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现行《 刑事诉讼法 》中已被确认，随着制度的完善与应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适用率逐渐提升，为科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对其实体性进行确认。基于此，本 文首先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从正当性依据、法律依据来 源、价值理念要求三个角度，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表现要素，进一步结合认罪认罚实 体从宽讨论保持刑罚理性的要点， 以供相关人士参考借鉴。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性,实体从宽

　　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  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地位进行了确认；2019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多部门发 布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了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适用要点，即实体从宽、程序从简。但  在具体实施期间可能遭遇实体从宽、程序从简两 者冲突的现象，针对该问题，应进一步提出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明确实体从宽条件，若 被告人即使认罪认罚但却不满足从宽条件，则不 可为实现程序简化而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随 2018 年《刑事诉讼法 》 的第三次修正被正式确立，为了解该制度实施效  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关  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 告》中指出，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之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变化存在起伏，但整体  呈上升趋势，且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适用率在 2021 年、2022 年同样保持上升态势，分别为 89．4* 、90．5*。从该数据角度可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已成为检察机关常用的制度手段。

　　经过五年的试点与推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逐渐实现了广泛应用，2022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2022 年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在检察环节中的适用率已超 90* ，在落实实施 期间，检察官凭借充足证据促进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认真听取被害方意见及在场律师观点，基 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提出量刑建议，虽相较于 以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难度、增加了工作 量，但受益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诉讼质效显著 上升。结合 2022 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用情况来 看，量刑建议采纳率、一审服判率分别为98．3* 、 97*，上诉率与申诉率大幅降低，在符合从宽条件 下，犯罪人可从宽确定刑罚，且为犯罪人改造创 造了良好条件。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表现要素

　　（ 一）正当性依据：实体法理论

　　制度实体性为所需做的事情及内容，对于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其实体性的核心重点在于 解决“ 缘何从宽 ”的问题，为“ 认罪认罚从宽 ”寻 求正当性依据。结合实体法理论来看，判处犯罪 人刑罚的正当性依据在社会需求、报应需求两个 方面表现为预防刑、责任刑，而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正当性依据主要体现在预防刑的减少，不可 超出预防刑范围而过度减少责任刑，以此方可保 证实体从宽的公正性［1］。

　　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为责任刑与预防刑之间的 差异，责任刑是站在行为角度分析对社会的危害 性，以危害程度判处刑罚，侧重于责任事实及违 法事实，多指犯罪时间、行为后果、犯罪地点、行 为手段、犯罪人心理状态、犯罪人刑事责任能力 等行为表现。而预防刑则是站在行为人人身危险 层面上思考刑罚程度，主要指犯罪前后的行为， 如坦白、累犯、初犯、自首、立功、退赃退赔、积 极赔偿损失、达成和解、悔罪等情况。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 认罪认罚 ”则属于犯罪后的行为 表现，该行为表现意味着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 性降低 ，故可认为“ 认罪认罚 ”属于预防刑。

　　相较于预防刑，责任刑的弹性空间相对偏 小，注重罪刑均衡，通过衡量犯罪人危害而判处 刑罚，在量刑方面具有必减主义；预防刑看重“ 预 防 ”，弹性较大，在量刑方面具有得减主义。按照 《 指导意见》第八条、《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来看，明确指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按照得减 主义进行处理。由此可见，在认罪认罚从宽主义 中，犯罪人作出认罪认罚表示后，可从预防性减 少角度实现实体从宽，但需注意，预防刑并不涉 及程序从简 ，仅表现为实体从宽。

　　（ 二 ）法律依据来源：刑法实定法

　　经正当性依据分析可知，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体系中，犯罪人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实现 从宽处理的正当性依据为预防刑的减少，这就意 味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依据来源同样需从 刑法实定法中分析。

　　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为达到提高诉讼 效率、案件繁简分流的效果，需予以犯罪人一定利 益优惠，而通常情况下，该利益优惠多表现为量 刑减让，因此，若无实体从宽则不会形成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其次，实体从宽相关的刑法规定是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施的根本性法律依据。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实施期间，可将量刑情节、量刑依 据、量刑原则、轻处罚、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等 方面作为认罪认罚犯罪人实体从宽的法律依据。 除此之外，《指导意见》明确提到，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是对犯罪人悔罪表现、悔罪态度的考察与判 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犯罪人危害程度的降 低，可综合其认罪认罚情况酌情减轻量刑。从这 一角度来看，若脱离刑法实定法，则意味着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不再适用；最后，基于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来看，当犯罪人认罪与认罚的判定标准源 于刑法实定法规定，而犯罪人作出认罪认罚表示 方可享受实体从宽处理，因此，在整个完整的法 律体系中，实体从宽属于法律结果。结合法律实 践来看，犯罪人即使已认罪认罚，也需基于刑法 实定法对犯罪人的认罪认罚行为进行判定，若经 判定后发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未降低，不符合 实体从宽处理要求，此时不可应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

　　（三）价值理念要求：实体从宽为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正当性依据与法律依 据分别为预防刑减少、刑法实定法，因此可进一 步推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从简应建立在 实体从宽基础上，实体从宽属于程序从简的实体法基础，但若实现了程序从简，却不意味着存 在实体从宽现象，由此可见，在整个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体系中，实体从宽占据关键位置，应树立 “ 实体从宽为先 ”的价值理念要求。此外，站在 实体性角度来看，刑法实定法、刑法理论的核心 目的在于保证量刑及定罪的公正性，从这一角度 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系中，实体从宽具有 “ 公正 ”特征，而相较于实体从宽的“ 公正 ”，程 序从简更加侧重于“ 效率 ”， 因此，为彰显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价值，应“ 优先公正、兼顾效率 ”，若 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产生冲突，则应“ 实体从宽 为先 ”［2］。

　　总而言之，实体从宽属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核心，程序从简地位次之，当两者出现冲突现 象，则需以实体从宽为主，若犯罪人符合实体从 宽条件，方可按照程序从简标准减让量刑，若站 在实体从宽角度上不可减让犯罪人刑罚，此时 不可为简化程序而从宽处罚，本末倒置。若忽视 “ 实体从宽为先 ”的价值理念要求，减让犯罪人刑 罚，出于程序减免效率而从宽处理，使犯罪人尚 未完成改造而回归社会，其可能再次走上犯罪道 路，且会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引发追溯。因此，从 实体性角度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用期间必 须坚持“ 实体从宽为先 ”价值理念要求。

　　三 、基于认罪认罚实体从宽保持刑罚理性的要点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期间，应在保持实体 从宽基础上保持刑罚理性，以此方可落实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突出该法律制度的内涵及价值。基 于认罪认罚实体从宽角度分析保持刑罚理性的 要点，具体包括教育矫正预防犯罪态势、积极与 消极预防限制从宽、从宽处罚范畴谨慎确认三个 方面。

　　（ 一）教育矫正预防犯罪态势

　　顾名思义，实体从宽处罚是指减轻犯罪人刑 罚，而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 能性较低。在此期间，为保障认罪认罚实体从宽 的实施可靠性，保持刑罚理性，需侧重于考量犯 罪人自身危险性及其犯罪危险性的变化情况，确 认犯罪人认罪认罚态度良好后，则可进行从宽处 理。基于此，进一步对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优化 犯罪人认知，在实体从宽处理下，使认罪认罚犯 罪人可早日回归现实社会，彰显法律人性的一面。

　　具有特殊预防的教育矫正在较多认罪案件中 适用，包括重刑案件。在重刑案件中，若犯罪人 真诚认罪认罚，其人身危险性符合实体从宽处理 要求同样可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从宽处理。 重型案件处理期间，应做好犯罪人认罪认罚的促进与鼓励，力图借助行之有效的教育矫正措施使 其真正悔罪。而轻刑案件犯罪人若认罪认罚态度 良好，人身危险性低，则当其作出认罪认罚表示 后将会进入速裁程序，起到程序从简的效果，继 而实现对司法资源的节约。当犯罪人完成认罪与 认罚，且确认其人身危险性符合要求后，则可按 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对其进行轻缓处理，较 重刑罚不仅不会有效阻止犯罪态势，且不利于犯 罪人的改造矫正，若在认罪认罚基础上从宽处理 后，则可借助教育矫正进行特殊预防，转变犯罪 人心态。对于犯罪人而言，其认罪认罚的过程同 样属于教育矫正、特殊预防的一种，可依托于教 育矫正而实现对犯罪态势的有效预防［3］。

　　（ 二）积极与消极预防限制从宽

　　消极预防是指传统刑罚预防，借助刑事法律 形成威慑，使存在犯罪潜在意图的人不敢实施犯 罪行为。而积极预防则更为重视个体认同，强调 规范性，从规范性、有效性角度上引发个体的内 在服从，继而引导其积极主动地遵守法律。由此 可见，积极预防实现了对消极预防的超越。但结 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无论是积极预防还是 消极预防，均对从宽具有限制效果。首先，结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依据来源来看，从宽幅 度不可跳出现有的刑法实定法规则体系，需基于 真实法律后果审视量刑从宽的程度，不可模糊预 防刑与责任刑间的界限，仅可从预防刑角度上进 行从宽处理；其次，检察机关基于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给出量刑从宽处理建议后，需采用书面化确 认的方式签署具结书，以此完成自愿认罪认罚流 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协商确认的方式确 定从宽幅度，在实体从宽角度上实现程序从简， 提高裁决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并基于一般预防 而实现罪与罚的相适应；最后，在现有法律体系 中，一般预防渗透在司法裁判、刑法创制的全过 程中，在此期间基于实际情况进行从宽处理，且 要求从宽处理幅度及结果符合一般预防要求， 避免刑罚在执行、创制期间产生割裂现象，贯彻 刑事一体化原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同 时 ，实现一般预防 ，保证罪罚相适应、相匹配。

　　（三）从宽处罚范畴谨慎确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期间，应基于“ 罪刑 相适应 ”原则确定实体从宽幅度范畴，应最大限 度保证罪行与刑罚之间的匹配效果，若超出范畴 而使实体从宽不再具备公正性特征，则与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制定目标相悖。因此，为切实发挥 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作用，彰显制度内涵及价 值，可基于犯罪人的认罪认罚程度而设置多个梯度层次，当产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场景后， 则可按照实际认罪认罚情况而确认适宜的量刑结 果。从这一角度可见，不仅需从教育矫正角度出 发预防犯罪态势，并落实一般预防对“ 从宽 ”加 以限制 ，还应综合考量刑罚的正当性依据［4］。

　　谨慎确认从宽处罚范畴期间，应认识到罪责 刑罚与受害方之间的相适应关系，并以此为依据 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从宽幅度进行确认。但 刑事案件具有被害人时，应基于被害人状态衡量 刑罚报应程度，当犯罪人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按 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认罪认罚的犯罪人从宽处 理时，若被害方对该量刑从宽处理结果明确同意 或无异议，此时则可判定该实体从宽幅度及刑罚 报应结果属于合理范畴；若刑事案件无被害人， 应基于刑法实定法进行处理，按照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中的从宽处理要求加以考查，分析刑罚作用， 继而使无被害人刑事案件的从宽处罚量刑能够 符合规定要求。结合上述分析可知，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价值理念要求为“ 实体从宽为先 ”， 而 为发挥出该价值理念的作用，可增设从宽处罚下 限，继而确保所确定从宽幅度及范畴符合实定法 规定［5］。

　　综上所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日渐完善，适 用率逐年提升，而在制度应用期间，需认识到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将实体法理论作为实 体从宽的正当性依据，从刑法实定法角度确定该 制度的法律依据来源，并坚持实体从宽为先的价 值理念要求。在此情况下，为确保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适用期间能够保持刑罚理性，需正确运用教 育、校正方式预防犯罪态势，明确积极预防与消 极预防对从宽处罚的限制，同时谨慎确认从宽处 罚范畴。

　　参考文献

　　［1］  徐浩然，刘方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开 示路径探析［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21，35（5）： 27-35 .

　　［2］  徐浩然，刘方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害人“阻却 权”问题研究［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35 （6）：115-126 .

　　［3］  葛军，彭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竞合问 题研究［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3 （5）：54-59 .

　　［4］  闵丰锦．检察主导抑或审判中心：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中的权力冲突与交融［J］．法学家，2020（5）： 148-162，195 .

　　［5］  陈殿福，王明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失衡的 反思与规则重构［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 2023，38（4）：135-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