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取得的成绩，都是以一种最主要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它还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见证。如何实现文化遗产数字活化是新时代各国各民族都要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应用普及，以及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认知的不断提升，文化遗产面临新的发展机会。文章从美育的视角出发，通过数字技术下文化遗产传播的资源采集、内容呈现、公众权利三个方面阐释，以及对相关文化遗产传播案例进行分析，论述了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美育开展的价值与意义，剖析了数字传播为文化遗产美育价值的发挥提供的范式。

　　关键词:美育,文化遗产,数字传播

　　文化遗产不但为美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同时也是美育发挥其价值的重要载体，何以践行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推广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新的时代里，伴随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认知的不断提升，文化遗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化遗产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建设数据库、实现场景再现、构建工具平台达成公众参与，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路径，也为文化遗产美育价值的发挥提供了全新的传播范式。基于此，本文从美育的视角出发，通过数字技术下文化遗产传播的资源采集、内容呈现、公众权利三个方面，阐释文化遗产数字传播新范式，以深入理解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新变革。

　　一、数据态转型构建文化遗产智慧数据资源

　　随着“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等人类文明和记忆系统的电子化进程的加速，数字文本和档案等数据的数字化水平正呈现着爆炸性的增长态势，而卡尔波普尔所谓的“记录人类文化、技术与各种文明现象的客观知识”，正逐渐转变为一种人类史无前例的“数据状态”[1]。站在美育的视角上，要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就应该把它发挥到古代，让它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持久的魅力与时代的价值。所以，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资源中遴选出具有深厚底蕴的内容，形成文化遗产智能数据库，使文化遗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够开发全新的数字文化产品拥有了丰厚的资源基础。

　　中国非遗基因库是一个以“中国非遗”为核心的“大数据”为基础的“知识分享”平台，通过收集和整合海量的中国非遗相关信息，构建“非遗”知识地图，从“技艺”“色彩”和“纹案”三个维度对“非遗知识”进行深度拆解、再现和重组。建立了非遗多媒体资源库、非遗知识库、非遗创意转化案例库等“一网打尽”的“一网打尽”服务平台[2]。在深入挖掘非遗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其演化路径、探索中国非遗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承新模式等方面提供了帮助。

　　通过对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语义内涵、知识关联、本体论等方面的深入挖掘，建立可解释、可信任、可追溯、可推理的文化遗产智能数据库，提高其规范化编码的层次和架构，促进数字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以支撑新一代智慧知识的“活化”与提高。

　　同时，历史档案能够与跨模态数据（如图像、历史地图、三维模型等）产生链接，并创建用于统一的数据搜索与发现获取的搜索引擎。这些信息不但可以一项文化遗产的本体论特性的纪录和再现，也是对其所携带的文化意蕴的二次编码的表现。将其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历史和文化大数据。

　　欧洲时光机项目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把历史建筑、古籍、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等传统的知识载体形式整合到一个数字化的空间中，并将它们融合到一起，从而构成一个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行为的海量信息库[3]。针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该项目利用“机器学习+人工辅助”的方法，开发了一种基于人物、地点、关键事件等数据的自动检索方法。通过开发一个基于图像、历史地图和三维模型等不同模式的历史档案资料，研发了一种能够进行统一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搜索引擎。它既能将传统的本源特性进行记录与重现，又能将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二次编码，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历史文化大数据资源[4]。

　　二、数字化场景再生实现文化遗产光晕重现

　　“光韵”是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由于艺术作品的照相可再现性，造成了“光韵”的消失。本雅明对“光韵”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它是一种时空的诡异交错，是一种距离很远的事物，只有它才能创造出一种不能接近的存在[5]。事物的光晕会产生人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交流的亲切感以及“又在距离之外”的悖论的体验。因此“光韵”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时空距离感，二是人与物亲密无间的融合。这种光晕存在于传统的艺术中，为作品赋予了膜拜的价值，并使真品艺术的本真性，具有了一种神圣的意味。

　　文化遗产具有审美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于文化遗产来说，它只诞生于既定时间，存在于特定地区，这种东西，不能轻易得到，也不能轻易欣赏到。文化遗产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想象冒险的地方，激起他们珍贵的好奇心，将他们带到不同的历史生活情境中，体验和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的喜怒哀乐。以此来增长自己的经验和眼界[6]。

　　电子媒介时代，图片、影视的形式实现了文化遗产的广泛的记录与传播。以及信息时代，在数字化成为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之时，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文物三维数字建模技术等实现了对文化遗产数字影像模型的快速建立，文化遗产被大规模地复制。多个副本取代了原作的独特存在，复制的东西，比起原创的东西，更能让人感受到真实的东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技术复制也将原作的复制品带到原作无法到达的境界。在这种时间和空间维度被压缩的条件下，某些不同于现实的感官经验往往会把观众拖离出当下的观看体验。

　　当疫情让行动受阻，文化遗产的物理空间向虚拟世界转移，数字化虚拟展览接踵而至。通过手机，人们能够轻松“漫步”于各个展馆，观看艺术品的3D虚拟图像。在手机上到的3D文物图片，不管将图像旋转到多大的角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大量的三维文物图像，实际是利用视、光、影等处理图像的手段来迷惑眼睛，给图像增添纵深位移的感觉。这种简单、重复的文化遗产形态的数字化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将文化遗产衍生品直接把文化遗产和数字化技术进行简单粗暴的嫁接，使得大众长此沉溺于这种视听冲击之中，很难对文化遗产产生深层次的认知。

　　但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媒介本身特征和属性的有了更为深入了解，实践产出了更具感染力的文化遗产数字传播作品，给文化遗产光晕的复归带来了契机。2019年10月，巴黎卢浮宫和EmissiveVR联合推出了其第一款虚拟现实游戏《蒙娜丽莎：越界视野》。通过七分钟沉浸式体现，它向受众展现了全新的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呈现的达•芬奇的惊世之作《蒙娜丽莎》[7]。在VR装置中，无论是画作的质感还是笔触，每个细节都能让人看得一清二楚。

　　米切尔关于本雅明的评论是：正如本雅明所言，如果说机器影像的复制品是用显示的价值来代替崇拜的价值的话，那么，数码影像就是用一种新的价值来代替显示的价值，即输入的价值来代替显示的价值[8]。以绘画的数字延伸为基础而产生的新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用来展示的图像，它的虚拟空间可以像实体存在的实物一样，给人带来一种互动、沉浸式的体验，它与观者独特的主体能动性密切相关。用户可以对画面进行干预，从根本上说，是原始画面的无限变幻与转化，产生了一种光之韵律的再现。

　　三、数字传播新场域赋权美育对象多元参与

　　文化是基于媒体的对话，文化遗产也是基于媒体进行的传播。数字技术的介入，让文化遗产传播场域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数字技术不但在文化遗产传播场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新的资本，惯习，权力，这些都在改变着这些领域中的重要因素之间的关系[9]。

　　资本是场域的关键要素，在传统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产生的力量具有无可摇撼的权威，新的文化遗产传播场域发挥美育功能时，在以文化资本为主体的基础上，加入了媒体资本；传者既要拥有传统的文化资本的优点，又要擅长使用媒体技术，从而获取媒体资本。同时，由于媒体资本赋予了大众权力，在某种意义上也使其在文化资本方面处于劣势[10]。在数字媒介环境下，观众的认知风格已从以往的线性思维模式逐步转向个性化、多元化和解构。

　　数码媒体技术的普及为个人和团体提供了创造和表达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想法。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晚会节目一经播出，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并连续登上热搜榜首，这一背后离不开数码媒体技术的支持。通过视频网站的播放，观众们得以方便地观看节目，并积极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弹幕互动成了许多观众进行个体化观点表达的方式，他们可以实时评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丰富了传播内容。此外，节目的热播也催生了一系列的衍生活动。许多网友积极参与了微博平台上发起的#唐宫夜宴手绘大赛#，用个性化的手绘作品诠释自己心中的“唐宫形象”。这种形式不仅提供了观众们展示自己创意的机会，也增加了互动性和参与感。

　　在数字赋权的时代，技术资源和社会权力正在经历重新分布的过程。随着人们使用数字媒介技术，他们也融入了“参与式传播”的过程。借助通用性数字平台和工具，公众现在有机会参与到文化遗产资源的采集和校对中。数字赋权意味着信息和技术的普及，使得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数字媒介的创作和分享中。从社交媒体到在线博物馆，公众现在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来访问和了解文化遗产资源。与此同时，公众也有机会成为创作者，通过上传自己的作品来与他人分享。

　　上海图书馆搭建“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并向登录用户开放了众包功能，通过上传家谱、在线识谱、在线修谱这三个功能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塔林时间机器（Time Time Machine）发布了一个开源的群智服务平台Ajapaik，用户可以在历史图片上标记地点，然后再拍照，从而生成当前与当前的图像对比。经由专业人士对用户所提供的内容进行审核、整理、发布到服务平台，并将其用于后续的文化遗产价值挖掘当中，做到取之于公众，用之于公众。

　　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在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型技术与手段，对文化遗产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进行了发掘和运用，是实现文化遗产“活起来”“创造性转化”的关键途径。随着未来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文化遗产传播应当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打造新的内容、更新展示与传播环境，以符合时代和新媒介特征的语言，创造出既有文化遗产的精魂与情感，又具备时代气韵和标志的新体验，充实、丰富基于传统文化的美育内容和实践。

参考文献：

　　[1]王晓光.“新技术“和“新文科”不能简单相加[N].《光明日报》,2020-12-29(14).

　　[2]王晓光,梁梦丽,侯西龙,宋宁远.文化遗产智能计算的肇始与趋势——欧洲时光机案例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48(01):62-76.

　　[3]高静.本雅明语言观下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31):117-120.

　　[4]周宪.何为美育与美育为何[J].文艺争鸣,2022(03):90-97.

　　[5]魏佳.艺术的数字化“虚拟空间”探究[J].新闻爱好者,2017,No.472(04):50-54.

　　[6]严功军,刘庆辉.技术促逼与场域重构:教育媒介化现象研究[J].中国编辑,2022(01):19-24.

　　[7]王晓光,梁梦丽,侯西龙,宋宁远.文化遗产智能计算的肇始与趋势——欧洲时光机案例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48(01):62-76.

　　[8]高丹,何琳.数智赋能视域下的数字人文研究:数据、技术与应用[J/OL].图书馆论坛:1-13[2023-01-20].http://gfffg5fc e84748f1d4cc2hcu0nkwv0u0wb6xno.fgfy.hlju.cwkeji.cn/kcms/detail/44.1306.G2.20220919.1218.002.html.

　　[9]吴琼,白鸽.美育视角下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体验设计[J].装饰,2021(07):12-17.

　　[10]尹少淳,孟勐.学校美育与社会美育的互仿与渐融[J].美术,2021(02):6-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