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体系有政府、市场和农民三大主体，属于内部驱动与外部驱动相结合的三轮驱动体系。文章研究发现：政府应着眼顶层设计，完善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配套的户籍、土地和职业农民准入制度；市场主要以需求导向、分工利益和产业链延伸的方式驱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同时应与政府驱动相结合，形成政府和市场混合驱动模式；农民自身应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乡土人才的引导和带动来激发内生动力。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内在驱动力和活力得到充分激发，有利于政府和市场的驱动支持形成合力，起到良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

　　关键词：政府和市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体系；内生驱动力；外在驱动力

　　一、三大驱动主体

　　（一）政府

　　政府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驱动主体，在宏观层面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上的设计、支持和保障。立法方面，例如，2021年4月29日，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带头人[1]。

　　制度方面，政府宏观驱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主要通过制订实施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职业农民准入制度等来实现。

　　第一，户籍制度。“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2]”。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加快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的改革。

　　第二，土地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3]。

　　第三，职业农民准入制度[4]。受农业产业最终产品性、土地资源稀缺性影响，政府通过农民职业资格准入、扶持协会组织等方式促进农民职业化。如法国政府建立多种培训机构，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只有取得教育合格证书后，才具有经营农业的资格并且能享受国家的优惠贷款及补贴；德国建立完善的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制度；英国的农民职业资格证书分为农业职业培训证书和技术教育证书两大系列，以确保宝贵的农业资源让高素质的农民来使用和经营。我国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规定，要对符合条件的农民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并配套相关政策，予以扶持。各省、市、自治区积极探索，创造了不少标准和准入制度，为新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提供了经验。相关部门也对经过培训考核，符合条件者颁发初、中、高级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二）市场

　　市场是职业农民培育和成长的重要环境背景，市场驱动也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外部驱动主体之一。市场驱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要通过三个路径实现：市场需求导向、分工利益驱动、农业产业链条延伸。

　　第一，市场需求导向。市场需求会导向农民市场主体地位的提升。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市场需求导向下，农业生产经营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农民如果不能及时关注和跟进市场信息和情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事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则无法应对市场越来越快速的变化。市场需求还会导向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的提高，农民如果不能主动加强学习，提高市场竞争的意识，提高自身的科技能力，则无法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第二，分工利益驱动。作为理性经济人，一部分农民会在利益最大化支配下，自主流动到城市和工业、服务业部门。特别是接受过较好教育的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更有可能从农业流动到工业或服务业。如此一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利益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农业以外产业转移的“推力”。这样，在市场化分工利益驱动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也有了更大的空间，分工利益的驱动为新型职业农民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创造了条件。

　　第三，农村的农业产业链条向前向后延伸。现代农业发展必然导致农业产业链条的向前向后延伸，渐渐促使农业和第一、第二产业的渗透和融合，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促使农业的单一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化，最终转化成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生产和经营范围逐渐扩大，不再只单纯从事传统农业的生产，还需要掌握现代农业的管理、经营与服务。这些都会驱动和导向农民更多地掌握技术、经营、管理和服务技能，提升自身各方面综合素质，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成长。

　　（三）农民

　　政府和市场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外在驱动主体，新型职业农民自身是其培育工作的内在驱动主体。外部驱动最终还要通过内在驱动起作用，新型职业农民的内生驱动主要是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乡土人才的引导和带动、激发新型职业农民内生动力等方面来进行。

　　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组织内农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共享各种农产品产销信息，提供农业技术方面的服务，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农民的平均市场交易费用，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推动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市场化，所以无形中也提高了新型职业农民各方面综合素质和能力。

　　第二，乡土人才的引领和带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必须注重发挥乡土人才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许多各种各样的懂经济、善管理、了解市场行情的乡土人才，是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的榜样。乡土人才智慧和力量的叠加，可以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引导带动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学科技、用科技、闯市场，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起到带头作用。

　　第三，新型职业农民内生动力的激发。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必须激发被培育对象自身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一是要保障新型职业农民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保障他们具有完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切实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民主参与程度和政治地位。

　　二是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精神。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精神，是指现代农业从业人员应具备的职业信念、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及对农业的职业归属感、责任感和信誉感。宋新乐等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精神应由职业理想、职业良心、职业道德等构成[5]，其具体为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新型职业农民有鲜明的特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爱农业”尤其强调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精神内核是热爱农业，奉献自我。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精神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塑造和培养。一是有情怀，热爱祖国、热爱农业；二是有能力，要掌握农业科技、善于经营之道、懂得法律法规；三是有操守，敬业、诚信、创新。

　　二、驱动机制访谈与调查

　　（一）专家访谈

　　针对我国普遍存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体系问题，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研究专家、管理人员、实际参与工作者、培训机构负责人、培训讲师共计30名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的问题包括：您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主体有哪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不同的驱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哪个驱动主体应该居于主导地位三个部分内容。

　　第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哪些驱动主体。被访谈的专家中，大多数均表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包括政府、市场（企业）、农业类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教育培训机构、农民组织、农民自身等。应多个驱动主体同时发力，共同作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这些收集到的选项中，有些属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驱动主体，有些属于培训主体。

　　第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接受访谈的专家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主体中，政府和市场属于外在驱动主体，农民属于内在驱动主体，外在驱动要依靠内在驱动，共同起作用。

　　第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主体哪个应居主导地位。13位专家认为，基于我国当前的农村实际情况，政府仍应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居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第一位驱动主体，7位专家认为，应以市场作为第一位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主体。10位专家认为，随着农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政府、市场和农民应三位一体，并行发展，不分伯仲。

　　不少专家同时指出和强调，新型职业农民自身在培育过程中的内生驱动力和活力激发问题，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内在驱动力和活力得到充分激发，才能与政府和市场的驱动支持形成合力，起到良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

　　（二）新型职业农民调查

　　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体系问题，对60名接受访谈的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访谈。访谈的问题为：“您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由政府来组织培育更好还是企业来组织培育更好？（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选择趋向）”

　　访谈的结果显示，有43名受访对象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由政府培育更好”，占比71.7%，有17名受访对象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由企业培育更好”，占比28.3%，绝大多数受访对象认为由政府来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更合适。

　　在对1 008名参加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农民开展问卷调查时，关于新型职业农民驱动主体与驱动模式，也设计了两个问题。

　　第一，您认为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模式是哪种。有67.96%的受访对象认为，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是政府主导，或者政府和市场结合以政府为主；有32.04%的受访对象认为，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是以市场为主导，或者政府和市场结合以市场为主。可见，受访对象在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方面，更多地偏向于认为是政府主导。

　　有71.13%的受访对象认为，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是政府和市场混合驱动模式，有28.87%的受访对象认为，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是政府或市场单一驱动模式。调查对象大部分认为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模式是混合式。

　　总的来说，大多数受访对象认为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以政府驱动为主，且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政府与市场驱动混合模式。

　　第二，您期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模式是哪种。有50.3%的受访者认为期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模式是政府驱动，或者政府与市场混合以政府为主，其中，43.75%的受访者期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模式是政府与市场混合以政府为主。

　　有82.8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采用政府和市场混合驱动模式，只有17.16%的受访对象认为应采用单一的驱动主体模式。可见，混合式驱动体系是他们所期望的驱动体系模式。

　　总的来说，大多数受访对象期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采用以政府为主要驱动体系的混合驱动模式。

　　调查数据和结果见图1。

　　三、驱动体系设计

　　（一）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指导帮扶驱动

　　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政府仍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首要驱动主体，从宏观上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上的设计、支持和保障。政府宏观驱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主要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职业农民准入制度等和法律法规政策的制订实施来实现。

　　（二）市场的大范围培育实践驱动

　　市场驱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成长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培育实践来实现。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创造社会实践环境，落实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顶层设计及指导帮扶。

　　（三）新型职业农民内在驱动

　　可以把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内驱力比喻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的“最后一公里”。外在力量要通过内在力量才能起作用。新型职业农民自身在培育过程中的内生驱动力和活力激发问题，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内在驱动力和活力得到充分激发，才能与政府和市场的驱动支持形成合力，起到良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

　　激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内在动力，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乡土人才的引导和带动、激发新型职业农民内生动力3个方面来进行。

　　四、驱动体系研究结论

　　基于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和所处阶段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专家和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建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体系应设计为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相结合的三轮驱动机制。如图2所示。

　　五、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驱动体系研究成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应设计为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三轮驱动体系。政府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首要的、外在的驱动主体，主要从宏观上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方面的支持和保障，通过加大资金的精准投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以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成效。市场驱动则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成长的重要外部驱动主体之一，是落实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顶层设计及指导帮扶的重要载体。

　　政府应从宣传营造文化、舆论、环境，加强对行业、企业、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加强教学、教材等方面的引导（区情、农民需求）等方面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市场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

　　一是加大宣传，营造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舆论和文化环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关系长远、关系根本的基础性工程和创新性工作[6]，也是农民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这条探求之路，需要不同区域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塑建模式、打造品牌[7]；需要各地集众思纳广议、传信息重交流、造声势导舆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因此应充分认识到宣传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作用，切实把宣传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一方面，积极挖掘各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的好思路、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和好模式[7]，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创造更多信息和知识共享的机会；另一方面，从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是从一种身份到一种职业的转变，为更好地鼓励和吸引传统农民和大学生、返乡农民、退伍军人从事新型农民职业，要着力营造舆论，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营造良好的舆论、文化环境。

　　二是加强对行业、企业、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逐利是市场的本性。在市场驱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功利化和短期利益倾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如果不能得到良好的管理和监督，就会出现任务化、形式化、过场化、职责不明确、多头管理、重复培训等现象，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效。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市场，包括相关行业、企业、培训机构管理的严格监督。

　　三是依据地区区情实际和农民需求，加强在农民教学、教材等方面的引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结合不同地区的民族特点、人文特点、地理特点、产业发展特点，统筹和综合考虑区域发展、扶贫政策、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等的融合发展，探索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适合地区区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

　　不同地区的土地资源构成直接影响当地农业农村的发展，约束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方向。不同地区的地理特点和农村交通状况也会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地方特色，影响到与临近其他区域如广东等地的农业合作等，进而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战略与重心。因而，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教学模式、教材开发方面，要紧密结合这些地区区情的实际情况进行引导，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更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4）:676-685.

　　［2］吴声功.“两个加快”客观条件与路径选择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3（5）:7-13.

　　［3］本刊综合.三农资讯［J］.致富天地，2017（11）:5-7.

　　［4］张桃林.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做法［J］.中国合作经济，2018（11）:12.

　　［5］宋新乐，朱启臻.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精神及其构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4）:111-116.

　　［6］吴肇光，刘祖军，陈泽镕.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195-200.

　　［7］本刊编辑部.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先行者［J］.农民科技培训，201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