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全面测度了2013—2020年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基于制造业产品层面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门槛模型和中介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对于制造业贸易的促进作用中具有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贡献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基于此，文章给出了针对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几点对策。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中介效应；门槛模型

　　目前，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蓬勃发展，在人类生产活动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较为重要的推动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依靠其崛起的制造业近年来面临着产业发展动力不足、需求增速放缓及利润空间压缩等多重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加紧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技术作为一项创新要素，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外贸竞争力影响的具体特点，有助于分区域明确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外贸竞争力的影响，从而有效、准确地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为决策提供支持。

　　综合已有相关文献，多数学者都探讨了数字经济与贸易发展之间的联系，并一致认为数字经济对贸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例如，李兵等[1]（2017）指出，互联网对企业的出口有明显的积极影响，石良平等[2]（2018）发现，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外贸增长。而在分析影响机制方面，学者们大多从贸易成本的角度出发，例如，潘家栋等[3]（2018）的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减少出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卓乘风等[4]（2018）认为互联网发展可以提高区域制造业的出口复杂性，孙穗等[5]（2020）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有助于降低成本，促进国际贸易。也有文献从其他角度出发，例如，沈国兵等[6]（2020）在研究中认为，互联网发展可以促进出口商在不同领域的创新，这种创新对出口贸易有明显的刺激作用。王智新等[7]（2022）则认为，数字金融对出口技术的复杂性有很大贡献，其中金融监管起到了调节作用。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但现有研究大多只是从互联网、电子商务等角度来探究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的关系，无法跟上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而且很多研究仅采用普通静态线性回归，只有少数学者验证了空间分析的重要性。

　　一、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多可能，本文在广大研究者的相关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分三类考察其影响，并在分析影响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说。

　　一是直接效应。数字化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被引入到制造业中，能够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在生产方面，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实现生产流程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在研发和销售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信息匹配度和实时共享，从而降低信息成本；在营销方面，数字技术也可以为制造业提供支持，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渠道扩大市场份额。此外，数字技术还可以改善制造业的供应链管理，提高物流和库存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有正向积极影响。

　　二是间接效应。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地域壁垒，使企业有机会获得低成本的全球中间产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研发和创新投资，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这意味着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应用可以推动新型产业、业态和业务的产生和发展，在特定地域内创造更多的创新成果。此外，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交叉融合，可以有效地促进各地区和各部门的要素合理配置，从而消除供需之间的不平衡。数字经济可以带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经济可通过增加区域创新产出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是非线性效应。中国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数字经济在其初期阶段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智力支持，并且这种投入需要持续性，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在资金和数字人才资源的相对充裕程度方面存在着差异。这可能导致发达地区比落后地区更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落后地区由于缺乏人才和资金，会陷入“区域经济落后—数字落后—增长缓慢”的恶性循环。因此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平稳的，而是需要达到某个门槛水平之后才能发挥显著的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3。

　　假设3：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是否具有空间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上式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exp,为解释变量，

　　代表某省份某年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ecoit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某省份某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数；β代表本地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γ代表相邻地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包括邻近地区主要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解释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邻近地区的间接影响；θit表示常数项。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以空间单元i和空间单元j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倒数构造的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

　　（二）莫兰指数

　　在使用空间计量模型之前，必须满足变量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这一前提条件，因此使用莫兰指数对主要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进行全局空间相关性的检验。本文选择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测算莫兰指数，建立如下模型。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C）来衡量。基于国研网国际贸易研究与决策数据库统计数据，通过将HS两位编码与国民经济分类中的制造业匹配，测度出各省份制造业进出口数据。计算方式为某省份某年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额与进口额之差除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计算公式如下。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由于数字经济涉及方面较为宽泛，单一指标无法准确映照出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情况，因此本文通过参考朱洁西等学者[8]（2022）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方法，基于2021年6月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一个涵盖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即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以及数字化应用，其中基础指标共12项，具体测算方式如表1所示。

　　指标权重分析方法主要有熵权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基于数据情况，本文在建立的数字经济测度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进一步计算数字经济评价指数。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包括技术创新（INN）和产业结构升级（IND）。依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形态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过程或趋势，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三产业产值的比值衡量。技术创新，以专利授权数来衡量。

　　4.控制变量

　　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为了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参考以往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Dw）、利用外资水平（Ws）、人力资本（Edu）、汇率（Hl）、科技占比（Kj）。对外开放水平，采用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其GDP比重计算得出；利用外资水平，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数衡量；人力资本，采用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汇率，采用美元兑人民币年末中间汇率衡量；科技投入，采用非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四）数据说明

　　各省份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数据来自国研网国际贸易研究与决策数据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控制变量核算数据来自EPS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补充了部分缺失数据。该研究的时间范围为2013—2020年，由于西藏缺少相关统计数据，故该研究的空间范围仅覆盖中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其中，本文制造业共包括16个细分行业：食品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制造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业和文教美工体育娱乐用品制造业、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制造业、化学制品制造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和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器材制造业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莫兰指数

　　本文使用STATA16.0工具，测算莫兰指数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见表3）。第一列Score即为数字经济的实证结果，从我国各年数字经济的莫兰指数统计值的P值和Z值可以看出，各年度的P值都小于0.1，Z值都大于1.65，说明根据统计分析，各省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这一现象在10%的显著性检验中得到了证实。此外，莫兰指数的值均大于零，说明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分布具有集聚性特征，即数字经济在地区间具有明显的邻近效应。换句话说，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与相邻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相邻地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因此拒绝了零假设设定的阈值。第二列TC即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莫兰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各年莫兰指数的统计P值均小于0.01，说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莫兰指数指标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同时莫兰指数均大于0，说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在空间上也是正向自相关的。

　　通过上述对二者的分析可以初步判断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都有空间相关性。至于假设1中的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需要进行更加具体的空间计量分析。

　　（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基准回归

　　空间计量模型分为SDM模型、SAR模型以及SEM模型。LM检验在空间权重矩阵下显著性水平为1%时通过，表明SEM模型和SAR模型均适用；此外，LR和Wald检验在同样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SDM模型不会被弱化为SAR或SEM模型。因此，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并利用SDM模型的偏微分法将总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深入研究。

　　从表4中可知，普通面板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结果都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数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确实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产生了正向的推动作用。该表中第二列展示的是地理权重矩阵下使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的检验结果，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数的估计指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正向显著的提升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将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产生0.564个单位的正向推动作用，该结论验证了假设1。

　　表5表示运用偏微分法将SDM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直接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应的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同一省份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高。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本省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水平可以相应提高0.616个单位。除此之外，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间接效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明显的，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具有显著的辐射作用，也说明数字经济对提高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不仅在一个地区内，而且在其他地区也有体现，从而促进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整体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虽然模型经过基准回归的结果显示是显著正相关，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是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的。针对此问题，为了使因果关系更加可信且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代替贸易竞争力指数（TC）来衡量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根据某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产业中的相对出口份额来反映该国家或地区在该产业中的国际竞争力。这种计量方式直观简单，易于比较。RCA计算公式如下。

　　表6即为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变量系数不论是在普通面板回归下还是空间杜宾模型下都为正，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与前述回归结果一致。鉴于此，该实证结果证明实证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说明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四）门槛模型

　　通过门限回归，我们可以寻找具有因果关系的变量之间的门限变量，并基于样本数据的自动识别来估计门限值和确定模型特征，从而更加科学地捕捉模型中因结构突变而产生的非线性关系。本文旨在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考虑到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将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依赖变量，GDP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单一面板门槛模型进行进一步验证。

　　exp,=aeco,*I(m<n)+pe co,*I(m>n)+/co ny+B,

　　其中，α表示小于等于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系数，阝表示大于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系数，m表示门槛变量，n表示门槛值，I代表门槛指示函数。

　　表7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各省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通过了单门槛检验，但未通过双门槛检验。当GDP低于9 649.7亿元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不明显。但是，当GDP超过9 646.7亿元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迅速上升，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估计结果存在门槛效应。

　　（五）中介效应

　　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不仅存在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直接影响，还可能存在以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对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传导机制进行识别与检验。对于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借鉴三阶段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见表8。数字经济发展水平（Scor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的确有利于创新水平提升；两个中介变量创新水平（Inn）及产业结构升级（Ind）在模型3中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检验，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也同样通过显著为正，证明创新能力及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该结论证明了假设2。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框架，量化评分各省各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各省制造业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特征和运行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促进区域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其运行机制是促进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改善，进而促进各省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提高。此外，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门槛效应。

　　目前，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全面铺开，并走在世界前列。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呈现出全新的格局，数字贸易规模不断攀升。但总体而言，现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贸易出口关系仍存在突出问题，如出口贸易大而不强、数字经济发展重商务应用轻基础研究等现实状况。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考虑采取两种措施来提高中国数字经济现代化对制造业的影响。

　　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大对数字化的投入，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作用，将制造业企业从促销转向质量提升。同时，要利用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促进周边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加强区域资源共享和技术合作，打破省区间的信息技术壁垒，解决数字经济在发展区域间出口贸易中的困难。另一方面，要以数据驱动发展为重点，推动产业转型和新动能培育，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和管理水平，有效利用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夯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基础，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提升我国外贸产业发展水平，促进社会经济提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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