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走向思想解放的历史。溯古穿今，从古希腊城邦共同体发展到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思想家们对共同体不同论述的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贡献了理论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途命运，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大同”观念，顺应了世界历史前进方向及社会发展规律，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

　　关键词：唯物史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内涵

　　一、建构-解构-重构：从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逐渐被解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得以重塑，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共同体（community）是一个含义较为宽泛、历史较为悠长的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就对共同体进行过相关的思索。柏拉图将作为城邦个体的公民和城邦共同体高度结合，认为个体幸福作为量化的形式只有在个体利益调和的平衡中才能达到它的上限，指出个体的价值终究要靠城邦理想化的政治生活才能实现。[2]亚里士多德把“善”作为构建共同体的核心，认为国家主体应采取各种举措来实现“共同体的善”，进而不断促进“个体的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二人将共同体视为一种“至善”的状态，对其认知仅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是较为朴素的共同体思想。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明确提出了共同体这一概念，他指出主权是一个整体的人民共同体，并将共同体置于超越政府和国家之上，卢梭的相关主张深受启蒙思想家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影响，他主张建构的是一个以规定社会契约为前提、以实现人民主权为目的共同体。康德以卢梭“公意”超越论为其思想研究的出发点，提出了伦理共同体思想，但他的思想以高度的道德法则作为基础，宗教意味强烈。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城邦共同体、契约共同体等思想，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实现了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的跨越，超越了此前虚假的、虚幻的共同体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以及世界共同体思想演进史，习近平总书记原创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二、发展-转化-超越-复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内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丰沃的中华传统文化因子，并超越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提供了重大理论支撑。汪澍白指出“以群体为本体的价值取向；‘治国平天下’的忧患意识；追求均等与‘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3]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带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类似的性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诸多依据。古代中国就存在着朴素的“天下”观念，“天下观”认为，任何以血统、地域、文化或环境为划分依据的界别都将被突破，这一观念构建了“天下大同、四海为公”的理想状态，孕育了“共同体”的早期萌芽。但受一定时期历史观和阶级观的影响，传统的“天下”观念具有浓烈的政治意味和文化优越性——华夏大地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中心主义泛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养分，并超越了传统文化中“共同体”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并发展了“和合”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4]。“和合”思想在社会层面，呈现出社会整体的祥和、有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和精髓的“和合”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成为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的价值尺度，这一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譬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等思想理念就生动体现了“和合”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换。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扬弃了“仁爱”思想。“仁爱”思想作为儒家学派集大成者孔子的核心主张，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但不置可否的是，这一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阶级基础上看，“仁爱”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具有浓烈的封建等级意味；从价值目标上看，儒学所推崇的“仁爱”仅从“家国情怀”出发，缺乏世界关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高度的战略定位及深邃的世界眼光，升华了“仁爱”思想的价值目标。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并摒弃了“中国中心主义”的落后思潮。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社会历史的主体也即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高度契合，传统语境中的“民本”意指“民为国家之本、民为天下之本”，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与“人类命运”主客体相统一的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同时，它还超越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界限，从“华夏子孙”到“世界人民”、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充分彰显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实现了从为民族谋复兴到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性飞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之上，是当代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指向

　　马克思立足于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站在唯物史观立场，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基于此将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通过揭露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下人与共同体的利益对抗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虚幻的共同体”，进一步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以此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方向的未来形态——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运用和深化、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当前社会化大生产下国际局势变化、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主张通过合作共赢、安全与共、包容互鉴、互商互谅来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其主体包括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其内容也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多个方面对“真正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发展，丰富其在新时代内涵延伸方面的同时，还推动其在当代的实践与运用。其一，从理论构想到现实路径的发展。“真正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的演变规律出发，从理论上对未来理想社会形态进行了推演，一定程度上缺少可操作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接理想与现实，不仅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客观分析，更是立足当下、推进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其二，从社会变革到全球治理的转变。马克思认为改变社会性质和人们生活方式，最直接彻底、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革命。封建专制社会灭亡是因为资产阶级进行了革命，推翻了专制的封建主义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思考研究的重点在于人类应该通过何种途径和手段来推动社会变革，从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重点放在人类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来更好地实现全球治理，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治理困境。其三，从阶级批判到互利共赢的调整。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以阶级为逻辑起点，以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扩张为主线，对“虚幻的共同体”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需要秉持这种辩证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客观事实，提倡不同国家之间、制度之间、文明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建更具包容性、时代性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意识形态分歧，为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共建美好生活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背景下，西方共同体思想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舆论优势地位，但“主体在理论思维和实践能力上都存在着较大的‘鸿沟’”[6]。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共同体问题上的理论优势与话语霸权，通过颜色革命、政治宣传、新闻报道等形式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部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往往利用技术先发优势开发带有算法偏见的程序进行意识形态入侵，通过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算法“美化”，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智能筛选和屏蔽，并通过扭曲、丑化或以选择性失实报道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歪曲报道，试图将中国塑造为“负面形象”。在此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未能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究竟谓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狭隘的民族国家概念和意识形态分歧，摒弃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迥异于西方个体本位的思维方式”，这一观念有力地消解了“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等不实污蔑，打击了“西方中心论”。其一，从人类文明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追求国家及人民的现代化，拓宽了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形式与内容，为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原创性智慧与方案。其二，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来看，追求和平发展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美好愿望，“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世界爆发时期，中国不断地以高度的大国担当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道义援助，共享共建美好生活。其三，从本位的伦理观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群体本位”和群体认同，超越了西方意识形态推崇的“个体本位”。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重要遵循，不断推进人类社会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真正共同体”阶段的重要特征，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学说的终极价值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耦合，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学说，有助于不断推进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的类本质复归。

　　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浪潮在开启世界文明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伴随着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其突出表现是劳动异化致使人的异化，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独立性被大幅消解，逐渐沦为资本主义的奴隶和物化世界的附庸。人的异化“从自然的人来看，这是人退化为动物的过程；从社会的人来看，这是人物化的过程”[7]，人在劳动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于自己、于他人都成了对立的存在。面对人的异化桎梏，诸多思想派别都曾围绕人的解放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将政治解放简单地等同于人类解放，认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完全取决于政治解放，并未清晰地认识到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真正地实现人的解放。对此，马克思提出了关键性问题：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或谁应当得到解放是无论如何都不够的，批判还要求我们做到要探讨进行什么样的解放以及解放需要什么条件的问题。[8]他认为应从解放主体、解放客体、解放方式三个维度来考察人的解放问题。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派、费尔巴哈等人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主张的基础上，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学说逐步走向成熟，揭示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解放的终极追求，只有到达“真正的共同体”的彼岸，才能获得人类解放的基础。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导向，它遵循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其一，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要求来看，构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以此价值导向为基础来构建的“共同体”能够进一步缩小传统意义上国别和民族间的隔阂，降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壁垒，为实现共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其二，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来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对资产阶级统治下人的异化状态的超越。在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高度一致，人类发展与个人发展也是高度一致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和彻底解放终将实现全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2]施密特:郑辟瑞、朱清华译,《现代与柏拉图》[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42页.

　　[3]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12-213页.

　　[4]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6]薛志博,殷志鹏.全媒体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场景传播策略研究[J].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23,36(03):93.

　　[7]王鹏烽,李风华.马克思“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理论的哲学逻辑——基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哲学丛根[J].作家天地,2023(4):15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