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析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调查及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应对措施。方法：选取2022年4月—2023年4月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行手术治疗的85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基线资料以及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调查，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结果：85例宫颈癌患者FoP-Q-SF评分为28~51分，平均评分（36.80±4.67）分。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家庭功能不健康、自我效能低水平以及健康素养低下的患者FoP-Q-SF评分高于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家庭功能健康、自我效能高水平以及健康素养充足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家庭功能、自我效能以及健康素养对是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结论：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水平相对较高，文化程度、家庭功能、自我效能以及健康素养是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宫颈癌;宫颈癌根治术;疾病复发恐惧;文化程度;自我效能

　　宫颈癌是妇科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尽管随着宫颈癌的筛查和医疗技术的改善，宫颈癌的病死风险逐渐降低，但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宫颈癌患者人数仍不断上升，而宫颈癌术后复发及患者对复发后产生的恐惧心理逐渐成为宫颈癌患者术后需面对的重要问题[1]。疾病复发恐惧是肿瘤患者接受治疗后的常见心理状态，是因患者对疾病的忧虑、恐惧或紧张而产生的心理状态[2]。结合既往调查研究发现，临床存在较多宫颈癌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后伴发疾病复发恐惧心理，不仅阻碍术后治疗措施的实施，还对其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3]。已有学者关注患者疾病复发恐惧，但大多集中于心、脑血管疾病，有关宫颈癌患者术后疾病复发恐惧的研究相对较少，难以为临床提供有效参考[4]。鉴于此，本研究选取2022年4月—2023年4月莆田学院附属医院85例行手术治疗的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疾病复发恐惧的相关影响因素，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4月—2023年4月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行手术治疗的85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疾病诊断标准[5]；（2）符合手术适应证，行手术治疗；（3）均为初次发病，且于本院实施治疗；（4）依从性良好，可配合完成调查研究。排除标准：（1）有宫颈创伤史、手术史；（2）伴发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精神障碍；（3）凝血机制障碍或免疫机制紊乱；（4）合并后乳腺癌、胃癌等其他恶性肿瘤；（5）术后伴发严重并发症，导致研究无法继续；（6）因个人原因中途退出，导致研究中止。

　　1.2方法

　　1.2.1疾病复发恐惧

　　采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6]评估，该量表包含社会家庭、生理健康2个维度，共12个条目，分值12~60分，≥34分为超出正常水平，分数越高，表示患者对疾病恐惧水平越高。该量表常用于恐惧疾病复发、进展中的评估，信效度较高。

　　1.2.2基线资料收集

　　包括：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以上）、配偶（有、无）、家庭功能（健康、不健康）、自我效能、年龄(≥60岁、<60岁）、健康素养（低下、充足）、长期吸烟史（有、无）、长期饮酒史（有、无）。采用家庭功能量表[6]评估家庭功能，选取其中评估患者家庭健康情况，≥2分为健康家庭功能，反之为不健康。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7]评估自我效能，量表共10个条目，各条目根据回答计1~4分，分值10~40分，分值越高则自我效能越高，≤20分即判定低水平自我效能。采用慢性病病人健康素养量表[8]调查健康素养，该量表共4个维度，分值24~120分，得分<96为低下健康素养，≥96分为健康素养充足。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对吸烟史进行评估：吸烟≥1支/d，持续1年以上。饮酒史标准为啤酒量≥200 g/次或白酒量≥50 g/次，且≥2次/周，持续1年以上。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行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调查及影响因素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双侧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调查情况

　　85例宫颈癌患者FoP-Q-SF评分为28~51分，平均评分（36.80±4.67）分。

　　2.2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情况比较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家庭功能不健康、自我效能低水平以及健康素养低下的宫颈癌术后患者FoP-Q-SF评分较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家庭功能健康、自我效能高水平以及健康素养充足的患者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年龄、配偶、长期吸烟史、长期饮酒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宫颈癌患者术后疾病复发恐惧影响因素分析

　　将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情况作为因变量，将表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赋值见表2；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家庭功能、自我效能以及健康素养对是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见表3。

　　3讨论

　　宫颈癌作为妇科常见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及病死率，手术是治疗该病的有效方式，可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期限，降低病死风险，但宫颈癌属于生活中的强应激事件，患者往往因此产生焦虑、抑郁等多种情绪，即使接受治疗后也担忧疾病复发，疾病复发恐惧水平较高。此外，既往文献也证实，高水平的疾病复发恐惧还可进一步加剧患者心理负担，对于后续治疗及生活质量均造成负性影响[9]。因此，临床及早掌握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水平相对较高，与同类别研究结果[10]相似。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家庭功能、自我效能以及健康素养对是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分析原因在于：（1）文化程度是评估个体受教育情况的客观指标，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自我评价较好，在面对疾病、手术等应激事件时能够沉着应对，主动寻求解决当前困境的方式和方法，配合护理人员实施治疗、护理措施，并积极学习疾病相关知识，以客观心态面对疾病和手术治疗，疾病复发恐惧相对较低；反之，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受限于医疗知识的匮乏，对于肿瘤、手术多存在错误认知，认为癌症无法治愈，即使接受治疗也会复发，故而疾病复发恐惧水平较高。（2）家庭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场所，可对个体产生精神、生理多维度的影响。健康的家庭功能各成员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能够给予患者生理、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有效弱化疾病对于患者造成的心理冲击，改善患者疾病复发恐惧水平；而不健康的家庭各成员之间却缺乏必要联系，难以为患者提供积极、健康的心理支持，患者需独自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因此术后更恐惧疾病复发。（3）自我效能是评估个体抵抗困境的能力和信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患者对于抵抗疾病充满信心，认为自己具备抵抗疾病的能力，可主动采取护理或治疗措施降低疾病复发的风险；而低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患者自我评价较低，不认为自身具备与疾病抗衡的能力，面对疾病时往往采取逃避、消极方式，恐惧疾病复发水平较高[12-13]。（4）健康素养是个人自我健康意识的展现，充足的健康素养患者可保持良好的作息，健康的生活习惯，能够利用自身的健康知识获取自我护理的相关技能，充分对抗疾病，降低疾病复发风险；而健康素养较低者自我保健意识匮乏，缺乏基础的健康知识，对于疾病多存在偏见性认知，恐惧疾病复发水平较高。

　　基于上述因素，建议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第一，有条件的院方可组织举办疾病知识讲座，向患者普及疾病特点、手术流程以及预期获益等基础知识，旨在提高患者个人认知水平；第二，护理人员可于患者住院期间，召集患者家属开展家属座谈会，于会上告知患者疾病的慢性特征以及负性情绪对于患者的影响，引导患者家属给予患者积极的心理暗示，协助其改善心理状态；第三，护理人员可对患者采取动机信访谈、健康宣教等自我效能干预，协助患者改善其自我效能感，培养其抵抗疾病的信心和能力，在强化患者疾病抵抗能力的同时，尽可能弱化疾病对于患者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水平；最后，院方可加强有关宫颈癌的疾病宣传，如发放疾病知识传单，告知群众早期筛查、及早诊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患者及群众的健康意识。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研究样本均取自1家医院，样本的取样范围及样本量均较小，得到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倚，可能会对本研究得出的最终研究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本研究所观察的影响因素也相对较少，可能存在部分因素未被纳入，未来可进一步扩大对宫颈癌术后患者的研究样本量选取，并尽可能扩大影响因素的纳入，为临床进一步明确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水平提供数据支撑。

　　综上所述，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水平相对较高，文化程度、家庭功能、自我效能以及健康素养对是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临床可基于上述影响因素，及早采取健康宣教、自我效能干预措施等调节患者疾病复发恐惧水平。

　　参考文献

　　[1]左艳丽，赵静，陈玲.基于奥马哈理论构建的延续护理模式在宫颈癌术后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23，46（2）：275-278.

　　[2]葛燕燕，施超，陶静，等.超声引导下腹横肌平面阻滞对经腹宫颈癌根治术老年患者术后镇痛及早期注意网络的影响[J].中华全科医学，2021，19（5）：740-744.

　　[3]周娜，潘磊，徐爱民，等.原发性肝癌患者TACE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及认知行为疗法的治疗效果研究[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23，23（16）：3037-3042.

　　[4]林雄坡，刘云肖，马京华，等.正念减压疗法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睡眠及生命质量的影响[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24，40（3）：167-173.

　　[5]石远凯，孙燕.临床肿瘤内科手册[M].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517.

　　[6]吴奇云，叶志霞，李丽，等.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简化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5，50（12）：1515-1519.

　　[7]胡象岭，田春凤，孙方尽.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J].心理学探新，2014，34（1）：53-56.

　　[8]孙浩林，彭慧，傅华.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量表信效度的研究[J].复旦学报：医学版，2012，39（3）：268-272.

　　[9]BAIK S H，SEO J W，KIM J H，et al.Prognostic value of cervical nodal necrosis observed in preoperative CT and MRI of patients with tongu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d cervical node metastases：a retrospective study[J].AJR Am J Roentgenol，2019，213（2）：437-443.

　　[10]张永莉，胡小艳，陈琳，等.宫颈癌患者恐惧疾病进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纵向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2023，23（3）：386-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