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抗战童谣具有抗争性、政治性、号召性、群众性和教育性，显露着浓厚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了抗战大后方民众在特殊时局中的生活风貌与教育理念以及广大儿童的成长心理。它兼容多重艺术特性，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内涵以及深沉的国家意识，富有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与社会应用价值。重庆抗战童谣不仅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更是我们不断传承与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艺术瑰宝。

　　关键词:重庆抗战童谣,国家意识,儿童教育

　　国家意识是包括“国家主权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发展意识、国家形象意识、国家责任意识等”[1]多种意识概念的集合体。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是国家发展的精神基础。重庆抗战童谣对我国国家意识的凝聚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重庆抗战童谣主要是指抗战期间在重庆地区发表或者在重庆地区广为传唱的抗战童谣。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形式，歌咏着人民的抗战生活，塑造了一批民族英雄形象，展现着儿童的特殊心理状态，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在抗战语境中承载着教育孩童、宣传时政、团结群众等多方面的历史使命。可以说，重庆抗战童谣在儿童的歌唱声中演绎着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国家意识，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象征与延伸。本文以《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2]收录的重庆抗战童谣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多重文艺特征及其对儿童国家意识的培育。

　　一、重庆抗战童谣对儿童国家意识的反映与激发

　　重庆抗战童谣具有强烈的民族抗争性。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之中，重庆抗战童谣被赋予了丰富且深刻的主题意蕴。儿童通过抗战童谣获取抗战信息，了解抗战时局，用歌唱艺术猛烈抨击侵略者残害我国同胞、侵吞我国资源的罪恶行径，激励着抗战民众保家卫国的国家意识。《国民教师月刊》刊载的《小燕子》写道：“小燕子，站屋梁，七岁八岁逃外乡……家乡好，好家乡，想起家乡恨东洋。东洋鬼，到家乡，鸡犬不留烧个光……不要啼，不要哭，此仇不报不如猪。”创作者深入了解战时儿童的生活境况，用易于儿童理解的生活事物和比喻手法，将儿童喻为被迫害后背井离乡的小燕子，控诉着“东洋鬼”烧杀抢掠的罪恶暴行，有意唤起儿童内心的悲惨记忆，促使儿童认清日本侵略者对自己故土生活的破坏，激发儿童反侵略的国家意识。重庆抗战童谣是儿童投身抗争的重要文艺武器。“那些儿童稚嫩的声音发出了中华民族绝地反击的心声，铸起了一座充满民族魂魄的心灵长城。”[3]《少年朋友听从头歌》写道：“少年哪！少年哪！国家亡了不自由……少年哪！少年哪！肩枪腰弹上战场……少年哪！少年哪！荷枪实弹把仇报……少年哪！少年哪！不杀退倭鬼不能生存。”吴伯揖吸收传统歌谣回环复沓的创作方式，运用多层排比，鼓舞儿童奋力成长、护国保生，凸显了儿童成长与抗战时局的深度关联。重庆抗战童谣汇聚着儿童坚定的抗战信念。《打猎歌—儿童之声》利用打猎者与老虎的对立身份喻指我国军民与侵略者的斗争关系，比喻生动，意态丰富，洋溢着强烈的战斗精神，显露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抗争意识。创作者借助儿童形象思维的特点，让儿童认识到侵略者的危害性以及动荡的抗战时局，激发儿童驱除侵略者的抗战心理，塑造着儿童保卫家国的主人翁意识。

　　重庆抗战童谣具有广泛的集体号召性。“抗日战争的发展，极大地揭示了中华民族中各兄弟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祸福相连、存亡之机、不可分割的性质。”[4]重庆抗战童谣不但号召儿童团结一致，为抗战事业做出贡献，还鼓舞着各族民众自觉投身抗战运动。它通过真朴直白的儿童之声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集聚了华夏大地汹涌澎湃的抗战力量，具有跨越地域、超越民族的国家集体号召性。重庆抗战童谣是儿童联通抗战力量的重要渠道。儿童既是遭遇战争的受害者，又是抗战中不可或缺的斗争力量。仿照凤阳花鼓曲调而作的《不吃糖，救灾殃》鲜明地揭示了抗战洪流之中，儿童生活与抗战时局紧密交融的关系。儿童不但是抗战物资的直接提供者，还是国家抗战意识的主动宣传者。童谣《儿童献金》中显露出儿童为献金捐款的抗战热忱，肯定了儿童号召抗战，支援抗战的巨大功效，体现了儿童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重庆抗战童谣还强调国民与国家的统一整体性。《石榴花》记录了战局中忙碌的家庭生活，向中国民众展示了广大劳动妇女在家辛勤劳动，青壮年积极奔赴抗战前线的生活图景，反映了乡村劳动群众自觉组建战时生产集体，提高生产效益，为抗战服务的生活状况，讴歌了爱国群众互帮互助，统一协作，共同报效祖国的国家意识。习**指出：“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5]儿童在歌咏重庆抗战童谣的过程中，颂扬了劳动群众自觉融入抗战整体的爱国真情，继承了劳动精神与团结精神，发挥着国家意识团结民心的重要作用，汇聚了强大的抗战合力。

　　二、重庆抗战童谣对儿童国家意识的内化培育

　　重庆抗战童谣强调以抗战为总目标的教育引导性。“自从日本帝国主义想开始灭亡全中国的‘九**变’后，中国民族和民族意识，便跃入了急速发展与形成的过程。”[6]异邦侵略者对中国紧逼，刺激了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内在觉悟。中华民族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集中一切力量共御外辱，救亡图存。儿童作为抗战的重要协助者和后备生力军，也被视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据调查，“在抗战爆发后，利用童谣对儿童进行教育，成了教育学者首选的形式。”[7]重庆抗战童谣成了儿童教育的天然教材，它抵御着日本的文化殖民与同化教育政策，也培育着我国儿童的民族情感与国家意识。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王斗焕（老向）在歌颂抗战英雄的《—员大将》中运用抗战现实主义与抗战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巧妙地用数词串联起抗战英雄抗敌制胜的光辉事迹，为儿童树立成长榜样，引导儿童感受抗战精神，铭记民族英魂，强调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意识教育。“两国干戈永不动”的呼声，不但凸显了民众向往和平生活的愿景，还向儿童传达了本国崇尚和平的国家意识。儿童歌唱、创作抗战童谣的过程也是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抗战思潮的激引之下，十岁的小朋友徐应潮借自创的抗战童谣呼喊着：“杀退倭寇收复失地，完成世界和平！争取民族解放！”他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荣辱观，释放了儿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起抗争的生命活力，迸发出了浓烈的国家独立意识。六年级学生李景辉在《抵抗》中表达了自己对抗日战争的深度思考，他写道：“土地不可弃，国耻终当洗！救国救民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李景辉勉励自己为国而战的同时，号召民众认清战局，传达了儿童救国救民的国家责任意识与保卫国土的国家主权意识。

　　重庆抗战童谣蕴藏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发展延续性。“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崇高美德，它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民族气概之中，永远是使我国各族人民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力量。”[8]在抗战大后方的广泛传唱的重庆抗战童谣凝聚了中华儿女坚持抗战的精气神。它唤醒儿童抗战意志，筑牢儿童抗战信心，推动了儿童国家意识的深层觉醒。遭受战火迫害的儿童唱起《纪念儿童节》：“我们要在炮火下面长大起来，替我们妈妈爹爹来报仇。团结我们的小力量，帮助大人去杀东洋”，展示了儿童同仇敌忾的勇气以及对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心理认同，暗含着儿童在国家意识的引导下对自我成长的期待。重庆抗战童谣鼓舞儿童主动转变战时身份。中国共**安娥的《难儿进行曲》为受难儿童呼喊：“我们在炮火中长大，日本军阀的炮火，把我们练成了小革命家……我们并不啼哭，我们并不害怕；缺少什么，向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去拿；终有一天，会打回我们的老家”，点明儿童成长的特殊环境，以此激发儿童抵御侵略，追求民族独立的反抗性，鼓舞儿童从战争受害者成长为抗战英雄，向儿童传达保卫国家的历史使命感，培育着儿童自立自强的国家意识。这些壮怀激烈的重庆抗战童谣“通过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国家凝聚力，提升民族自信心，激励民族自强不息”，[9]释放了儿童的抗战活力。

　　三、重庆抗战童谣对儿童国家意识的作用机制

　　重庆抗战童谣显现了响应国家意识号召的统一性。文艺镶嵌在一定的时代文化之中，在特定的环境与体制下将产生特定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容。重庆抗战童谣体现了鲜明的时政性，真切地映照出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向儿童传达着统一抗战的国家意识。重庆抗战童谣是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相融合奏。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成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核心根据地。大量文艺工作者及文化产业也随之迁入重庆。国民政府围绕抗战主旋律，发起国民精神动员运动，支持民众进行抗战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在强化意识形态的教育政策以及传统诗词、山歌小调、说唱等多种艺术因素的影响下，重庆抗战童谣在战火中应运而生。与此同时，重庆地区纸媒兴起，刊物剧增。《抗战歌谣》《兴中日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时事新刊》《大声日报》《扫荡报》《新民报》《新蜀报》《重庆新民报晚刊》等众多报刊成了民众表达抗战情绪的喉舌。这些报刊发行量大，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进一步扩大了重庆抗战童谣的影响力，强化了国家意识对儿童成长的影响。1939年3月，中国歌唱家胡然在《扫荡报》上刊登了自己倾情演唱的《爱国的家庭》。他借极具情感鼓动性的童谣之声，歌颂民众同心合力的抗战贡献，向儿童强调“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必须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10]顺应了政府团结抗战力量的宣传需求。重庆抗战童谣还凸显了民众构建国家意识的主体力量。民众响应时代号召，抓住历史脉搏，用重庆抗战童谣发出了时代强音，表达了独特的时代精神与国家意识。著名的儿歌创作者文传声在《儿歌拟作十首》中用亲近民众的方言土语，构建抗战斗争情景，实现了爱国情怀的生活化阐述。这类富有生活气息的抗战童谣，更容易引发儿童共鸣，帮助儿童体悟国家意识，凝聚抗战斗志。

　　重庆抗战童谣对儿童国家意识的培育凸显了艺术超越性。创作者将切实的抗战体验融入童谣，与儿童的抗战心理实现了同频共振，构筑起了国家意识发展的舆论场。这也是重庆抗战童谣极具艺术感染力、精神冲击力和时代超越性的根本原因。重庆抗战童谣迎合了儿童的抗战心理，为儿童成长构建了坚定的心理防线。自俺通过《想亲娘》哀呼：“小孩子，靠土墙，哭哭啼啼喊亲娘。亲娘亲娘那儿去了，给鬼子逼上了梁。还有姐姐被杀死，日本鬼子没天良”，饱含悲痛地强调了侵略者破坏民众家庭，给儿童带来的巨大灾难。但充满游戏趣味的《虎头帽》写道：“虎头帽，戴红缨，三岁的娃儿去当兵。骑大马，到广东，打倒日本立战功……哈哈笑，笑哈哈，打胜日本转回家。”欢欣的曲调与俏皮的谣词凸显出儿童参与抗战的童真心理。两首童谣从不同的情感表达倾向，牵动儿童的抗争情绪，提振儿童的抗战斗志，培育着儿童保卫家国的爱国意识。马梅笑的《日本鬼子赶出去》写道：“小兄弟，一齐起，大家唱歌同游戏……小兄弟，一齐起，日本鬼子赶出去！”他通过儿童的视角叙写谣词，以对话形式，借小兄弟的口吻向儿童倾诉抗战心怀，迎合了儿童参与抗战的真实心理，更易调动起儿童的抗争情绪。重庆抗战童谣更助推了国家意识的丰富与发展。抗战烽火点燃了民众心中创作的激情与无法磨灭的国家意识。老向在《手拉紧》中号召儿童团结一致，围攻敌人，流露出了抗战时期的民族集体意识与国民身份认同，对儿童国家意识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诗歌会诗人任钧胸怀宽广，思想开阔，他突破了对民族国家的认知局限，热切地呼吁着：“切莫再分什么你和我，切莫再分什么中英美俄！大家同心合力打强盗！打强盗！打强盗！打垮法西斯强盗，再来同唱太平歌”，表达了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远大追求，拓展了国家意识的内涵，有助于塑造儿童健康的抗战心理。这些重庆抗战童谣展现了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呼唤国家孕育新希望，发展新力量，培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国家意识。

　　四、结语

　　习**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重庆抗战童谣是爱国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借助特色的民族文艺形式记录着中华民族抗战的历史缩影与集体记忆，寄托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信念，吹奏着中华儿女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抗战号角，传扬着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国家意识，汇聚了中华民族磅礴的抗战力量，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时至今日，重庆抗战童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转化为中华民族的记忆符码和重要的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对儿童的成长发挥着正向指引的作用。它时刻提醒着中华儿女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承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凝聚发展合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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