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作家谢汉·卡鲁纳蒂拉卡（Shehan Karunatilaka）通过在《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中对斯里兰卡族群冲突的书写，说明了族群的排异性会导致族群冲突，而各族群情感上的共同性能够为族群和谐共处创造可能。将从族群排异性角度分析斯里兰卡地区的族群冲突，并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提出在世界主义的指导下建立共同体的观点，帮助实现多族群和谐共处，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带来积极影响。

　　作为多族群共居国家，斯里兰卡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与激烈的族群冲突，是研究族群冲突的典例。在《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以下简称为《马里》）中，谢汉·卡鲁纳蒂拉卡将故事背景设置于内战中的斯里兰卡。《马里》用荒诞幽默的文字折射斯里兰卡现状，引发读者对族群冲突的思考。主人公马里·阿尔梅达（Maali Almeida）发现自己死后变成鬼魂，他有七夜时间寻找自己的死因。谢汉借马里的视角揭露斯里兰卡残酷的内战，从族群内外部排异的角度分析族群冲突。除反思内战外，谢汉还提出通过构建情感认同以缓解族群矛盾的构想。本文将从族群内外部的排异性角度分析《马里》中的族群冲突，并从共同体建构角度提出解决族群冲突的新思路，为全球化背景下多族群和谐共处的实现带来启发。

　　一.族群之间的族群冲突

　　“排异性”一词最早出现于医学，指来自异体的组织或者是器官在进入宿主体内之后，不可避免地和宿主的免疫系统产生排斥反应。而在族群研究中，当两个或以上的族群相互接触时，族群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会很快显现并为这些族群所察觉。居斯塔夫·勒庞在描述群体的时候提出：“群体的专横与褊狭是很明显的，这种情绪很容易被产生，也非常容易被接受与实行。”因此，在族群间的差异存在时，族群情绪易失调从而引发冲突。此时与生理上的排异反应相似的，一个族群会将本族群与其他族群区别为“我者”与“外部他者”，并作出排斥异己的行为，这便是族群主义运行的机制。《马里》主要聚焦于斯里兰卡地区僧伽罗与泰米尔二族群之间的冲突及其导致的族群排异现象，同时谢汉有意虚构鬼魂与活人之间的关系，并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隐喻特殊的族群区分，加强了小说的冲突性。例如，他创造了鬼魂的计时单位“月亮”，与人类一般的计时单位区别开，从而反映虚构族群之间的激烈排异。谢汉意在借真实存在的僧泰冲突与虚构的人鬼矛盾来说明：族群之间存在的排异性会导致斯里兰卡地区的各族群之间的激烈冲突，引发内战，最终使斯里兰卡各族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加剧斯里兰卡地区的动荡，为世界和平带来隐患。

　　斯里兰卡族群间的排异现象由多种因素引发，以下主要从两个视角来分析。首先，从族群构成视角来看，斯里兰卡的族群组成庞大，由僧伽罗人、泰米尔人、伯格人等多个不同的族群构成，族群结构极其复杂，族群间的差异性大。各族群在共居的时候不免会由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发生摩擦，逐渐扩大为族群冲突乃至暴力对抗。其次，从外来殖民入侵视角来看，外来殖民者在斯里兰卡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严重威胁了族群间的和平与稳定，尤其是英国殖民者的族群分治政策极大地激化了僧、泰二族群的民族主义情绪，僧、泰二族群开始有意识地对外族排异。这种由殖民政策激化的族群矛盾并没有在斯里兰卡正式宣布独立后得到缓解，斯里兰卡政府颁布《1972宪法》并给予僧伽罗人更高的政治权利。这一举措使那些占人口少数的族群在政治生活中被推向更加边缘的位置，族群之间的排异现象愈发激化。

　　谢汉在文中塑造了来自不同族群的角色，并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时空下进行交互，以表现族群间排异情绪对族群稳定和谐的破坏性。隶属人民统一战线（JVP）的鬼魂塞纳（sena）评价斯里兰卡政府时说：“我们只杀了他们中的300人，而他们杀了我们20000以上的成员。”激进的族群主义者认为维护本族群利益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排外”，以损人利己的方式保证本族群的利益与稳定。当然，排除“异我族类”的方式实际上无法真正为这个族群带来繁荣与稳定，因排异性而诞生的族群主义将激化族群矛盾，最终带来暴力冲突的恶果。

　　二.族群内部的族群冲突

　　族群内部的排异性与族群之间的排异性运行机制相似。受族群主义的影响，由于差异性更大的族外个体不存在，族群内部的个体失去攻击目标，转而放大族内个体间在社会与文化上的差异性，制造“内部他者”来维系这种不健康的凝集。族群内部的排异性同样旨在区别异己，以践踏其他个体权利与公平的形式强调自身的优越感与特权，对族群关系有着破坏性的影响。

　　在探索《马里》对族群之间排异性的书写时，必须对主人公马里·阿尔梅达本身进行分析。马里的存在具有特殊性，谢汉为他赋予的特别身份使得他与本族群主流文化思想相斥，扮演着族群内部的“他者”的角色。在小说的开头，谢汉揭示马里是同性恋者与赌徒，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人对他的性取向进行侮辱，而他的赌徒身份也使得同族人认为他是“坏人”。谢汉并没有将马里设定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正常人，这使得马里在多个方面成为族群的“内部他者”，在僧伽罗族群内部受到排挤。同时，在虚构的鬼魂族群中，作为唯一不记得自己死因的人，他被其他鬼魂视为异类加以驱逐。在激进的族群情感的影响下，族群内部的排异性与族群之间的排异性经常同时存在：在不同族群发生排斥时个体会趋向于自己的族群，即趋向于“我者”以寻求认同与归属；而在族群之间没有发生摩擦与冲突时，在族群主义的干扰下，为了追求族群个体的相似性，族群内部也很容易发生对“内部他者”的排斥与放逐。除了主人公马里·阿尔梅达外，谢汉有意塑造大量与主流文化相背而被本族群排斥的角色以说明族群内部排异性的广泛存在。例如拉尼博士（Dr.Ranee Sriharan）因为政治立场而被同为泰米尔人的激进派杀死，发生在这些角色身上的悲剧是族群内部排异性的冰山一角。谢汉意在说明除了族群外部的排异性外，族群内部的排异性也广泛存在，并极大破坏了族群内部的团结。

　　与众多族群题材的作品将叙述重心放在批判上不同，《马里》着重阐述作者谢汉对族群冲突带来恶果的人文关怀与思考之上。作为僧伽罗民族的一员，谢汉摆脱了对单一族群的关注，创造了大量“尖叫着、血淋淋的”受迫害的鬼魂，其中既有泰米尔人又有僧伽罗人。为了增强表达效果，谢汉虚构了死后世界，鬼魂就连死后仍持续经历着这种族群冲突带来的无尽的伤害，说明了族群冲突的负面影响无法消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斯里兰卡人民。就像主人公马里在信中所怀疑的那样：“这里没有一个好人。”谢汉试图去说明族群冲突破坏性之广，创伤持续性之长，所有人是加害者的同时是受害者。同时，不论是生者还是死者，在对“他者”造成伤害的同时，却因为存在的共同点对与自己相似的“我者”持友善的态度。比起批判，谢汉更多在思考：斯里兰卡地区各族群不再排斥所谓的“他者”以追求族群的共同性，将所有个体归类于“我者”的范畴，斯里兰卡地区充满血腥与暴力的族群冲突史或许将被改写。

　　三.《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中的共同体建构

　　由于族群的排异性是一种自觉的进攻与自我保护机制，它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有一个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说明族群的排异性存在解决的可能。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复杂的族群关系以及族群交流间产生的冲突，共同体（community）在促进族群和谐共处方面的作用不断受到重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共同体有“直接、共同关怀”的意思。在一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存在共同的文化、习惯等，拥有以认同性为核心的纽带，每个个体都能找到归属感与情感上的关怀，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

　　共同体的运作依靠成员之间的共同性。共同体成员之间必定存在客观差异，为防止排异性对共同体的破坏，共同体成员间必须有共同的连结以维护内部的稳定。何卫华在《〈血的本质〉中的世界主义与流散共同体构建》一文中指出“情感上的‘共同性’是连结共同体的有利纽带”，为共同体的建构与稳定提供了可能。而共同记忆是共同体定义自身并引发成员间情感共鸣的契机，在认同情绪的基础上寻找族群个体间共同的情感，有助于构建共同体。谢汉对斯里兰卡族群的战争记忆进行着重书写，并提出在共同记忆的基础上构建情感共鸣。比起寻找自己的死因或是重获新生，马里更在乎引导他的朋友去寻找那箱控诉内战暴行的照片，他认为这些共同的苦难记忆可以为斯里兰卡地区带来和平。作为内战的经历者，谢汉深知族群冲突与残酷战争为斯里兰卡人民带去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精神上的创伤与异化。马里后来发觉，只有“爱”使得人类生活变得正当，这里所谓的“爱”指的是情感上的共同性，斯里兰卡各族群因相同的苦难记忆产生同病相怜的情绪，引发对和平的期盼与对族群团结的渴望，在向上向善情感的引导下构建更为公平和谐的族群关系，形成共同体。情感上的共同性强调族群个体间的相似之处，共同的向善期盼可以打破族群中“我者”与“他者”的界限，将这些分离的个体组合在一起以淡化矛盾。马里走向来生之前选择向一只豹子讲述了他的故事，“直到月亮高高挂起”。谢汉选择了差异性更大的人与兽进行交流，来自彻底不同的族群的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共同的情感纽带，对和平的期盼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将他们连成一个整体，马里与豹子之间由于共同情感建成一个跨族群共同体。总而言之，共同记忆赋予族群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促进族群团结，化解排异性的破坏。

　　在族群关系复杂的地区，除了以情感共鸣作为纽带维系外，世界主义在共同体构建，尤其是多族群共同体的构建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于全球化旨在消除族群间的差异以达到完全一致，实力强大的族群会将所谓“先进”的文明强加于“落后”的族群之上，尝试强制实现政治文化的彻底统一。实质是入侵的全球化浪潮将无视“他者”族群的权利与文化独立性，为弱小族群带来政治与文化上的灭顶之灾。与全球化思想不同的是，世界主义注重“求同存异”，即在尊重各族群之间政治与文化的差异上培养共同情感。这对以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多族群地区有着极高的实践意义，比起强制达到趋同，族群差异大的地区更适合求同存异的发展模式以保护各族群的权益。同时，世界主义强调权利与道德地位的平等性，每一个族群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这可以很好地维护较小族群的情感与利益，防止类似于僧伽罗族群凌驾于泰米尔族群之上，最终引发激烈冲突的情况发生。在族群内部，“由于个体的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检验（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在世界主义的影响下，每个个体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地位、得到充分发展，同时对每个个体的关爱与尊重能有效减少族群个体间为了自身利益相互践踏的举动。尤其是世界主义的重要价值指向之一，“对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关切”有助于各族群之间与族群内部产生互利共赢的向上情绪，变“排他”为“利他”，以合作代替冲突，达到利己利人的目的。由此可以发现：世界主义的指导有利于建构多族群共同体，在解决族群冲突中起到显著作用。

　　总的来说，谢汉在《马里》中阐述了族群外部与内部的排异性是斯里兰卡地区族群冲突乃至爆发热战的重要原因，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排异性都为斯里兰卡地区族群的稳定性带去了致命的打击，破坏了族群之间的团结。为了抵御排异性的破坏，在情感共鸣与世界主义的指导下建立共同体的构想显得尤为可贵。不仅仅在斯里兰卡地区，共同体的建构同样适用于调节其他族群的矛盾与冲突，这在连结各族群与构建更公平的族群秩序上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