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章检验了中国OFDI在“xxx”沿线国家的分布特征，并分别从法律制度、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市场开放等维度，分析了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经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的影响。其中，东道国法制力度强、政府规模小、监管效率高、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对我国的OFDI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还表明，较高的东道国经济增长水平对于OFDI具有抑制效应，同时，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是显著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xxx”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对外直接投资

　　在“xxx”倡议下，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流量净额为16965亿美元，位于世界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净额位于世界第三。2013—2018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986.2亿美元。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我国实行OFDI的重要区域之一。尽管如此，由于“xxx”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制度环境尚未完善，OFDI受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因素的制约。本文尝试通过“xxx”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来衡量其制度环境，进而分析经济自由度及其各个细分维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从企业决策的层面，能够为跨国企业提供参考依据；从国家战略的层面，有利于优化中国对于“xxx”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推动区域合作共赢，实现资源互补，推进多元化均衡发展。

　　关于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OFDI区位选择的文献，主要观点集中对外直接投资导向的决定因素，其中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涵盖了规范性、监管性等制度性的因素。基于North的理论框架，Gwartney认为健全的制度会激发更多高效的生产。至此，从制度的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丰富且观点一致。关于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OFDI影响的相关文献，主要围绕法律制度、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和市场开放等维度描述东道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其中，围绕产权保护和xx治理的文献研究比较丰富。Kapuria-Foreman指出减少政府干预，增加产权保护并降低资本流动壁垒可能会增加外国直接投资。从减少政府干预和有效执行合同的角度，产权保护被认为是吸引FDI必不可少的制度因素（Cotton等；Fabro等）。黎绍凯等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政府稳定性、法律完善程度及秩序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检验均指出xx会通过提高跨国公司的运营费用，从而使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Mudambi；Ajide）。

　　一、机理分析

　　本文分别从整体的经济自由度及其细分维度，即法律制度、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和市场开放四个方面中的10个细分维度——产权保护、政府廉洁、税收负担、政府支出、商业自由、劳工自由、货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和金融自由进行分析。

　　（一）法律制度

　　1.产权保护。产权保护自由度衡量的是一国保护私有产权的程度。当政府未能或没有充分维持健全的法律制度并提供产权保护，跨国公司的财产易受到侵害，跨国公司在这样的东道国环境中进行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从事生产性和企业家活动的动机自然就会减弱。

　　2.政府廉洁。政府廉洁自由度衡量的是一国政府清廉和反xx的程度。xx会以诸多的形式出现，如xx、勒索、裙带关系等，这些都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平。因此，政府的廉洁度代表了市场化环境的公平交易程度，如果该国市场化程度较高，各交易主体能够公平地进行交易，则政府廉洁度分数较高。

　　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东道国政府法律制度越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强。

　　（二）政府规模

　　1.税收负担。税收负担衡量的是整体政府的征税情况，其中涵盖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和总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等（De Haan）。高额的税负使得外资企业承担更多的成本，对外资流入产生负面影响。东道国所征收的税额越高，则税收负担的分数越高。

　　2.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主要由政府支出额占其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支出过大，会导致生产机构冗杂，效率低下，从而影响到外来投资者。政府支出越多，则该自由度分数越高。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2东道国政府支出规模越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弱。

　　（三）监管效率

　　1.商业自由。商业自由度指的是一国企业开办、运营和关闭所需要办理的程序和所花费成本的衡量。Heckelman认为商业环境主要涉及公司开设和运营的难易程度。如果创办手续繁琐，势必会产生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即东道国开办或关闭企业简单快速、监管适量，则商业自由度的得分便较高。

　　2.劳工自由。劳工可自由地去选择工作。劳动力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资源，劳动力市场的本质就像其他资源市场一样。Munkhammar均认为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监管会减少就业机会，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东道国对于劳工没有诸多的限制，则劳工自由度分数较高。

　　3.货币自由度。用物价稳定性指标来权衡，考虑了近通货膨胀率和价格管制情况。因此，东道国通货膨胀率若维持在较低水平，则价格控制较少，货币自由度分数越高。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3东道国监管效率越高越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强。

　　（四）市场开放

　　1.贸易自由。贸易自由度是对影响进出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综合衡量。通过关税、配额、出口关税、非关税监管和技术壁垒或通过全面禁止贸易的各种限制，导致本国制造业丧失竞争力，这也剥夺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交换产品和服务的权利。因此，东道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越少，则贸易自由度分数越高。

　　2.投资自由度。个人和企业资本自由转移的难易程度。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若政府设置了门槛，即使外来投资者能够给当地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先进的技术转移，都不能够进行投资。故资本流动的障碍越少，投资自由度分数越高。

　　3.金融自由。金融自由是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程度，体现了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是只需要确保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以使市场参与者可以考虑到可能的风险后做出明智的决定（Edgars）。因此，较少的金融监管代表金融自由度分数越高。

　　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4东道国市场开发程度越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强。

　　二、模型设定

　　已有文献通过引入制度距离、人力资本、通货膨胀等变量，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拥有共同语言、加入世贸组织等虚拟变量，对引力模型进行了不同维度的修正。本文借鉴上述思路，进一步引入中国OFDI的滞后一期值，构建修正的动态模型，如下公式所示，以捕捉和反映中国OFDI的动态性。

　　LnOFDIit=β0LnOFDIit-1+β1EFit+β2 Xit+μit

　　其中，LnOFDIit表示中国t年流入东道国i的直接投资流量额的对数，LnOFDIit表示中国t年次年流入东道国i的直接投资流量额的对数，EFit代表t年东道国i的整体经济自由度指数（EFI）或是细分维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产权保护（PR）、政府廉洁、税收负担（TB）、政府支出（GS）、商业自由（BF）、劳工自由（LF）、货币自由（MF）、贸易自由（TF）、投资自由（IF）和金融自由（FF）），Xit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LnGDPit表示t年东道国i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LnDISit表示中国到东道国i的地理距离的对数，GGDPit表示t年东道国i的GDP的增长率，LnHCit表示t年东道国i的人力资本，LnWAGEit表示t年东道国i的劳动力成本的对数，RESit表示东道国i的自然资源禀赋。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71个“xxx”国家中的44个国家1作为样本，从投资流量来看，中国对44个样本国家的OFDI占中国对“xxx”沿线国家投资的90%以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I）。数据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计算得到。

　　2.解释变量：经济自由度（EFI），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第一类是法律制度（Rule of law），包含产权保护（PR）、司法效率（JE）和政府廉洁（GI）三个细分维度；第二类是政府规模（Government size），包含税收负担（TB）、政府支出（GS）和财政健康（FH）三个细分维度；第三类是监管效率（Regulatory effiency），包含商业自由（BF）、劳工自由（LF）和货币自由（MF）三个细分维度；第四类是市场开放（Market openness），包含贸易自由（TF）、投资自由（IF）和金融自由（FF）三个细分维度。（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

　　3.控制变量

　　（1）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东道国的市场规模通常是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市场规模一般由东道国GDP来衡量（Economou）［5］。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

　　（2）地理距离（DIS）。距离因素极可能导致跨国企业沟通不及时，影响内部经营管理效率。本文采用蒋殿春的方法，距离成本为航运距离和国际油价的乘积，如上公式所示。其中，DISij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popm和popn表示两国的城市人口，popi和popj表示两国的人口总量，λ表示贸易距离弹性，一般设定为1，国际油价参考World Bank数据库中英国布伦特轻质石油年度平均成交价格，距离值来源于CEPII Geo Dist数据库。

　　（3）东道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GGDP）。该指标代表东道国市场的增长潜力。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

　　（4）人力资本（HC）。数据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生产、收入和价格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编制的佩恩表9.0版，人力资本指数是该中心基于各国教育的平均年数计算出的教育回报率。

　　（5）劳动力成本（WAGE）。该指标代表东道国的用工成本，用就业人口的人均GDP来表示。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

　　（6）资源禀赋（RES）。该指标代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本文借鉴祁春凌的研究思路，以东道国金属和矿石、燃料占商品出口份额来定性该国资源禀赋情况。

　　（二）动态面板检验

　　当中国的企业在东道国已经进行过投资，表明该企业已对东道国有了充分的了解，对于该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稳定的预期。同时，前期积累的投资经验有助于自身后续的投资。本文选择系统GMM两步法，对上述公式进行实证检验。经济自由度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总体中国而言OFDI倾向于流向经济自由度更高的国家。

　　1.法律制度和政府规模对OFDI的影响

　　表1列式了财产权和政府廉洁的系数均为正值且统计显著，说明东道国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于中国OFDI流入有积极影响。税收负担的系数为-0.206，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政府支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整体来说，政府规模对于中国OFDI的流入具有抑制作用。

　　2.监管效率和市场开放对OFDI的影响

　　通过表2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OFDI的滞后一期的系数均为正值且统计显著，证实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累积效应。

　　四、结语

　　本文选取了“xxx”沿线的44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了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OFDI倾向于流向经济自由度较高的东道国。第二，在法律制度方面，产权保护和政府廉洁均和中国OFDI呈显著的正相关。东道国廉洁的政治环境能够保障外来投资者能够平等获取自由市场上的资源。第三，在政府规模方面，基于与东道国是战略上紧密合作的国家，尽管东道国的税负较高，但中国OFDI仍旧流入，且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国有企业占了将近50%。同时，政府规模可能会挤出私人投资。第四，在监管效率中，东道国如果能够简化企业创办的程序，在企业后期的运营过程中不施加诸多的管制，这样就有利于中国OFDI的进入。劳工自由是与中国OFDI呈正相关，在动态面板中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国OFDI流入“xxx”沿线的部分国家主要驱动力并非劳动力资源。整体来说，较高的货币自由度还是积极促进中国的OFDI。第五，在市场开放中，东道国自由的投资市场与金融自由度能够对中国OFDI保持积极的态度。

   参考文献：

　　［1］Gwartney J.Institutions，Economic Freedom，and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2009，75（4）：937–956.

　　［2］黎绍凯，张广来．我国对“xxx”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布局与优化选择：兼顾投资动机与风险规避［J］．经济问题探索，2018（9）：111-124.

　　［3］Ajide K B，Eregha P B.Economic Freedom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cowas Countries：A Panel Data Analysis［J］．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4，14（2）：163-174.

　　［4］Heckelman J C.Economic Freedom and Economic Growth：A Short-Run Caus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2000，3（1）：71-91.

　　［5］Economou F，Hassapis C，Philippas N，et al.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terminants in OEC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7，21（3）：527-542.

　　［6］祁春凌，邹超．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J］．当代财经，2013（7）：1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