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以其对经典童话的改写而闻名，她的作品时常挑战西方经典，关注边缘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她先锋思想不仅体现在女性主义意识，也体现在对种族问题的思考。卡特的短篇小说《主人》收录在短篇小说集《烟火》（1974）中，《大屠杀圣母》和《黑维纳斯》收录在短篇小说集《黑维纳斯》（1985）中。《主人》和《大屠杀圣母》分别戏仿了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黑维纳斯》改编自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情妇让·杜瓦尔（Jeanne Duval）的真实故事。夏洛特·克罗夫茨（Charlotte Croft）认为，卡特“挪用语言来表达主流文化之外的经验，也是许多后殖民文学的工程”。

　　本文聚焦于这些短篇小说中边缘女性在殖民背景下的困境和斗争，运用后殖民理论展开分析，旨在揭示卡特对殖民主义的去神秘化，并探究其对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深刻启示。

　　一.揭露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幻想

　　在殖民话语体系中，殖民者自诩为原始地区带来“进步”和“文明”，而《主人》中的白人猎人则是被揭开文明外衣的嗜血杀手。他在非洲大陆和亚马逊雨林实施物种灭绝，对前者“那片无邪质朴的大陆始终抱着优越感”，后者则是“一处宛如孤寂隐喻的地方，时间在这里周而复始”。在他看来，非洲和亚马逊都是未开化的“白板”。猎人的优越感还体现在“物种歧视”（Speciesism），蔑视野生动物的他“生性不喜自省，也从不觉得大自然能带来什么抚慰”。猎人对动物的屠杀就如同殖民者对环境的破坏，但不是以“进步”为名，而仅仅是为了满足屠杀的私欲。

　　卡特将亚马逊河流的丰饶比作印第安女子的野蛮，将雨林的纯洁性比喻为土著少女的童贞，暗示自然和女性相似的不利处境：“女性和自然是一体的；征服和摧毁前者的欲望也是后者的。”受奴役的土著女性沦为可交易的“肉”，被剥夺了人的主体性。猎人视土著女性为野蛮的动物，从而合理化对她们的奴役行为。

　　《大屠杀圣母》中的印第安人也面临殖民者建构的种族隔离，即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者、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他们的肤色“不是红色而是奇妙的棕色”，却仍被称为“红人”。他们被污名化为“习惯吃死人的肉”的“妖魔鬼怪”，被戏耍用火药种子弹，土著人非理性的刻板印象由此被固化。

　　然而，这种种族隔离随着白人女性玛丽的“土著化”（going native）经历被打破。“土著化”表明了“殖民者对融入土著生活和习俗而受到污染的恐惧”，他们认为与“野蛮”民族接触会促使自身文化向原始状态退化。“土著化”对于殖民者意味着文化纯洁性被玷污，滋生了对异族通婚的恐惧，这解释了英国俘虏看到玛丽的混血婴儿时憎恶的反应：他辱骂她是“异教徒的娼妓”，并说“受诅咒的种子会从土地上被驱逐”。玛丽被带到教堂忏悔，也表明白人的“土著化”是极度的罪恶。殖民者对“土著化”的恐惧暗含对丧失优越性和主体性的畏惧：“殖民者自己也陷入了偏执认同的矛盾心理中，交替于妄自尊大和遭受迫害的想象之间”。

　　《黑维纳斯》中的波德莱尔对情妇的规训和控制是一种更隐蔽的文化奴役。他将异域的他者定型，塑造浪漫化的黑维纳斯形象，否认了杜瓦尔的自我意识。他迷恋的不是杜瓦尔本身，而是自己幻想出的精致“缪斯”：“她看似光源，但这是幻觉，她发光只因为将灭的火焰照亮了他送她的礼物”。杜瓦尔未知的家乡被他幻想为“可爱慵懒的岛屿”。

　　波德莱尔巧言令色的背后隐含了对沦为“他者”的憎恶，以及对杜瓦尔既迷恋又排斥的矛盾心理。他被克里奥尔女性吸引，却又认为对方野蛮无知。波德莱尔喜爱观赏她独舞而不愿共舞，只因不想从观赏者降级为被凝视的对象。他的轻蔑和欲望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交织在一起：她像是“巡行的物神，野蛮，淫秽，令人惊恐”。他将杜瓦尔贬低为不同于自己的另一物种：她认为“她毛孔里都充满香料，她的肉体与他不同”。刻板印象中的克里奥尔娼妓肮脏、道德堕落。讽刺的是，正是波德莱尔把病毒传染给了杜瓦尔。

　　二.寻求边缘女性的文化身份

　　尽管《主人》中的土著女孩被猎人视为失去人性的俘虏，但卡特巧妙地将动物的原始性和女孩的野蛮性并置，使他们融合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女性和动物“由于被认为本质上非理性而受鄙视。它们经常被变成不可改变和易被分类的符号，或者是脆弱和易受控制的受害者”。但土著女孩与亚马逊动物的结合并不是无助的弱势群体的体现，而是在自然神性庇护下的具有抵抗力量的结合体。

　　美洲豹是印第安部落的象征，土著女孩是美洲豹氏族的孩子，她的部落对生和死、生物和灵魂有着非凡的崇拜。部落的美洲豹鬼魂始终与她为伴，因为“部落的信仰教她视自己为有感觉的抽象物，是鬼魂与动物的中介”。当她射杀主人时，美洲豹的鬼魂以超自然的方式聚集起来观察她，仿佛是大自然在为女孩鼓舞士气，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神性联系。通过实现女性与美洲虎的神圣融合，卡特将猎人的去人性化策略转化为土著女孩的坚忍精神与潜在力量。

　　和土著女孩相同，《大屠杀圣母》中的白人女性玛丽也受到部落文化的滋养，但她选择“土著化”初衷是逃避白人社会的惩罚。在融入印第安部落之后，玛丽重新定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赋予其白人和印第安人的二元性。她认为冲锋在前的印第安勇士比英国将军更勇敢；她谴责英国人的贪婪和虚伪，并以自己为例劝说土著人不要相信他们。她的是非观取决于人的行为而非肤色：面对英国俘虏，她首先因其受到的残酷对待而报以怜悯，而她沦为俘虏的痛苦回忆使她合理化土著人对俘虏施加的折磨。玛丽对土著人囚禁自己的谣言嗤之以鼻，认为她融入印第安部落完全出于自愿。

　　可悲的是，玛丽仍然是印第安部落的他者。她提出的军事建议被忽视，酿成最终的大屠杀。被征服的土著人指责她是用残忍来回报善意的叛徒，其中包括她的印第安母亲。然而，无论玛丽是否真正被土著人认可，印第安本土文化对她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如果说土著女孩和玛丽都能够找到文化归属，《黑维纳斯》中流散的克里奥尔女性杜瓦尔则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流散身份不仅指流离失所，还意味着对家园、文化和身份记忆的丧失。她“被剥夺了历史，纯粹是殖民地的孩子”。她的困境是一种“无家性”（Unhomeliness）状态。对家乡记忆的褪去伴随着语言的丧失，她使用克里奥尔语与法语的混合体，只能从支离破碎的克里奥尔小曲中追溯对家乡的碎片式的记忆。与小曲形成对比的诗歌是“对她永远的冒犯”，“使她没有语言，使她变哑，一种更深层的哑”。

　　卡特还原了杜瓦尔自己的故事，使她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卡特尖锐地指出杜瓦尔流散处境背后的殖民原因：“她是被罢黜的皇后，被放逐的王族，因为，她不是已经失去了那众多国家各式各样的财富吗？”杜瓦尔最后离开欧洲向加勒比海的远航是通往家乡的路，也是通往实现自我价值的路，体现了卡特对边缘化的流散女性的由衷祝愿。

　　三.构建对殖民主义的抵抗策略

　　霍米·巴巴提出，“殖民模拟（Mimicry）是对经过改造的、可识别的他者的渴望，主体的差性几乎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主人》中的猎人向俘虏灌输西方的语言、食肉的习惯和杀生的价值观，但他的文化并未被完全接受。《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由食人族被改造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主人》中的土著女孩尽管遵从了食肉的要求，却无法杀死美洲豹，更不用说把美洲虎当肉吃的“同类相食”行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同类相食”（Cannibalism）严重违反道德伦理，而土著女孩远不如她食肉嗜血的主人野蛮，因此不需要接受猎人的教育。

　　学习射击是土著女孩对主人的外来“文化”最具颠覆性的模拟。她变得精通射击，身边的主人却成为毫无防备的猎物，地位发生逆转，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被瓦解。但模拟只是暂时的抵抗手段，在完全蜕变为美洲虎后，女孩归还了主人的所有文化：她难以正常说话，无法忍受熟肉，甚至拿不住枪，暗示她的外来文化能被随意舍弃。卡特讽刺了殖民者自负的“教化”使命，使土著女孩重获主体性。

　　《大屠杀圣母》中的文化体现出更为复杂的混杂性。不同的文化“总是相互接触，这种接触导致文化的混杂性”。玛丽主动寻求土著部落的庇护，并逐渐被印第安文化改造。她身着鹿皮裙，白皮肤晒成棕色，认为土著人的“食人”行为只是“自然的弥撒”。回归白人社会后，她在私下只用印第安语与儿子交流。文化影响并非单方面的灌输，玛丽带来的针线盒和切肉刀也受到印第安母亲的喜爱。卡特解构了西方文化与印第安文化之间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构想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交流的场景。

　　印第安文化对玛丽最深远的影响在于道德观，具有“弥补和改造白人文化”的作用。白人社会存在根深蒂固的道德规训，有盗窃和卖淫经历的玛丽自然被视为道德败坏：“我在家乡是个坏女人。”然而，印第安文化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自由的性观念中不存在对女性贞洁的道德规训，物质资源的共享模式也使她无须偷窃。回到英国的玛丽不再重操旧业，而是靠劳动谋生：“印第安人已经诅咒我永远成为一个好女人了。”印第安文化治愈了玛丽的创伤，使她成为自尊自立的人，体现了卡特对印第安文化的由衷赞赏。

　　不同于土著女孩和投靠土著的玛丽，《黑维纳斯》中的杜瓦尔采取的是一种有意服从和温和抵抗相互交杂的策略。杜瓦尔深谙并刻意迎合诗人对异域舞女的想象，从而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她产生意义而非仅仅承载意义，展现出女性的能动性。同时，她无情打破波德莱尔对异域小岛的幻想，嘲讽他舞蛇的比喻，用珍贵的诗稿点雪茄。

　　杜瓦尔复杂的抵抗策略体现了一种淡漠与愤懑相互交织的矛盾心理。饱受病毒折磨的她选择顺从命运的安排，但同时对现状发出质疑：“如果她反正得靠裸体跳舞为生，那她为什么不能靠裸体跳舞直接换来手中实实在在的钞票，赚钱养活自己？”她挣脱出传统的道德规训，转而考虑自身经济利益，这种价值选择的转变体现了她逐渐获得主体性的过程。故事的结尾极具颠覆性：又聋又哑的波德莱尔半身不遂地死去，杜瓦尔则过着富足的生活，“继续向殖民官员中的高层人士，以并不过分的价钱，散播货真价实的、如假包换的、纯正的波德莱尔梅毒”。卡特将杜瓦尔塑造成具有主体意识的人，而非西方殖民者构想出的沉默被动客体，实现了对殖民主义的颠覆性逆转。

　　英国作家卡特的政治意识深受其早期接触日本文化的经历的影响，她不懈地探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反思性地审视自己的白人身份和主体性。短篇小说《主人》《大屠杀圣母》和《黑维纳斯》鲜明地展现出卡特对不同殖民时期和地区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包容和认同，以及对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期盼。通过改写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和文学意象，她的“去殖民化”工程表现出对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使读者体会到卡特对人们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探寻，表达了对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的美好向往，启发读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