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选取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对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出“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主要集中在小型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财务绩效；内部控制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应用领域日益广泛，以及各类数字技术的普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形态，也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我国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2022年1月，国*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1]。2023年4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数字经济已成为信息时代下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发展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2]。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企业组织变革并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本质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现[3]。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然而，我国传统企业在面临数字化转型时存在认识不足、缺乏方法等问题[4]，导致其不敢转、无法转，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其中的原因在于企业的利润空间非常小，无法支撑企业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5]。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从内部控制质量的视角分析内部控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中扮演的“角色”，期望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财务绩效

　　学术界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还未达成统一的共识，笔者认为“U”型关系[3]比较符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实际情况。出现“U”型关系的原因在于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时间滞后效应[6]，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前期的资金、人力的投入，到中期组织变革、人员适应，最后才能在财务绩效上显现效果。同时，钱晶晶等指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更是一个组织变革的过程[7]。因此，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突破组织惯性”与“形成新惯例”[8]，在此期间必然产生大量的学习成本，从而影响到其短期的财务表现。而从长期的角度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或不确定影响的观点，主要是由阵痛期、最优门限值以及滞后期等因素造成[9]。排除这些影响因素，数字化转型则会给企业带来正向的影响。也正是这个原因，尽管进行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成本的投入，国家也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就是看好数字化转型的前景。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会逐渐降低并产生正向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和假设2。

　　H1：数字化转型会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短期财务绩效。

　　H2：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会呈现“U”型关系。

　　（二）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指企业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流程和方法，对企业内部各项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的过程，主要目的是确保企业资产安全、提高经营效率、防范经营风险、保障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王福君等实证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最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学者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提高了股票流动性。可以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确保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遵循合规要求，防范潜在风险，为数字化转型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运营环境。同时，还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推动财务绩效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通过国泰安数据库和迪博数据库，整理形成了2015—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对所选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首先剔除ST、ST*类、金融类公司，其次剔除缺失值的样本，然后对数据进行前后1%的缩尾处理，最终样本量为12 624个。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财务绩效。现有文献中衡量企业财务绩效有多种方法，如托宾Q值、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等，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盈利能力，并选择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替代变量来检验其稳健性，同时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加入滞后期分析。

　　2.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DCG）。现有文献中对数字化转型的测度还未统一，主要有三种测度方式：数字化投入资金、设置虚拟变量0，1、企业年报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然而经过比较分析，前两种方法存在数据获取难度大、滞后性较高、无法衡量数字化转型的具体程度等问题，为客观反映企业数字技术程度，本文选取第三种测度方式，参考赵宸宇等[10]、梁琳娜等[11]的做法，利用熵值法计算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指标权重，最终得到数字化转型的最终评分。

　　3.控制变量

　　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独立董事比例（Indep）、账面市值比（BM）、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0）6个控制变量。

　　（三）研究模型设计

　　为验证前文假设，本文设计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在模型(1)中，i表示第i个企业，t表示年度；ROE是自变量，为企业财务绩效；DCG是自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Controls是相关的控制变量；ε是模型的误差项；同时控制时间、年份虚拟变量。后文模型2，3中i、t、ROE、DCG、Controls、ε定义相同。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常规指标不在赘述，需要重点关注的例如数字化转型指数最小值为0.002，最大值为1.666，中值0.083，说明截止2022年，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比较多。内部控制指数均值为6.481，中值为6.496，标准差为0.107，说明企业的内部控制程度发展较为平稳。

　　（二）基准回归

　　表2（1）列报告了H1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时间、行业以及控制变量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财务绩效ROE的系数是-0.009 5，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确实对企业的短期财务绩效产生负向显著的影响，H1得到了验证。如表2（2）（3）列所示，在考虑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滞后性因素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且回归系数在不断地上升，虽然不具有显著性，但是初步支撑H2假设。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择ROA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表2（4）列报告了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是-0.005 4，在5%的水平上显著，再次支持H1的假设。（5）（6）列报告了考虑到滞后性的因素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绩效由负向的影响转变成正向的影响，滞后两期后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可以初步判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长期财务绩效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四）内生性处理

　　为缓解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所带来的双向因果内生性问题，除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期处理之外，还参考赵宸宇等[10]的做法，选择核心解释变量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Kleibergen-Paaprk LM统计量统计值为152.704，p值小于0.01，通过了不可识别的检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统计值为143.274，大于10%的临界值16.38，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证明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ROE回归系数为-0.054 9，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因此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具有稳健性。

　　四、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上述的研究结论都是基于全样本得来，在考虑到不同的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生命周期等因素对结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后，本文根据产权性质、企业规模两个因素分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绩效的影响。

　　首先，选择全样本企业规模上下30%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影响。表4（1）（2）列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小型企业财务绩效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大型企业财务绩效则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型企业具备更好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资金优势，因此在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时，能够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更快采用新技术等方法迅速地通过“阵痛期”。

　　表4（3）（4）列报告了不同产权性质下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企的财务绩效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与本文假设一致。而在国企中，数字化转型却带来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王文华等[12]指出，国有企业的高管往往担负着保障人民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职能，因此有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积极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但是因为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同，总体上显示出不显著的特征。

　　（二）调节效应

　　为检验内部控制质量是否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调节效应，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通过构建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质量的相乘项，对模型2回归分析后得出结果如表5所示，交互项DCC×IC相关系数分别为0.116 7、0.066 6，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其含义表示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弱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支持研究假设H3。

　　（三）门槛效应

　　前文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进，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影响会由负向转变为正向影响，但是显著性也会降低而变得不显著。结合理论研究，业界看好数字化转型也是出于对其未来的投资，认为企业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后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回报。因此，有理由相信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绩效的负向影响不会持久，在未来的某期会给企业带来持续的正向影响。

　　借鉴梁琳娜等[11]的做法，构建如下门槛模型。

　　并选择数字化转型指数（DCG）作为门槛变量。其中I（.）为示性函数，当函数内不等式成立时为1，否则为0，DCG是选择的门槛变量。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滞后的，本文对企业财务绩效（ROE）做相应的滞后期处理，更加符合实际。

　　表6报告了实证检验的结果。（1）（2）列均显示在门槛值I的左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显著负向影响，符合前文结论，而在门槛值I的右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由负转正，但是显著性未能通过，说明在这个阶段有部分企业还未适应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ROE滞后3期（第（3）列）时，可以发现显著的门槛值I=0.007 9，在门槛值左侧系数为-4.754 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门槛值右侧系数为0.025 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此时大多数企业已经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度过“阵痛期”。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长期财务绩效的“U”型关系成立，假设H2得到证实。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短期绩效会产生显著负向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小型企业中；第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期财务绩效（3期）存在“U”型关系；第三，内部控制在数字化转型和财务绩效中起到调节的作用，弱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

　　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高员工数字化基本素养。企业的管理者需要有清晰的认知，数字化转型是关乎企业所有方面的变革，而员工作为企业的根基，是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改变的“第一人”，因此员工的数字化技术能力直接关系到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提高员工的数字化基本素养，一是建立数字化文化氛围，鼓励员工主动学习数字化技术；二是提供培训教育与资源工具，以便员工更快地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化；三是给予适当的激励，如果说战略是员工的前进方向，那么激励则是员工前进的动力，适当的激励能够提高员工的能动性。

　　第二，稳步推进数字化进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给企业绩效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面临运营成本增加、财务绩效下降的问题，应该合理规划数字化转型路径，有序进行，避免因转型太快导致财务风险过大；另一方面，支持企业长期持续地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有助于财务绩效的提升，企业应该立足长远，分阶段、分步骤、稳扎稳打地推进数字化转型。

　　第三，持续加强内部控制水平。实证研究证实，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弱化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企业首先应该对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评估，确保与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适应，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更新与改进。其次强化数据安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大量使用数字技术，而数据的安全性就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最后，建立一个监测和评估的机制，定期评估数字化转型进程，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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