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采用访谈调查的方法对桂滇黔地区新型农民培育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新型农民培育的因素既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资金投入、风俗与地理等外部环境宏观因素，也包括培训主体硬件设施、培训时间和地点、培训内容与方法、培训主体组织机制的规范性等培育供给的微观因素，还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培训意愿、家庭的特征等农民自身的因素。并根据影响因素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对培训人员进行筛选等相关对策。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访谈调查；影响因素；桂滇黔地区

　　一、文献综述

　　农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高度重视的问题，我国多次提出要加强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2012年我国首次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随后提出要加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既要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也要完善配套体系，更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2020—2021年，我国提到要关注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这一系列信息都表明了大力培育新型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新型职业农民对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为帮助国家有效解决农村问题，国内的诸多学者都对这一新概念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影响因素问题展开了一些研究。徐辉等（2018）采用Logit二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5大类30项指标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作用，认为是否经常自学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受培育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和政府扶持对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显著影响。［1］尚蕾等（2020）利用了DEMATEL法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的影响因素，认为主要有培训教材、培训地点、培训时间、年龄、跟踪服务质量、性别等因素。［2］吴易雄（2016）认为性别、文化程度、希望的培训时间、是否有扩大农业生产的愿望、农机服务方式、从事农业背景、单位效益与当地平均水平相比等，在统计学上显著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生产意愿，外部经济环境、政策环境、资金条件对新型职业农民是否进行创业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3］周瑾等（2018）运用了多分类logistic计量模型，对影响新型职业农民从业选择的微观影响因素（性别、从业年限、家庭人口和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4］周杉等（2017）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个人特征、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政府支持的有效性等因素对培育的满意度的影响。［5］

　　二、访谈调查收集

　　在对桂滇黔等地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调查中，对60名新型职业农民开展访谈，向他们提出了如下问题：“您觉得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30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研究专家、管理人员和实际参与工作者、培训讲师、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专家进行咨询、讨论，向他们提出如下问题：“您认为影响广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收集到的影响因素访谈结果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的政策与支持；第二，新型职业农民自身参与培育的意愿与学习能力；第三，培育的组织、具体过程和细节。这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新型职业农民自身参与培育的现实可行性和喜好程度。具体来说，又包括：培训时间、培训费用、

　　培训讲师、培训方式方法、培训课程设置5个方面。见表1。

　　三、关键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质化分析

　　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和实地访谈调查收集，可以看出，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影响因素涉及到多个方面，涉及到的影响指标众多。

　　将以上所有因素进行理论分解、归纳，合并类似项目和剔除多余项目，得出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外部环境又包括政府方面、社会环境方面。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供给又可分为硬件供给方面、软件供给方面，新型职业农民自身方面因素包括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民家庭特征两个方面。

　　（二）外部环境宏观因素

　　1.政府方面因素

　　（1）法律法规政策

　　由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不同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协同运作的矛盾和困难，因此应从法律法规的层面，补充和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条目。要制定职业农民培训专门法律。

　　良好的配套政策体系能够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良好开展。政府可从专项扶持资金的设立、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的完善、金融服务等方面制订相应的宏观引导政策。

　　（2）资金投入

　　要以法律法规规范培育资金的投入和使用。通过建立公开投资机制，规范各级政府投资行为、各培育机构资金使用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达到资金投入和使用的公开、透明、高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各级财政资金应该被列入财政年度预算。［8］

　　2.社会方面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使电视、电脑、网络和电话等在农民中的普及和运用，从而可以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与培训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和培育氛围。同时，可以改善农民的经济条件，增加他们用于培育的资金。

　　（2）农业技术水平

　　对于农业技术水平高的地区来说，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势头强，从事该方向的人群更具有优势。因此，应根据当地农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培育方式。

　　（3）文化、风俗与地理因素

　　民族文化和风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地居民的精神丰富程度、健康程度，而精神水平恰恰与身体素质一样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新型职业农民将农业生产经营作为一项“职业”来从事，与教师、律师等职业一样，需大力倡导整个社会层面真正消除对传统农民身份固化的观点和歧视态度，让新型职业农民能够正常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合法权益。

　　桂滇黔地区拥有广大的山地丘陵，水资源、生物资源很丰富，桂滇黔三省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因此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和具有民族特色。桂滇黔三省旅游业创造的GDP占GDP总量的比例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桂滇黔地区发展农业时，应立足于现有耕地，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着重提高单产，着力解决水利问题，在此基础上狠抓改土。与此同时，还要改善桂滇黔地区的农村交通状况，根据桂滇黔地区的地理位置大力挖掘当地与临近其他区域的经济合作潜力，改变桂滇黔地区普遍存在的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状况。［9］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容也必须考虑这些现实的自然地理特点，结合地区的产业优势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设计。

　　（三）培育供给微观因素

　　1.硬件方面

　　培训主体硬件设施。培训主体不仅要有教室、多媒体等上课的地方，还要有实验、实训基地，让新型职业农民有实践、练习、训练实际掌握技能的地方。［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水平。师资水平是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的重要因素，调查中，不少农民希望县乡技术人员担任培训讲师，也有不少农民希望培训机构的专业师资和外聘专家来担任培训讲师。新型职业农民师资的来源应该多样化，互相补充。

　　培训教材是否能结合培训对象的实际情况来编制等。

　　2.软件方面

　　培训时间和地点的合理确定。确定好培训时间，不能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相冲突；培训地点要合理，既要硬件和软件设施好，又要方便农民学习。

　　培训内容与方法。新型职业农民虽然是农民群体中的优秀部分，但由于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他们对现代农业的专业知识、技能还比较陌生。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内容除了应包含技术技能之外，还应包括营销、管理、创新等内容。培训内容的确定，需要在事前充分了解培训对象想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再根据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前准备。［2］

　　培训主体组织机制的规范性。指培育制度的完整性，培育机制的长效性。培育主题组织机制越规范，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才越有效。

　　（四）农民自身方面因素

　　农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来源、农业技术水平、培训意愿、农户政策认知程度等都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效果。

　　1.性别

　　性别对农民参与培育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影响较为显著。调查发现男性更愿意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5］

　　2.年龄

　　年龄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意愿有负向影响。年龄越大，农民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需求越低。

　　3.受教育程度

　　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意愿越强烈。科学文化水平低，会导致一部分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不高。

　　4.收入水平和来源

　　一般来说，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来源的增加会提高农民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愿。

　　5.农户政策认知程度

　　调查发现，仍有不少农民对政府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所采取的政策了解甚少，导致这些政策不能发挥最大化的作用。

　　四、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影响因素文献分析、访谈调查及质化研究结果，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影响因素有三个。

　　外部环境宏观因素。包括政府方面、社会方面。政府方面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资金投入；社会方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技术水平、文化、风俗与地理。

　　培育供给微观因素。包括硬件方面、软件方面。硬件方面包括硬件设施、师资水平、培训教材；软件方面包括培训时间地点、培训内容方法、培训主体组织机制。

　　农民自身方面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个体特征包括农民的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和来源、受教育程度培训意愿、农户政策认知程度等；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土地承包面积，农机数量，父辈影响等。

　　（二）政策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

　　我国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为基础的农业法律法规体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制定了农民教育培训条例。《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条例》是我国专门针对农民教育培训而制订的地方性法规，将农民教育培训定义为成人学历教育、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三方面内容。随后甘肃省等地也制订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2011年3月31日桂滇黔地区壮族自治区重要会议上通过了桂滇黔地区壮族自治区职业教育条例。近年来，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推进，更多的省、市、自治区，及市级政府都积极制订相应条例或者政府令，保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推进。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影响因素文献分析、访谈调查及质化研究结果，外部宏观因素是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三大关键影响方面之一，外部宏观因素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政府方面”，其中“法律法规政策”是居于首位的指标。

　　根据以上情况，随着我国农村发展战略发生变化，及桂滇黔地区顶层设计战略规划的进一步完善改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立法、政策扶助、户籍、土地、分级分类认定准入制度等也应相应提上日程，跟上步伐。

　　2.加大资金投入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影响因素文献分析、访谈调查及质化研究结果，外部宏观因素是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三大关键影响方面之一，外部宏观因素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政府方面”，其中“资金投入”是重要指标之一。

　　加大对桂滇黔地区农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资金投入，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成效，加大教育与培训的投入，改善教育与培训的硬件设施条件，加大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的培养力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加大医疗卫生保健投入，改善医疗卫生保健硬件设施，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人员的素质，加大农村的医疗卫生保健观念的宣传，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7］

　　还需通过对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人员给予奖励或补贴等这类积极的扶持鼓励办法，提高他们参与培育培训的积极性；如设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专项资金，支付农民因参加培训导致的误工补贴并实行“分账核算、直接补助、到户到人”；对培训机构、企业等也可给予各类相关补助；对参与的涉农企业也可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

　　要用法律法规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加以规范。

　　3.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硬件建设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影响因素文献分析、访谈调查及质化研究结果，外部宏观因素是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三大关键影响方面之一，外部宏观因素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文化、风俗与地理因素”，自然地理交通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产生重要影响。桂滇黔地区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76%，平原不足15%，属于山多平原少的省区，农村交通天然基础薄弱，尚需进一步改善。

　　培训供给的微观因素也是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影响方面之一，培训供给的微观因素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培训的“硬件方面”，主要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硬件设施，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所需的教室、多媒体、实验室、实训基地等。

　　4.加强师资力量和设备的投入

　　目前我国关于新型农民培育的师资力量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并且设备等硬设施与领先国家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对新型农民培育的师资力量，及时更新设备。将教育资源适当倾斜，建立新型农民培育的教师激励机制和绩效奖励机制。一方面，通过出台鼓励政策来吸引该方向的人才，鼓励大学生等专业型人才回乡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在大力培养人才数量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质量，因此，在培训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专业知识的吸收，可以通过定期的考试来检测培训成果，确保国家在高速高质量地发展。

　　5.对培训对象进行筛选

　　在上述影响因素中，农民自身原因包括年龄，自身身体素质等。目前国家对新型农民培育的资金投入和设备都有限，因此为了更好地取得培育新型农民的成果，加速从“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转变。政府应该对培训对象进行严格筛选，防止出现因为身体等自身原因而造成资源的浪费。政府可以先对所管辖地区报名培训者的基本信息进行初步的筛选，然后再对合格的农民进行体检，最后再进行培训。

　　6.注重培育的同时防止人才流失并鼓励人才回流

　　在注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同时，还要防范新型职业农民的流失。在访谈和调查中，发现有不少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在接受培训后转移到了其他地区，有被访谈者反映，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选拔甚至遇到一定的困难。因此，需要重视和加强对这方面的关注，并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控制。

　　在防止人才流失的同时，还要大力鼓励人才回流。鼓励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回到家乡，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带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辉，许泱，李红，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影响因素及其精准培育研究——基于7省21县（市、区）63乡（镇）的调研数据［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3）：86-94.

　　［2］尚蕾，尚增强，李建波，等.基于DEMATEL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影响因素分析［J］.河南农业，2020（7）：12-13.

　　［3］吴易雄.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探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6，38（11）：40-49.

　　［4］周瑾，夏志禹.影响新型职业农民从业选择的微观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34（12）：94-98.

　　［5］周杉，代良志，雷迪.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四个试点县（市）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7（4）：115-121.

　　［6］马名慧，邵喜武，周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调查数据［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30（19）：278-280.

　　［7］马艳艳，顾海迪，周向红.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调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18）：110-113.

　　［8］陈利昌，陈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基于广州市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的调查［J］.农业经济，2019（12）：39-41.

　　［9］沈鸿，赵永乐，胡中峰.人力资源开发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4）：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