环节，均可以通过数字化推动工作进程的加快。第一，生产环节。由于企业在实施生产期间会产生各种类型的数据，要想实现对这些数据的汇总和分析，就可以借助无线技术、物联网技术来获取所需的生产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监督、把控各道生产流程，并综合分析具体的生产情况。

　　第二，运营环节。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有效打通数据信息之间出现的壁垒状态，突破信息孤岛，确保运营数据的互联互通。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依托数字化技术进行跨界整合之后，打造出了一张复杂的“供应网”。由此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使企业内部实现全面贯通，同时还能顺畅对接外界信息，进而形成对运营数据的智能化整合。

　　第三，销售环节。企业中的很多智能产品，借助处理器可以随时接收到需要的数据，在帮助智能产品实现自主线上学习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为广大消费者带去优质的体验和服务，带动企业价值创造效率的不断提升。

　　提出假设公司财务理论中对公司价值做出了如下概述，即公司当前所有资产和公司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能够创造的价值总和。不论是企业需要创新产品和服务、挖掘消费者的价值，抑或是升级、更新营运系统，都可以融入数字化技术。与此同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能助力企业优化自身的组织架构，推动企业负责的各类产业的革新，帮助企业重新构建供应链。依据公司价值体系来看，从公司资产中获得的价值，主要作用于公司内部的各项运营管理环节。而在这一整个过程中，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可以带动公司的运营效率实现高速提升。根据有关研究可知，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的特有优势，并促进优势的充分发挥，始终做到对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明确数字化与组织变革之间能够进行相互作用的事实，掌握其中蕴含的作用原理，即能够对数据与实体二者的有机融合形成更好的理解。通过分析当前的相关研究，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适当赋予基层一定的权力，对部分高管的权力进行削弱，降低组织在使用各项信息时的成本，从而保障自身分权改革制度的贯彻与实施，企业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能够得到有效缓解，有利于充分激发员工潜在的工作能力，督促员工不断提升工作效率。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如下假设：在其他条件恒定的情况下，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大幅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研究设计

　　样本选取为了客观、准确地验证以上假设，我们选用的研究样本主要是2015—2019年期间在A股上市的集团企业，并根据一定标准对这部分企业进行了筛选与处理，最终留下了13068个样本。因为本文我们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并非是直接获得数据，所以需要基于各上市企业的年报，由专业人员进行逐一查找，同时做好整理。此外，还会用到一些其他变量数据，主要从WIND、CSMAR数据库中进行查询，而且为了预防出现极端值影响最终的论证结果，我们还对连续变量做了缩尾处理。

　　变量定义一是数字化转型。《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中详细介绍了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及分类，我们参照这些内容，利用Python工具，对所有样本的企业网站、企业年报、董事会公告进行了全方位分析与检测，并从中汇总了体现数字化的所有关键词。至于财务报表，重点在于报表附注，主要需要附注中与数字化有关的信息内容，然后据此设置出了两项指标，能够对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内部的落实情况形成直观、综合的反映。第一是Dt指标，表示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如果进行转型，则取值1，反之取0；第二是Dt_t指标，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高低，以关键词的出现频数为基础，然后再加1，最终取值自然对数。

　　二是管理效率。本文在实施研究验证之前，还同步分析了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企业管理效率进行度量，当然也参考了LP法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模型回归，获取的估计残差是TFP。Y代指总产出，属于被解释变量，以营业收入为基数加1，再取对数；K代指资本投入，属于解释变量，以固定资产净额为基础加1，再取对数；L代指劳动力投入，以企业员工数量为基数加1，同样取对数；M代指中间投入，需要优先计算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折旧摊销-给付员工的现金的数值，然后加1取对数.

　　三是控制变量。通过观察当前与企业数字化相关的诸多研究，我们综合选定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企业性质、上市年数、董事会人数、独董比例、股权集中、资产规模、现金持有、销售增长、财务杠杆。

　　实证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模拟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其中，TFP主要指上市企业管理效率，其均值、中值、标准差数值、最大值、最小值分别是8.268、8.168、0.964、12.62、5.371。我们基于这组数据展开观察和分析，可以得出不同上市企业在管理效率上的差距较为明显。这也说明，多数企业要想快速、稳步地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率，就必须通过技术革新进行实现。前文所设定的指标Dt表示企业是否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其均值、中值、标准差数据依次为0.474、0、0.499。由此可见，样本中半数以上的上市企业已经开始关注数字化转型问题，数字化建设在这些企业中越来越受重视。另一指标Dt_t反映的是上市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水平，其均值、中值、标准差数值分别为0.783、0、0.999，通过该组数据，我们能够获知不同上市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水平差异比较显著。

　　相关性分析针对选取的所有样本变量，本文进行了客观、真实的相关性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显著水平普遍不高，一般不会超过0.5，这就反驳了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结论，即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也印证了我们提出的模型回归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在经营发展中是否会向数字化方向进行转型以及转型的水平的高低，这都和企业自身的管理效率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性，而且属于正向的影响关系，这也初步论证了我们前文提出的其他条件不变，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的假设。

　　企业性质子回归该环节的分析主要是为了检验上市企业在所有权性质方面存在的具体差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优先综合所有样本，然后根据既定标准对样本进行精准划分。在这里应实际划分成两类，分别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那么从分组回归结果中进行观察分析，国有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与否的这项指标上，其相对应的系数数值是0.0414，而非国有企业在是否实施数字化转型指标上的系数值是0.0731。由此可以得出，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是1%，从属于正相关的关系范畴，进而能够得出结论，非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助力下，同样可以实现自身管理效率的提升，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和管理效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要知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智能性，需要开展各项符合要求的创新活动，而且其所需承担的风险并不低，因此是一项高风险创新工作。在实际着手推进数字化转型时，要求企业应当优先重建自身的价值观念，树立起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认知。另外，还应重点优化并整改现行的运营流程。企业在发展期间较为重要的运营流程包括生产、物流、营销、服务等，这就需要企业进行流程优化时做到各有侧重，积极推动其与数字化技术手段的结合，切实提高各项运营环节的工作效率，更好地保障企业的管理质量。同时企业也要深刻意识到，实施数字化转型必须具备极高的风险意识，要敢于承受各项风险。对于样本中的国有企业而言，不但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还要担负起属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承担相应的公益属性，但其风险承担意愿并不高，并不像大部分非国有企业，他们自愿借助先进化科学技术的力量，从而带动自身管理效率的不断提升，进而利用高质量、高效率的生产与管理，在市场中占据更大份额。并且非国有企业也更加愿意担负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带来的风险，从这一层面来看，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使用数字化技术的动力会更高，能够灵活地将其运用于转型工作中，继而给自身提供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和价值驱动。

　　本文以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管理效率探讨为中心，利用2015—2019年A股沪深两市的上市企业样本，并通过人工搜集的方式获取了相关的Dt和Dt_t数据，分别以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作为出发点，对数字化转型给企业管理效率产生的影响作出了论证，最终检验了我们提出的假设，即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明显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而且对于有着更高风险承担意愿的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管理效率的影响程度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