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 论文

2022-12-09 09:54:54 来源: 作者:lvyifei
摘要:摘要:文章以苏南新四军抗战为例,在概述“行走课堂”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设计,然后论述了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组织,最后对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进行了反思。
摘要:文章以苏南新四军抗战为例,在概述“行走课堂”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设计,然后论述了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组织,最后对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认知体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1]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通过带领学生重走苏南新四军抗战路,进而回顾苏南新四军抗战历程,回溯苏南新四军苏南斗争史,回瞻新四军铁军精神,这样更加有利于高校学生从苏南新四军抗战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和前进动力。
一、“行走课堂”概述
2018年,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指出思政课要增强高校学生的获得感,让思政课有实有虚、有棱有角、有情有义、有滋有味,尤其是规定了实践教学从本科思政课现有学分中划出2个学分,从专科思政课现有学分中划出1个学分,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2]。2021年,教育部印发修订后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进一步要求落实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指导教师、专项经费,建立相对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3]。
《墨子》提出了“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4]的思想。墨家把知识的来源分成三个方向,即“闻知”“说知”“亲知”。“闻知”即知识来源于师长传授;“说知”即知识来源于逻辑推理;“亲知”即知识来源于亲身观察、体悟。毛泽东同志说:“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5]从哲学角度看,“闻知”“说知”是间接经验,是“流”;“亲知”是直接经验,是“源”。高校学生大多在课堂、图书馆获取知识,亲自探索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往往偏少,容易出现纸上谈兵、高分低能、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现象。朱熹针对求学过程中的这种可能,提出了“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6]的知行观,是为学的重要箴言,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亦说明了行的重要性。高校开展“行走课堂”意义正是在此。
所谓“行走课堂”即打破“坐而论道”的传统课堂模式,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载体,让学生通过游学方式观察、了解人文社会,通过“理论—实践—理论”的反复过程,最终达到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我学习成长的目的,即“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行走课堂”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重视学生自我认知、自我成长、自我体验、自我感悟的知识内化过程。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必须让实践教学内容实起来、师生动起来、课堂活起来。其中,通过构建以“行走课堂”为特色的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组织学生以红色文化社会实践、社会调查,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思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文献搜集研读等为主要形式,使学生从实践中获得知识,从思考中获取答案。概言之,构建“行为知之始,知为行之基,行知互循环”的“行走课堂”,是对思政课原有“固定时间、场所进行传道授业”教学模式的创新,能让学生带着任务实践,在实践中获得知识性教育并提高觉悟。
二、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设计
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包括思、行、践、悟四个环节。一是思,表现在两个方面:教师之思,侧重于“行走课堂”的内容与教学目标、手段、方法、途径是否切合及“行走课堂”计划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的制定;学生之思,侧重于思考“行走课堂”教学的主题及自身参与态度、行为方式、行走过程的体验和安全意识等。二是行,“行走课堂”不同于传统课堂的讲授,主张要走出校门,用脚丈量历史的积淀厚度、时代的发展幅度,用眼观察社会的动态维度、人民的精神面貌。三是践,教师要带领学生在“行走课堂”中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感知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践履自己的职责和誓言,统一自己的言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四是悟,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思、行、践的基础上,感悟到知行统一的要义,领悟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璀璨光芒,体悟“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以苏南新四军抗战为例,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设计如下。
(一)制定路线图
根据1938年5月4日毛泽东电示项英“……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该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7]的内容,以及1939年2月23日至3月14日,周恩来到安徽云岭向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可总结出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发展方针。
基于此,思政课教师可与学生一起通过地图制定新四军东进的路线图,并在路线图上标示新四军东进过程中的敌情和困难,让学生沉浸式体验脑海上还原的历史场景和峥嵘岁月,勾勒出新四军苏南抗战具象,以感知新四军东进苏南的使命和担当。
(二)设计任务书
按照时间顺序,思政课教师可把新四军苏南抗战的主要事迹以任务书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学生感受新四军苏南抗战步步惊心的艰险和伟大。
1.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增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建制,统一领导第1、第2支队。1939年11月7日,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村公开宣布成立,两支队所属各部队统归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指挥部辖第2团、新6团、第4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共1.4万余人。
2.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组建。新四军初进江南,用抗日的实际行动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战信心。第1、第2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加紧与苏南地方抗日武装建立联系,采取团结、争取、扶助和改造的方针,壮大抗日队伍。1938年,陈毅在丹阳整编管文蔚地方武装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之后延陵、茅山、句容、金坛等游击队也大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同年9月,陈毅派王必成与江阴梅光迪领导的江南抗日游击队和朱寿松领导的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联系。同年10月,梅、朱两部在江苏省委派出的何克希带领下,改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3路军[8]。之所以打“江抗”的旗号,是因为考虑到国民党政府不同意新四军扩编,而采用本地原有“江抗”的名号。至于对外宣称第3路军,其目的有二:一是令敌人无法知晓“江抗”人数和实力,从而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二是可以继续发展更多路军。至1939年8月,“江抗”由东进初期的1 000多人发展到了5 000多人。
3.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苏南抗日斗争。1940年6月,陈毅、粟裕为拓展苏北根据地、支援挺进纵队战斗,率江南指挥部及其主力渡江北上,留下的新2支队仍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名义,坚持茅山地区的抗日斗争。1941年2月4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江抗”被改编为新四军3支队,之后3支队又改编为新四军18旅。同时,在西路作战的原新四军新2支队改编为16旅。16旅和18旅共同组成了新四军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
1941年5月,为更好地领导江南地区抗日工作,成立了以谭震林为书记、邓振询为副书记的中共江南区党委,驻地为溧阳西北塘马村。塘马村及其附近地区同时还驻有江南行政委员会和新四军6师第16旅旅部,以及后方人员等共1 000余人。同年11月28日,新四军在塘马战斗中以500余人的兵力,抗击8倍的强大敌人,粉碎了敌人一举消灭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但因整体实力寡不敌众,罗忠毅、廖海涛及27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9-11]。
4.苏浙皖工作委员会成立。苏南新四军根据《双十协定》和党中央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从苏南解放区北撤到苏北地区。到1945年10月8日晚为止,全部人员撤退完毕,共计撤退者有50 000人。在撤走前,对于不能撤走的和因有家属负担而不愿撤走的伤病员及一些抗日军属都做了妥善的安置,并召开会议,要求当地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关心和照料他们。对于同群众的来往经济账目都做了清理,民主政府发行的“抗币”也一律兑换收回。在部队北撤时,发表《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说明新四军北撤的原因和意义,并号召民众为完成团结、民主、和平的大业而奋斗。
通过设计任务书,教师要让学生代入式地感受新四军所处的孤军深入、群敌环伺的险恶环境,感知新四军与苏南人民的鱼水深情,从而升华理解党领导的新四军“听党指挥,坚定信念;坚忍不拔,英勇果敢;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内外团结,众志成城;步调一致,纪律严明”的铁军精神。
三、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组织
新四军苏南抗战的“行走课堂”起点为苏州常熟沙家浜新四军纪念馆,渐次往西经苏州吴中区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纪念馆、无锡锡山区新四军6师师部旧址纪念馆、无锡宜兴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常州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镇江句容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终点为南京溧水李巷新四军将领旧居,即逆向行走新四军东进路线,整个行程时间为一周。
由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组织开展新四军苏南抗战“行走课堂”活动,具体由江苏省地方新四军研究分会承办,并由分会委派精干讲解员担任主讲和解说。“行走课堂”的红色之旅以沙家浜起,以李巷止,处处彰显着新四军将士铁的精神、铁的纪律、铁的意志、铁的信仰,以及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同仇敌忾、同生共死的军民情。
阳澄湖畔沙家浜的群众保护“江抗”东路军的36名伤病员;55名太湖游击队员于冲山岛经过20天殊死作战顺利突围;谭震林在皖南事变前后率领新四军通过白刃战、袭击、破袭等战术重创日伪军;1943年太华山发挥苏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中心和指挥中心的作用;1939年以水西村为指挥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为茅山根据地、苏北根据地及黄桥决战创造了不可磨灭的胜利条件;以茅山为中心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守住苏南抗战阵地,取得了“反扫荡、反摩擦、反清乡、反清剿”的胜利;1938年至1941年,新四军16旅及苏南党政机关进驻李巷,开展生活、生产、战斗、训练等活动,并领导人民发动减租减息运动,被称为“苏南小延安”。
苏南新四军抗战“行走课堂”不仅拓展了高校学生对课堂学习内容的认知,更让学生感受到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使命和担当,实现了红色文化浸润升华、红色血脉赓续传承、红色基因镌刻心灵。“行走课堂”通过实现自主性、实践性、开放性、生成性等特征,跳出传统教室课堂的固定模式,引领学生进入了一种主体性、沉浸式的学习模式,切实地提升了高校思政课的效能。
高校思政课教师在组织“行走课堂”过程中,亦总结出了“行走课堂”的不足之处。一是“行走课堂”人数规模的有限性。由于“行走课堂”旅途成本等因素制约其规模,不能以整班建制进行组织,更不能让所有学生都能体验,这制约了“行走课堂”效果的推广性、延展性。二是“行走课堂”场所数量的有限性。“行走课堂”主题场地的资源如红色文化资源、爱国主义场所数量等较为有限,由于时间和经费条件限制,导致“行走课堂”的选择范围受到制约。三是“行走课堂”组织能力的有限性。“行走课堂”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师的组织能力决定了“行走课堂”的实践效果。教师组织实施的高度、深度、广度,影响着“行走课堂”,进而会影响学生贯彻教师意图的程度,导致“行走课堂”演变为“观光课堂”“游玩课堂”,而失去“行走课堂”的本来意义。四是“行走课堂”的安全问题。由于组织“行走课堂”不可能完全避免不可控的安全因素,而这样的代价是学校、教师、学生和家庭所不能承受的。这也是“行走课堂”不易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基于认知体验的高校思政课“行走课堂”反思
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通过以苏南新四军抗战为例的思政课“行走课堂”来认知新四军铁军精神,体悟铁军精神的精髓内核与伟大的建党精神的一脉相承性,感知建党精神映照铁军精神,铁军精神呼应建党精神,从而领会建党精神是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动力之源、信仰之基、思想之魂,是铁军精神源头和渊薮的价值和意义,体会进一步赓续和传承铁军精神即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又一次生动展现,亦是一个重塑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
当前,高校学生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21世纪全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窗口期、“两个大局”战略机遇期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的和局部冲突叠加期,理应思考如何继承、弘扬铁军精神、续写时代辉煌,让铁军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绽放永不褪色的华光,思考如何在实践上履行铁军精神,这乃是“行走课堂”的价值所在。
第一,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要弘扬铁军精神,听党指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不止。在党的领导下,中华儿女胜利完成建党100周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全体中国人摆脱绝对贫困的世界奇迹。基于此,高校学生要接续前人的使命和责任,认识到使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就在眼前,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在党的带领下不断攻坚克难,逢山开道、遇水架桥。高校学生从新四军苏南抗日的艰辛历程中可得到启示:只有听党指挥才能实现伟大的奋斗目标。党是灯塔,是火炬,是指南针,有了党的坚定领导,就能够找到前进的道路,点燃奋进的火把,发现初心和使命的方向,如此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当代高校学生要听党话、跟党走,增强奋斗本领,积极投身社会建设,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在21世纪全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窗口期,要弘扬铁军精神,坚定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埋头苦干。关键技术被西方“卡脖子”,正如战场上陷于十面埋伏。“科技攻关要摒弃幻想靠自己,同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些重大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攻坚克难”。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是否掌握核心技术不仅影响着全球产业布局,还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代大学生要拿出新四军铁军精神,坚定信念,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发奋学习、苦练本领,掌握知识和能力,为早日实现各个领域核心技术突破,以及争取早日实现中国制造2025布局、高端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概言之,大学生要进一步坚定信念,有铁一般的志气、钢一般的骨气,以实际行动加快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进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更快的步伐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第三,在“两个大局”的战略机遇期,要弘扬铁军精神,英勇果敢,为实现中华文明光耀寰宇而执着前行。对“两个大局”应放到整个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放到人类社会实现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中去认识和把握[12]。只有基于这样的宏阔视域和眼光,神仰千载,思接八方,从洪荒之世、当下之世到未来之世,在历史中借鉴和汲取智慧、洞察和把握规律、跟上和引领发展潮流,才能全面、科学、准确地把握好“两个大局”。晚清学者陈澹然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代大学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从故纸堆里找策略、方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不能蝇营狗苟、目光短浅,而是一定要拿出英勇果敢的决绝态度和决心,朝着既定目标前进,一往无前、永不言退。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的背景下,要弘扬铁军精神,内外团结,为优化国内外发展环境勠力同心。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新四军正是遵循这一思想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站稳脚跟并迅猛发展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不利因素,中国要广交“朋友”,扩大和壮大“朋友圈”,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而团结能够团结的力量的基本条件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这就要把国内事情做好,把国内市场的大循环运营好,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当代大学生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广交各界朋友,提高自身素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矢志不渝地捍卫国家利益,确保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五、结语
尽管“行走课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通过把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念应用于实践,做到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可让教育围绕生活、依靠生活,从而改造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受教育,做真人,实现知识、生活、价值融会贯通,德才兼备,这是“行走课堂”的价值所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大学生:“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13]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感悟基于认知体验的苏南新四军抗战“行走课堂”,高校大学生一定能体悟到:思想与祖国和人民的未来一起,实践与祖国和人民的未来一起,才是人生的大境界、大格局,才会有大作为、大贡献,这是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目标和初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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