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在 2014 年—2016 年间陆续出版了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丛书，该丛书作者(除德龄外) 都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他 们以旁观者身份观察和记录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 革时期上至庙堂下至市井的人文景观及乡土风情， 他者的目光为国人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参照。这套 丛书三个值得注意或辨析看待的特点，一是书中 有着丰富的历史细节;二是作者用客位文化来理 解当时的中国农业社会，在记叙时无意识地使用 了文化对比角度;三是在文化对比时，作者又不 自觉地流露出优越感， 形成了评价中的观念偏见。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全套丛书共 11 本，分 别是： 《紫禁城的黄昏》《中国人的德行》《多 面中国人》《本色中国人》《我和慈禧太后》《穿 蓝色长袍的国度》《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变 化中的中国人》《在华五十年》《我的中国岁月》 和《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德行》的另译本)。 丛书作者或是以帝师身份在清宫生活的传教士， 如庄士敦，或是欧美国家派遣在中国的外交使节， 如何天爵、司徒雷登， 抑或是在华的传教士、记者、 商人及家属，如阿瑟 ·史密斯(明恩溥)、麦高温、 哈雷特 · 阿班、阿绮波德 · 立德等。虽说这套丛 书的作者在政治立场、职业背景或是知识素养上 存在差异，但他们共有的“他者”文化视角，暗 含了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这些作 者既是亲历者身份，又是旁观者身份，前者为记 叙提供了修复历史细节的参考价值，而后者则为 其叙事去除了身在局中的迷失感，使所记之事更 冷静、客观。时隔 100年左右的今天，重读这些书籍， 不仅可以消解近现代中国因社会形态巨变而产生的古今隔离之感，也可以为我们认识以民族性存 在的国民观念、行为的传续脉络提供有效信息。

　　巨变中国：丛书的写作语境

　　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最早来华的是《多面中 国人》作者麦高温，时间是 1860 年，而最晚离 开中国的是《在华五十年》作者司徒雷登，时间 是 1949 年。丛书中的记叙内容也基本发生在这近 100 年的时间跨度里，这段时间正是近代中国在经 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诸形态的裂变期。漫长农 业文明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其缓慢演进的历 程被突如其来的西方工业文明所冲击。丛书作者 所看到并记录的正是中国旧有社会结构被破坏， 新社会结构尚未形成的局面，这个写作语境是理 解作者何以言说的线索。

　　由于中国地理幅度的广阔与城乡结构的差异， 西方文明带来的这场巨变展现在两个层面：一是 社会上层的风云变幻，尤其是发生在政治领域的 时局波动;二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体现旧社会 形态的惯性。前者有德龄《我与慈禧太后》、庄 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何天爵《本色中国人》、 哈雷特 • 阿班《我的中国岁月》、司徒雷登《在 华五十年》、约翰 • 本杰明 • 鲍威尔《我在中国 的二十五年》等书，对清末宫廷中的复杂人际关系， 革新派与守旧派的利益纠葛与观念冲突，中国社 会诸领域的制度试验与改进，军事集团间的纵横 捭阖等作了个人化的记录与评述;后者有阿绮波 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阿瑟 ·史密斯《中国人的德行》(另译本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 E.A. 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麦高温《多面中 国人》等书，展示了传统中国的乡土性在被现代 社会完全破坏之前的遗存形态。恰如编织历史画 面时两根在横向维度上的丝线，宏观的疏阔与微 观的琐碎在叙事中形成了互补。

　　细节：“局外人”的所见丛书作者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参与了观察， 所形成的个人体验式记叙与正史的宏大叙事形成 了互补。对异文化的新奇感又与当时国人的身在 其中相比，使他们在记叙时比参与者多了因习以 为常而忽略的细节。这些细节既有政治事件、生 活日常，也有文化信仰。特别是对一些近代历史 名人的描述可以打破我们的脸谱化认知，改变以 往记叙中过度“神化”或“黑化”倾向，从而认 识到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个人性格的复杂性。

　　庄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 一书，便有 很多关于帝制没落时期皇宫里生活的细节描述。 在 1919 年，庄士敦被邀成为溥仪老师之一，负责 教授溥仪英语、数学、地理等西方学说，其敞开 心扉的沟通方式与耳目一新的思想观念，受到溥 仪敬重，两人结下深厚情谊。在此书中，末代皇 帝溥仪被还原成普通人形象，像我们一样对电话、 自行车之类的新事物充满好奇，也会打电话进行 恶作剧，甚至用化名“邓炯麟”给报社投稿等。

　　德龄《我与慈禧太后》中记叙的慈禧，更是 跳脱出正史记叙中“阴鸷”“权谋”的固定形象。 德龄是慈禧晚年的首席女官，在宫中贴身服侍慈 禧的生活起居有两年之久，她用女性的眼光与心 思记叙了一些细微琐事，如年近古稀的慈禧坐火 车去奉天(今沈阳市)时，对火车的运行原理感 到新奇而问的各种问题。又如在奉天时，恰逢同 治的忌日，作为同治的母亲，如同天下母亲一样， 慈禧流露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戚。当然，慈禧 威严、冷酷的一面在书中也多有描述，甚至就连 德龄这样的近侍，时隔多年之后，还能感受到难 以直视的威压。

　　无论是庄士敦还是德龄，他们的这些记叙无疑 都羼杂个人主观情感的成分，这跟他们与被记叙 人物的亲密关系有关，并不能简单理解是在为历史人物翻案。但我们在阅读时，却不得不对此抱 有清醒认识，亦即这些细节只是作者获取的片段 性信息而已，这些信息在成文时又被主观所建构， 本身也应处于被辨析的位置。

　　对比：理解时的客位视角

　　客位视角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田野工作概念 与方法，意指在跨文化研究中以观察者带着自有 文化去理解与解释被观察对象。在人类学家的工 作中，其视角是一种自觉选择，即人类学家可以 选择主位视角，也可以选择客位视角，甚至两种 视角结合使用考察对象，两种视角的差异，则是 主位视角的目的在于对文化还原，客位视角是用 文化比较的方法使被考察文化的特性得以突显出 来。丛书作者不是专业的人类学家，但西方文明 在近现代形成的文化自信及由此而来的光环效应 使他们的观察不自觉使用了客位视角，即在观察 中隐藏了西方文明的参照系。这让他们在文章的 描述中，多采用中西对比的结构形式，把中西方 的类似事物并置在同一段描述中。

　　阿绮波德 ·立德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提 到上海“茶园”(类似茶馆)的脏乱，不由自主 地说道： “在英国，只有那些酗酒女人的家才会 像上海茶园这么萧条混乱。”立德夫人也毫不隐 讳自己国家(英国)的某些陋习，这也在比较之 中呈现出来，她在谈到当时国人吸食鸦片的问题 时，立马联系起当时英国国人正在流行饮酒风气， 并认为这些东西都会让人成瘾而精神不振。此外， 还有在中西女性服饰上的比较。甚至，因为主客 位关系而形成的冲突直接体现到所记叙的事件之中。

　　又如阿瑟 · 史密斯在《中国人的德行》里谈 到的中国人漠视标准时说： “计量标准的统一为 西方人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保障，可是中国的计量 标准却做不到这一点。”这里使用了比较的语气， 体现出史密斯的客位观察特点。当他谈到中国人 说话委婉时，在文章的开篇即言： “我们盎格鲁 - 撒克逊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心直口快，我们也为这 种习惯自豪。”可以说，采用客位视角已经是他 的下意识行为了。还有很多涉及文化比较的论述， 诸如中西方在对待时间、礼节及公共事务等问题 上的不同表现与态度。

　　受过专业训练并产生视角意识的人类学家才 能自由转换视角，这套丛书的作者显然不是，所 以也不能按照严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范式来要求 他们的随兴记录，读者阅读该丛书时，对他们采 用的客位视角不能没有清晰认知。

　　偏见：评价中的西方标准

　　在人类学家那里，“他者”概念是双向的，即 “我”眼中的别人是“他者”，反之，别人眼中的“我” 也属于“他者”，这个概念让我们产生警醒：评 判他人总是冒险而无意义的。由于丛书作者缺乏 人类学家视野，把当时中国社会及生活在其中的 中国人视为单向性审视对象，尤其是对有着自身 文化优越感的观察者来说，这种审视更多了一些 评判的意味。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格局形成之后，作者所持有的评价标准就变成了西方标准，形成 偏见也就在所难免了。

　　麦高温说道：“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 获得这些称号或官职所需的知识少得可怜，如果 是我们英国的学生恐怕会觉得十分可笑。对儒家 经典的透彻理解，就是中国学生所要掌握的所有 的知识。”隋代创建的科举制打破旧式选官制度 中的门阀世袭藩篱，使社会阶层形成上下流动， 在农业文明的稳定形态下，有效选取符合统治需 求的人才进入国家管理机构，以至于唐太宗有“天 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慨叹。

　　在谈到当时中国人的学科内容时，麦高温说： “在破旧、乏味、奇怪这些方面，再没有什么书 能超过在孩子们手中的这些中国课本了。”又提 到“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几乎所 有这些名词，中国学生连它们代表的是什么都不 知道，更别提英国青年必学的纯科学的知识了， 他们听都没听过”。作为对观察现象的描述，麦 高温所言符合历史史实，但在对比评判时，同样 犯了标准单向设定的局限。工业革命催生的现代 教育，是应现代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需求而产 生，当时中国还仅刚见到现代世界的门槛，现代 教育方式肯定不会突兀出现。简言之，西方现代 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于不同社会发展形态， 丛书作者只横向比较了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没能看到因社会发展不同步造成的对比错位。

　　麦高温在评论中国人的富人阶层时说：“中国 的富裕阶层对穷人极其残酷，特别是那些当铺老 板们，他们完全忘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 心狠手辣地从穷人身上榨取着钱财。”这更是犯 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在人类的逐利行为中，丧失 悲悯之心的情况普遍存在各个民族之中，试想一 下，如果把“当铺老板”替换成“资本家”，把“穷 人”替换为“工人”，这段表述也并无违和之感。 更何况，在乡土中国中“行善积德”的观念与行 为也代不乏例，与其说这是民族性差异，还不如 说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价值观差异。

　　反思：阅读时的辩证态度

　　这套丛书不是严谨的学术作品，而是接近消遣 读物之类的游记或回忆录，不能以人类学学术著 作的标准来苛求于彼。我们在阅读该丛书时，所 需建立的是我们的辩证态度，如丛书写作的概括 性、作者视野的局限性等。概括是对细节的忽略， 概括程度越高，其细微的变化与差异就丧失越多。 以偏概全的缺陷就在所难免。与这套丛书形成镜 像的当时中国人著作，如薛福成、郭崇焘、曾纪 泽等人出使西方国家的日记。把这些书进行对照 阅读，两种文化接触之初的特点会更加明显，即 都有着程度较高的概括性。

　　我们今天阅读这套丛书时，也不能苛责作者的 目光局限，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无法开启“全 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作者的写作初衷与我 们今天的阅读目的都不应该只是猎奇，而是在看 到人类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商业文明后，在生存、 生活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 自我审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