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雍志》是现存最早记载南京国子监的志书，其中“音乐考”一节内容丰富，涉及诸多图谱与乐论。明代祭孔仪式乐《洪武钦颁乐章》极富特色，包含唱词、使用工尺谱和律吕谱的综合记谱法标明音高,另每件乐器均有分谱，先以乐器图谱介绍乐器，后用综合标记法字谱旁注明此乐器所对应的演奏谱。文章主要研究《南雍志•音乐考》中《洪武钦颁乐章》乐谱，解析其乐器分谱，探讨多声部音乐的可能性，并阐释其实际意义，强调《南雍志•音乐考》图谱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南雍志•音乐考》,黄佐,明代雅乐,乐器图谱

　　雍，指辟雍。南雍即明代南都太学，是明太祖元年设在南京的国子监。《南雍志•音乐考》成书于明代中期，是首部记载南京国子监音乐活动的官署志，本文将以《南雍志•音乐考》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者、成书年代、流传版本，并对“洪武钦颁乐章”乐谱进行相关探讨。

　　一、黄佐其人与《南雍志•音乐考》

　　黄佐（1490—1566年），字才伯，号泰泉，广东香山人。自幼聪颖，“弱冠举，庚午（1510年）乡试第一，作九州问以见志。庚辰（1517年）中会试高等，选庶吉士第一，寻授翰林院编修。”①黄佐自此踏上仕途，先后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广西佥事提督学校，翰林院编修兼詹事府左春坊左司谏，翰林侍读掌南京翰林院事，右春坊右谕德，南京国子监祭酒，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南雍志》便是黄佐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编修成书。

　　《南雍志》共二十四卷，是现存最早记载南京国子监的志书，记述明代国子监史实详尽，极具文献价值。《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阐述了《南雍志》的体例及成书过程，另《南雍志》有前祭酒吴节景泰七年所作旧序及黄佐嘉靖二十三年作补序。黄佐自序提及是得前祭酒崔铣遗牍，与监丞赵恒、博士王制、周瑞、助教梅鷔合力所续。《南雍志》成书于嘉靖二十二年，是国子监先后历任祭酒增修而成。②

　　关于《南雍志》流传版本[1]，主要有明刊本和朱丝栏本两个版本③,笔者采用朱丝栏本为底本，因朱丝栏本并无乐器图谱具体图案，故采用明刊本图谱与朱丝栏本形成足本。

　　《南雍志•音乐考》分为上、下两篇，即第十三卷、十四卷。上篇音乐考包含了“今乐本末”、洪武五年八月所颁布的钦颁乐章（祭孔音乐）、大成乐舞谱中舞生握所用道具，并载奠帛舞的舞蹈动作及器具。在大成乐舞谱后附有有射节采繁音谱。而在下篇音乐考中则论述考证古乐，据《仪礼经传》与武缘李壁图谱恭定“燕乐谱”，即“风雅十二诗乐谱”。较之《仪礼经传通解》中的《风雅十二诗》，该书的转录增添了工尺谱标记，与元朝熊朋来《瑟谱》记谱法类似。还有自古相传放在仓库中的祭器、乐器，均分礼乐两类附着在后，且都有绘图，将图中乐器、礼器的应用以及方式一一注明。最后是“乐器图说”附有文字详解。

　　二、祭孔仪式音乐——洪武钦颁乐章

　　祭孔仪式音乐在明清记载中较为明确。明代祭孔仪式音乐被称为“大成乐章”。《南雍志•音乐考》中“洪武钦颁乐章”被认为是明代“首载”，此谱是取舍宋徽宗大观年间制作的乐章而组成[2]，是洪武五年八月太常卿陈昧、协律郎冷谦二人制定天下（各省府、州、县学）孔庙乐章和乐谱。后因年久失传，八音涣散，仅存歌舞谱，黄佐综嘉靖初年太常寺卿张鹗传谱考定补全。

　　《洪武钦颁乐章》共由六个乐段组成，曲名立为“和”。《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宣和”之曲、《初献》奏“景和”之曲、《亚献终献》奏“景和”之曲、《彻馔》奏“咸和之曲”、《送神》奏“咸和”之曲。在《南雍考•音乐志》中这六个乐段采用了综合性记谱法，使用律吕谱和工尺谱两种方法共同记谱。同时在综合记谱旁标注了琴、瑟、钟磬、埙、篪、箫笛、笙、凤箫八种乐器的演奏谱。依据谱面可以推断，这是一个具有总谱性质的拥有乐器分谱的乐谱。

　　在“洪武钦颁乐章”整曲中，六个乐章都遵循了起调毕曲原则，如：以太簇起调，以太簇毕曲，字字变换，不出一调。且一字一音，四字断句，十分规整。

　　“洪武钦颁乐章”八音图谱有一显著特征，即乐器图谱多以工尺谱标注音位，对应使用工尺谱文字描述乐器演奏法。明代官学的祭孔音乐使用俗乐工尺谱标注音位反映了明代音乐实践过程中俗乐对雅乐的入侵。[3]尊崇礼乐、修订雅乐只是嘉靖帝巩固皇权的表演形式，实际上已然崩坏的礼乐只能“求诸于野”，所以出现了律吕谱、工尺谱、乐器演奏谱三合一的综合性乐谱。

　　据“今乐本末”所述：“今太常乐所存者，黄钟之合，太簇之四，中吕之上，林钟之尺，南吕之工，黄清之六而已。自余皆设而不用，如隋所谓哑钟者。其所歌奏实不出仲吕、黄钟之二均”④。由此可见“洪武钦颁乐章”中律吕谱与工尺谱两相对应一同标明音高，当出现律吕谱与工尺谱谱字对应不一的情况极有可能是抄误，笔者将《南雍志》均为善本的明刊本及朱丝栏本的乐谱字互相印证，将众乐器的律吕谱与工尺谱纵向比较后发现共十四处有问题，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相邻两音位置颠倒；二、谱字错误；三、律吕谱与工尺谱对应不一。综上，律吕谱和工尺谱共同组成的音高谱两相对应，且存在抄误现象。

　　乐章中不容忽视的还有标注各乐器音位的演奏谱，笔者将众乐器的音高谱与音位谱放在同一乐章中进行纵向排列、比较，试从总谱角度探讨音高谱与演奏谱是否存在同字不同音的情况。

　　“今乐本末”提到“其所歌奏实不出仲吕、黄钟之二均”，将译谱范围缩小至黄钟及仲吕二均。依照工尺谱律吕谱对应可得此谱为仲吕宫，且明代雅乐黄钟音高为小字一组D[4]，依宋元之旧。故《洪武钦颁乐章》音高对应表（见表1）如下：

　　在“洪武钦颁乐章”整曲中，六个乐章都遵循了起调毕曲原则，如：以太簇起调，以太簇毕曲，字字变换，不出一调。且一字一音，四字断句，十分规整。下例为《洪武钦颁乐章》中“撤馔”篇章译谱（见图1）。

　　《洪武钦颁乐章》中“撤馔”篇总谱的具体实例探讨（见图2）。限于篇幅，具体音高以简谱表示，图中红字为与音高谱有异的演奏谱音高，“0”指此处无音。

　　如图可见，主要差异为缺字及sol、la二音混淆。有一种可能性，埙、箎被认为是乐队音乐中的“调味者”，用以丰富乐队音色，但综合考虑两者的出现位置并无规律，笔者认为乐谱抄误可能性更大。

　　上文已阐述工尺谱与律吕谱为对应关系的音高谱。从乐器演奏谱来看，各乐器存在同音，但演奏法不同的情况。笔者将各乐器内部乐器演奏法进行了横向比较，探讨是否存在多声部的可能。⑤

　　与上文分析相同，《南雍志》作为文本，既由人工刊刻、抄写，便不能排除会有漏抄、误抄现象。这一现象为乐器演奏谱所示音高与原本律吕谱和工尺谱对应音高不同，为分辨乐队合奏特色还是抄误带来了困难。

　　针对《洪武钦颁乐章》乐谱的研究，经总谱、分谱分析可以确定乐谱中音位谱与音高谱字音对应，同乐器同音情况下是否存在不同演奏法，排除部分乐器有不同演奏方法的可能，仍是抄误情况可能性较大。本部分并未证实存在明代存在多声部音乐的可能性，但《洪武钦颁乐章》在明代的发展中还存在不同变体，值得继续研究。

　　三、《南雍志•音乐考》“洪武钦颁乐章”的意义及史料价值

　　明太祖朱元璋自立国便十分重视教育，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行动上体现为政权建立便设立中央官学国子监，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同时积极发展地方官学，在边疆和沿海地区设立军队、学校和孔庙，教化偏远地区民众。唐宋以降，“庙学合一”⑥制度便深嵌中国教育系统发展至全国各地，明清更将这一制度推广至偏远民族地区。

　　学庙祭孔促使“庙学合一”制度呈现为“祭政合一”的形态，“借助祭孔仪式垄断祭祀权确立权威并传输国家意志。”⑦“洪武钦颁乐章”便是在此背景下诞生并推行，是“教育儒家化”在音乐教育层面的显现。

　　“近命制大成乐器，将以颁天下学校，俾诸生习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其故何也。⑧”究其原因，颁布大成乐章的意图是抚慰民众欲望，有益于对民众的统治，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事与愿违，“洪武钦颁乐章”具体推行情况不得而知，但《南雍志》所存乐谱乃是嘉靖年间重新增补而成，应未按设想成功推行。黄佐嘉靖年间所修订的“洪武钦颁乐章”采用音位谱字的标注也证明了雅乐衰微，而工尺谱与律吕谱的综合记谱法反映了俗乐、雅乐的逐步融合。

　　“燕乐谱”据《仪礼经传》及武缘李璧乐图谱所定，即“十二风雅诗”。《宋代以降<风雅十二诗谱>等版本谱系研究》[5]一文曾进梳理。在宋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的诗乐谱用律吕谱字记写，元代熊朋来《瑟谱》用律吕谱与工尺谱字合记，明代吕柟的《诗乐图谱》[6]成书于嘉靖十五年，在熊朋来的综合记谱法基础上，创用顺序记谱法来记录音乐的顺序。黄佐的《南雍志》《乐典》相继成书，所载的“十二风雅诗”除为顾及书成文整体，细节小注上有所不同，其余曲谱均一致，与《诗乐图谱》类似，在工尺谱的标注上更为详细。虽然并不相同，但根据谱面可以看见他们之间的联系。具体在八音图谱部分显现，黄佐借用顺序记谱，应用至“洪武钦颁乐章乐谱”中。后在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沿袭、演变为八音乐器皆有减字谱。《南雍志•音乐考》中图谱仍有研究价值与空间，有待深研。

　　“洪武钦颁乐章”在《南雍志•音乐考》中被保留下来有两点原因。一方面，明代南京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对地方官学具有示范意义；又是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因此《南雍志》作为官署志记录下国子监的音乐活动。另一方面黄佐作为《南雍志》编纂者，无论在仕还是致仕都投身于教育事业并著书立说，其成书于嘉靖二十三年的《乐典》也是有关复兴雅乐的著述,其自身经历促使其重视国子监内的音乐活动。

　　至今学界研究较少涉及《南雍志》中音乐部分，皆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音乐考”一节评价不高，认为仅是“佐一己之见”。四库馆臣以太学制度视角出发，认为音乐考并未涉及太学，所以“疏失限断”，乐论也仅是泛论古乐。但“洪武钦颁乐章”从志书角度看有助于后人查阅，对地方官学有示范意义；实践层面而言，乐器分谱益于监生学习演奏，现实意义则是记录为释奠仪式进程的“礼仪考”内容与“音乐考”中释奠音乐相结合可还原明代国子监完整释奠仪式的，展现出明代国子监的祭孔仪式音乐的原貌。可见四库馆臣评价不高虽有理可循，但不能忽略其史料价值。

　　四、结语

　　本文缘起于《南雍志•音乐考》首载“洪武钦颁乐章”，且乐谱包含各乐器分谱及其特殊演奏法，存在多声部的可能性，故对其进行研究。但经过第二部分论述，排除了明代雅乐多声部演奏的可能性。《南雍志•音乐考》中记录“洪武钦颁乐章”距洪武钦颁乐章的原貌存在差异，但实践层面应用的再次恢复，其意义仍是重大，为明清以降的大成乐奠定基调，现今台北孔庙、浏阳孔庙的祭孔大典都是据明清文献记载复原呈现在大众眼前。比较遗憾的是因身边条件有限，未能呈现洪武钦颁乐章总谱形式。

参考文献：

　　[1]张英聘.试述《南雍志》的文献价值[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03):99-107+111.

　　[2]江帆,艾春华著.中国历代孔庙雅乐[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10.

　　[3]李宏锋.明代音乐图谱所见工尺唱名体系初探[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03):12-25.

　　[4]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M].//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杨荫浏全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55.

　　[5]杨影子.宋代以降《风雅十二诗谱》的版本谱系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

　　[6]吴志武.明代吕柟编撰的《诗乐图谱》研究[J].中国音乐学,2012,(03):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