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业政策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发挥积极作用，其政策效力问题值得研究。基于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产业资金和政策的产出效应，以及不同层级政府资金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资金和税收优惠对软件基地经济产出具有明显提升作用，而企业自有资金和政府资金则对基地的科技产出水平提高效果显著。相比之下，其他资金和政策支持作用并不显著，因此要考虑到不同产业资金和政策的效果差异，从而调整优化政策内容结构，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火炬计划软件产业；税收政策；人才政策；产出效应

　　引言

　　软件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支撑，对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高质量发展成效初显，2021年全国软件业综合发展指数值达到128.9，比上年上升8.6，近四年年均上升7.2个分值（工业和信息化部，2022年9月）。其中技术创新指数拉动作用突出，显示软件业正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新阶段。

　　1995年，在火炬计划成功实施的基础上，科技部创造性地提出以软件基地为载体推动我国软件产业化发展，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作为软件产业重要集聚地，火炬软件基地发展迅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44家科技部认定的火炬软件产业基地实现软件业务收入5.22万亿元，占全国软件产业收入的55%，软件技术与信息服务收入9 556亿元。基地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1年，实现利税总额6 650亿元。软件产业加速向平台化、服务化转型，信息技术服务市场不断拓宽，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软件支撑能力不断加强。近年来，以软件产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受突发事件影响较小，体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和潜力。

　　我国软件产业起步较晚，经过多年发展，虽然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创新能力迅速提升，但与全球软件行业巨头相比，我国软件企业还称不上“大”，更说不上“强”。一方面，软件企业整体规模小，盈利能力低。软件产业全球市场中，邻国印度软件出口业务正在走向高端，全球500强企业中有200多家企业采用印度的软件，而中国软件主要出口日本，服务多为低端软件编写，只占据着低端产品市场。受当前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软件企业收入增速放缓，尤其是系统集成等传统业务收入明显下降、利润率大幅下滑。

　　另一方面，软件出口规模小，国际市场开拓不够。我国软件市场尚不完全成熟和规范，软件市场巨大潜力没能充分发挥。以软件外包服务市场为例，2021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超过1 936.6亿美元，增长率达到3.6%，我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149亿美元，仅占全球市场的7.69%左右，低于印度、爱尔兰、加拿大等国。

　　究其原因，一是我国软件企业在基础技术和原创性应用研发领域的科技创新相对不足，科研成果转换为产品和业务的能力较弱，新兴技术对企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不够。二是软件开发的标准化和工程化程度较低，还不能很好地与国际接轨。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软件企业尚未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软件开发过程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难以提高软件质量，并控制工期和成本，导致不能很好满足用户要求，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在通过CMMI（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认证企业数量上，中国和印度企业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业态快速形成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完善软件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产业政策主要有税收政策、人才政策等，产业资金主要有企业资金、财政资金和金融贷款。这些产业政策和资金的作用效果有何差异，如何通过优化政策，进一步提高产业资金的支持效果，推动我国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值得深入展开研究。

　　一、文献综述

　　聚焦软件产业的政策效应研究成果较少，而更多研究延伸到一般高新技术产业，分析其资金和政策支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研究方向包括产业资金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以及政府政策的有效性研究等。

　　产业资金包括企业自有资金、金融贷款、政府补助等，学者们对不同产业资金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和效果并未取得共识。第一，企业自有资金。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内部资金对企业创新研发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使用企业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Los等，2000；鞠晓生，2013；喻青松等，2016）［1-3］；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企业的生产运营盈利动机，企业内部资金对企业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刘淑贤等，2011）［4］。第二，金融贷款。从肯定性观点来看，认为银行贷款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马光荣等，2014）［5］，或显著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郭宏毅等，2018）［6］。还有学者认为，金融机构贷款作用不显著，甚至认为银行为控制贷款风险，通常会通过提高利率等方式降低可能的坏账损失，企业为短期获得高额回报以支付利息，可能会选择容易获得收益、创新要求较低的项目，导致银行贷款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性影响（俞立平，2015；张璇等，2019）［7-8］。第三，政府研发资助。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杠杆效应，不仅可以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还可以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强企业的研发意愿，而且只有政府资助形成规模效应后，才能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郭迎锋等，2016；黄奇等2015）［9-10］。部分学者通过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创新绩效对政府研发资助的响应程度较之企业研发投入更大，政府研发资助显著增加了企业高质量专利，进而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张永安等，2020；Howell，2017）［11-12］；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科技创新投入存在门槛效应，研发投入需控制在合理区间（赵丽娟等，2019）或者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Lach，2002；肖文等，2014）［13-15］。也有学者认为，政府研发资助的杠杆效应和挤出效应兼而有之（Czarnitzki，2004）［16］。

　　从政府政策的产出效应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提升创新产出（郭春立，2015；孙莹，2015；常青青，2020；Cappelen等，2012）［17-20］。相反观点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的创新投入无激励作用，对创新产出也没有明显影响（李林木等，2014；袁建国等，2016）［21-22］。除了税收政策的支持效应，地方和企业的人才优惠政策，不仅会增加企业人才数量，提升研发密度和强度，也会推动企业内部利益分享机制优化，从而提高技术研发人员和管理人才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和绩效提升（徐喆等，2017；郭捷等，2017）［23-24］。

　　综上所述，虽然当前对产业资金和政策的产出效应已有较多研究，但仍存在较多问题，如研究对象大多是各行业的上市公司，聚焦到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研究成果较少；对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政府资金和税收优惠的作用效果，几乎未有研究兼顾到政策工具中的人才优惠政策，导致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降低。

　　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在样本选择上，使用国家火炬计划中软件基地数据，科学测算了产业资金和政策对软件企业产出效果；根据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比较企业自有资金、政府资金、金融贷款等不同来源产业资金对经济及科技产出的贡献率，并比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资金对经济及科技产出的有效性；将产业资金和政策同时纳入考察，内容涵盖了产业资金和政策的各个方面，对后续政策建议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产业资金对软件基地企业产出的作用机制分析

　　软件产业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研发风险高、研发周期长，导致外部资金往往不愿或无力持续投入，而技术创新本身具有较高的风险且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根据融资次序理论，企业会优先选择边际资本成本最低的企业内部自有资金作为研发主要资金来源［25］，内部财务资源是创新研发支出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26］。自有资金投入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增加企业用于创新的资源，进而提升创新的质量和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自有资金对软件基地经济和科技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特征，银行等金融机构市场经济主体，出于对资金安全性和盈利性的考虑，可能会提高贷款利率、增加担保物，或者指定借贷资金用途，干预企业研发决策。企业为了顺利获得金融贷款，会按照金融机构要求将金融贷款资金投资于短期收益稳定、风险低但长期效益低下的传统项目而非研发项目，降低公司资金配置效率，还可能导致企业创新活动资金支持不足，抑制了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或者金融机构在筛选放贷对象时会倾向于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发放贷款，引导资金投向研发风险较低的既有生产活动中［27］。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金融贷款对软件基地科技产出无显著影响。

　　政府补助资金作为企业研发资金的重要补充，可有效消除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性，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8］。国家火炬计划基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各级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向外界传递出企业创新能力高的信号，会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而且高技术企业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本身更易获取政府资金补助。与此同时，政府的资金投入也将受到相关部门监督，使其能够及时投入企业的研发项目，一定程度上也会提升企业的研发积极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政府资金对软件基地科技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二）产业政策对软件基地企业产出的作用机制分析

　　产业政策有税收政策和人才政策等。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在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将更多资源向附加值更高的创新领域集中，或者进行投资或扩大企业规模，进而提升绩效并促进企业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立法层次不高，导致政策变动频繁，这无疑会影响这些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难以形成法律上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热情。而且许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了适用期限，具有临时性特征，而研发往往属于长期活动，政策的短期化会降低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度。并且税收优惠政策从制订到企业运用具有较长时滞，进一步对创新研发效果形成了约束。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税收优惠政策对软件基地经济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对科技产出作用不显著。

　　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软件产业高层次人才更是企业发展壮大和创新研发的基础。人才政策的实施由政府主导，人才政策为企业聚集高层次、技能人才提供制度保障，推动企业内部人才储备，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结构，更易促进企业实质性绩效。人才政策的实施会驱动各类要素资源向软件基地企业、创新项目集聚。各类市场主体也会因为政策效应，提升对企业融资的信任度，增加资金投入，缓解企业资金束缚，促进技术创新［29］。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人才优惠政策对软件基地经济和科技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三、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构建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在考察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中运用极为广泛。在探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时，在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上引入了技术资源因素，在技术经济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出与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其中，Y表示产量，A表示技术水平，K表示投入的资本量，L表示投入的劳动量，α、β表示K和L的产出弹性，α+β大于1、小于1和等于1分别表示规模报酬递增、递减和不变。

　　为研究不同来源产业资金和政策对软件基地的产出效应，本文引入C-D生产函数，并对函数进行扩展，以软件基地经济和科技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自有资金、政府资金、金融贷款及税收和人才优惠政策等变量纳入模型，为避免异方差性，并考察影响弹性，将等式两边分别取对数得到线性方程，构建两个面板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Ecoutputit和Techoutputit分别表示基地i在t年的经济和科技产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因素众多，包括财税政策、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入、劳动投入、产业聚集度以及社会、地理环境等因素。由于影响因素众多，且存在一些定性因素，难以量化，因此本文选取影响产出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自有资金（Ownf）、金融贷款（Fl）、政府资金（Govf）、研发投入（Rd）和软件研发投入（Softrd），Controlsit代表控制变量，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对于面板数据的研究，通常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1），模型（1）和模型（2）均适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二）变量定义及测量指标

　　1.被解释变量

　　经济产出（Ecoutput），是企业在一系列生产发展活动中产生的经济效益，包括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本文使用软件基地企业的营业收入来进行度量。

　　科技产出（Techoutput），是指企业通过科技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成果，通常表现为科技成果推广与应用带来的产出额变化。本文考虑到科技产出的经济和应用价值，选择软件基地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进行度量。

　　2.核心解释变量

　　（1）产业资金

　　如前所述，产业资金主要有企业自有资金、金融贷款、政府资金三类。本文使用软件产业基地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的企业资金（Ownf）来度量；金融贷款主要包括银行或基金机构给予软件产业基地企业的贷款，可用软件基地金融机构贷款（Fl）来度量；政府资金大多由国家财政或上级主管部门拨给，此处以软件产业基地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的政府部门资金（Govf）来度量。

　　（2）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用税收优惠政策和人才政策指标反映。税收优惠（Tp）使用软件基地出口和利税情况中的减免税总额指标。人才优惠（Hp）根据各软件基地及当地对软件基地企业的人才引进租金和生活补贴政策，使用各软件基地统计的每年新增在岗的硕士和博士人数总和与补贴金额乘积计算优惠总额（本文搜索各软件基地以及各省科技部网站，查找相关政策文件，根据各地人才引进政策中规定的补贴金额、补贴对象和补贴年限，分别计算各软件基地每年新增的人才补贴总额）。

　　3.控制变量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并考察其他变量的影响，本文还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

　　（1）技术资本投入

　　根据C-D生产函数，技术投入的增加会带来产出的增长。本文在经济产出效应模型中使用研发投入（Rd）进行控制；在科技产出效应模型中使用软件研发投入（Softrd）进行控制。此外，所有模型中加入各省批复产业基地用地面积度量的固定资本（Area）对基地产出的影响进行控制。

　　（2）人力资本投入

　　人力资源在软件企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使用软件基地年末总人数、本科及以上人才比例和从业年限五年及以上人员，分别度量人力资本中的员工规模（Staff）、受教育程度（Edu）及经验水平（Exp），从而对软件基地经济和科技产出效应的影响进行控制。

　　另外，本文还引入年份虚拟变量（year）控制不同年份宏观政策差异带来的影响。考虑到产业资金从投入企业到实现产出具有时滞，在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时，将产业资金、研发投入及软件研发投入变量滞后一期再进行回归，以提高回归结果拟合度。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和各省政府网站，研究时间跨度为2012—2021年。研究对象为科技部认定的44家火炬软件基地，由于部分省份软件基地成立时间较晚或核心数据缺失，本文对数据缺失较多、观测年限不足的样本进行剔除，最终获得27个软件基地270个样本观测值。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使用平减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对模型中涉及的经济变量做平减处理。为减少异方差的问题，所有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采用LLC检验、IPS检验和ADF-Fshier三种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将通过三种检验的变量认定为平稳数据。除Tp、Edu、Exp 3个变量外，其余变量均直接通过了检验。3个变量在通过一阶差分处理后强烈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它们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样本的面板数据是平稳的，可用于后续分析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上述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首先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分别考察三种资金对软件基地企业的产出效应。表4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2、3列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第4、5列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对其结果进行检验。

　　1.企业自有资金

　　第2、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Ownf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自有资金投入的增加会提升经济产出。第3、5列表明企业自有资金对软件基地的科技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设H1。进一步对比模型（1）和模型（2）中变量Ownf系数发现，企业自有资金增加1%，将带动经济产出和科技产出增加0.11%和0.14%，表明相比经济产出，企业自有资金对科技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它是企业自有资金，筹资成本最低，而且使用起来最灵活，在促进资源配置上效率最高。因此，在软件基地企业的经济和科技产出中，企业自有资金贡献显著。

　　2.金融贷款

　　回归结果表明，金融贷款Fl系数在各个方程中均不显著，表明金融贷款对经济产出和科技产出并无显著影响。反映出软件产业的创新研发活动通常会面临较高风险，部分金融机构为降低或规避此类风险，并不会提供过多贷款，未达到一定规模的资金在企业研发和生产中作用效果不明显；而且，由于金融贷款利率一般较高，面临还款和利率的双重压力，导致金融贷款在企业生产创新上支持不足，对经济和科技产出的作用效果均不明显，结果验证了假设H2。

　　3.政府资金

　　从变量Govf的显著性来看，政府资金总额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不明显，却对科技产出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源于政府资金使用管理原因，部分政府资金专款专用，企业在资金管理上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督，使得专项资金精准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带来创新绩效的显著提升。而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增长，主要由市场主导，并非政府资金重点扶持领域，因此，政府资金对企业经济产出作用不明显，而对科技产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

　　4.税收优惠政策

　　从税收优惠Tp回归系数结果来看，回归系数为0.2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优惠显著性地提升了软件基地的经济绩效，验证了假设H4。但税收优惠对科技产出效应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税收优惠的对象是软件基地中所有软件产品和服务收入，高新技术企业开发新产品需要大量的研发经费投入，收益周期较长。相反，扩大现有生产规模，增加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不仅成本相对较低且风险可控，结合软件产品研发与生俱来的高度风险性和销售的不确定性，大部分的高新技术企业可能会选择在现有基础上改造升级产品和服务来获取税收优惠，而非选择研发新产品。考虑到这种现实情况，税收优惠政策会显著提升软件基地的经济效益，但对新产品销售为代表的科技产出的影响不显著。

　　5.人才优惠政策

　　从回归结果看，人才优惠对经济产出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对科技产出无显著影响。该结果可能是因为相关人才优惠政策需要落实大量的人才引进资金，如工资补贴、住房补贴、培训补贴、生活补贴等，而软件产业属于研发型产业，前期的大量资金投入导致经济产出下滑，但是随着研发深入，新的技术产品面世，最终必将提升经济产出。因此，这种负向作用可以视为短暂的影响，结果表明不支持假设H5。

　　6.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

　　回归结果显示固定资本增加对软件基地的经济和科技产出都有促进作用。衡量固定资本的用地面积增加，侧面反映了软件基地生产规模的扩大，因而在产出方面会有增长的表现。对比回归结果中第2、4列和第3、5列中的Staff变量系数，可以发现同等条件下，员工规模对科技产出的作用效果强于经济产出，这一结果也十分符合软件产业的特征，人员的增加更多的带来的是技术上的突破。这也反映出人力资本投入对我国软件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人力资本对软件基地经济和科技产出的推动作用。

　　综合表4可知，税收优惠和中央政府资金对经济产出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且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效果更强；企业自有资金和政府资金显著地提升了软件基地科技产出水平，其他资金和政策作用效果不明显。因此，可以认为政府的资金和政策优惠对基地的产出绩效的作用是有效且必要的。

　　（二）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分析中，使用的税收优惠是以软件基地减免税费总额来计算的。然而在现实情况中，某些基地很可能由于其自身规模较大，产出能力相比其他基地更强，从而获得更大的优惠力度，二者具有互为因果关系，这就会导致模型中的税收优惠变量产生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一方面尽可能多引入控制变量，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使用滞后一期的税收优惠作为其自身的工具变量［30］，并通过两阶段小二乘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中直接给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根据检验结果，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从稳健性检验来看，政府资金是政府优惠政策的一部分，软件基地需要向省（市）科技主管部门申报，通过认定后才能获得审批，获得资金支持。因此，从政府资金落实到实现科技及经济产出需要时间和过程，所以产业资金中的政府资金影响可能存在更长的时滞效应。故本文把回归模型中的政府资金、地方政府资金和中央政府资金变量替换为滞后两期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各变量系数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显著性也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结果较为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不同层级政府资金对软件基地经济及科技产出的异质性影响，将解释变量中的政府资金分解为中央政府资金（Cgovf）和地方政府资金（Lgovf），并在模型（1）、（2）的基础上引入两个变量，模型（3）、（4）设定如下：

　　其中，地方政府资金由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情况中统计数据度量，中央政府资金通过政府部门资金与地方政府资金相减计算获得。根据上述模型构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第4、5列报告了不同层级政府资金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从Cgovf系数来看，中央政府资金对软件基地科技产出作用不明显，却对经济产出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与第2、3列中地方政府资金对基地的科技产出有显著提升作用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对软件基地存在较高的门槛条件，因此，对于经济产出可能会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软件基地定期发放支持资金，企业未能在生产急需的时间节点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资金可能存在使用效率不高问题。基地获得的直接资金支持仅为地方政府对软件基地优惠政策构成部分之一。除此之外，企业所享有的税收、人才优惠等，大多也是由地方政府提供，这些资金和政策的重叠，很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可用于直接拨款的资金相对不足，地方政府资金对软件基地经济产出作用不显著。通过对比回归结果中第4列Ownf和Cgovf系数大小，可以发现中央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每增加1%，相应将会给软件基地带来0.05%和0.11%的经济产出增加，二者巨大的系数差异，充分证实了企业自有资金相较于其他产业资金在企业绩效创造上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为研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资金和政策的产出效应，本文以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为样本，分析并比较不同产业资金和政策对软件基地经济产出和科技产出的影响。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企业自有资金、金融贷款、政府资金、税收优惠及人才优惠政策对经济和科技产出作用效果进行检验。其次，本文为检验不同层级政府资金对软件基地经济及科技产出异质性影响，在后续模型中加入地方政府资金和中央政府资金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税收优惠和中央政府资金对经济产出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且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效果更强；企业自有资金和政府资金显著地提升了软件基地科技产出水平，其他资金和政策作用效果不明显，人才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软件基地经济产出产生负向影响；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也对基地的经济和科技产出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政策建议

　　1.加强产学研合作，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企业自有资金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产出和科技产出两方面贡献显著，尤其是对基地科技产出推动作用明显，表明软件这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投资高风险、投入回报周期长等原因，致使企业自有资金成为企业生产发展和进一步研发升级的重要资金来源。金融贷款之所以未能对企业经济效益和科技效益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会对企业的现金流向和管理流程进行干涉，抑制企业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企业为了按时支付高额利息，可能会铤而走险将研发资金投放于风险性更高的项目，来追求高收益，导致企业财务陷入困境，进而影响研发创新。因此，企业要积极与其他企业、机构、科研院所等进行协同创新和合作研发，分摊创新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成本，缩短研发周期，促进资源优势互补，并通过知识产权打包组合抵押等模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产出效率［28］。

　　2.提高税收优惠政策与人才优惠政策精准度

　　税收优惠对软件基地的经济产出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表明政府的优惠政策对基地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相比其他资金和政策，税收优惠的作用效果还不是很强，人才优惠政策也未发挥应有作用。因此，在继续实施减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给予企业优惠税率等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应该积极实施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以期有效减轻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压力，保持高新技术企业在新时期的技术创新活力。对于人才优惠政策，政府和企业应积极创新调控思路及方式，以确保制定的人才优惠政策实施更加及时、精准和有效，引导并激励员工参加继续教育，提高员工工作能力和创新积极性，提升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效率，让人力资本积累在企业生产发展中表现出更高的要素价值［31］。

　　3.积极发挥政策扶持和引导作用

　　加强引导社会资本良性参与创业投资，并在充分调查研究和严格遵守财务管理程序的基础上，为企业金融贷款提供力所能及的信用担保，尽量满足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为企业生产和创新活动提供支持。此外，考虑到企业自有资金对企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运用多样化资金渠道积极开展创新活动，使各类资金渠道发挥互补作用，从而使得企业创新投入资金来源走向多样化，而不再是被动地依赖政府补助，通过多元化资金融合，促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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