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奥十世，这位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他的名字往往与马丁•路德以及宗教改革联系在一起。然而，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只是他八年教皇生涯中的一个侧面，他的另一个侧面——作为教皇国统治者的一面，却经常为人所忽视。16世纪初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利奥十世要面对的是这个时代浪潮下的一系列新的挑战，新君主国和土耳其威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由此展现在他身上的矛盾性更是成为其一大标签，而这种矛盾性的背后，恰恰是利奥十世对于时代的回应。

　　关键词:利奥十世,欧洲均势,教皇国

　　翻开《罗马教皇列传》，我们会看到关于利奥十世①这一篇目中，作者给利奥十世所作的评价——“集双重性、矛盾性于一身”②。利奥十世，这位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在其任内的所作所为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如此矛盾。他出身名门，挥霍无度，他又大力奖掖人文，布克哈特曾这样描绘利奥十世时代的罗马——“梵蒂冈飘扬着歌声和乐声，它们的回音响彻全城，像是在唤起人们的欢欣和喜悦。”③利奥十世身上的这种矛盾性在其政治选择上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利奥十世在即位之后所展现出来的公众形象俨然就是一个和平的守护者，他大力呼吁基督教世界各国停止战争、宽恕了昔日美第奇家族的仇敌。与此同时，他又在筹谋战争，他努力提升教皇国的地位、不断实践自己的政治野心。这样一位教皇，一面宽恕敌人，一面谋求霸权，一面高举和平旗帜，一面筹谋新的战争，然而，利奥十世这些矛盾的行为之下实则是他对于波诡云谲的欧洲局势做出的判断与应对。

　　一、圣名之下的狮性野心

　　1513年，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i Lorenzo di Piero de’Medici)，大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的第二个儿子，他年仅37岁便被选举成为基督教的第214任教宗。据圭恰迪尼所言，“尽管乔凡尼非常年轻，但他的这次当选令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非常满意”④这位教皇也很快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圣名——利奥十世(Leo X)。

　　教皇圣名的选择会受到颇多因素的影响。但是，纵观教会史，我们会发现教皇圣名的选择往往昭示着其执政理念，圣名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政治性与战略性的考量。对于教皇即位后选择新的圣名的这一传统，普遍的看法是源于教皇约翰二世(John II)。约翰二世的本名为源于罗马十二主神之一的墨丘利(Mercurius),在当选为教宗之后他便将自己这一充满异教徒意味的名字进行了更改。此后，这一传统便逐步延续了下来。每当教宗选举结束之后，新任教皇就需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圣名。这一圣名将是教皇向其信徒所做出的一种无声的声明。比如，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就曾表示他选择这一前所未有的双重圣名是为了表明自己将承继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的遗志，而在这位短命的教皇离世之后，他的后继者也为自己选择了约翰保罗二世这一圣名。

　　利奥十世的选择自然也没有例外。对于乔凡尼选择利奥十世这一圣名的原因有着诸多猜测，其中较为普遍的有这样两种：一说是其在暗指其家乡——佛罗伦萨，因为从中世纪起，狮子就成了这座城市的象征，其中最为闻名是就是多纳泰罗所造的雕像——马尔佐科(Marzocco)。还有一种说法称乔凡尼选择利奥为圣名是因为其母亲怀他时所做的一个梦，那个梦中出现了一头温驯的狮子，这预示着这个孩子未来的非凡人生，取利奥为圣名，正是乔凡尼在印证其母亲当初的梦境。但是，正如利奥十世的传记作家威廉•罗斯科所言：“他不会因为坚持迷信这种即将过时的愚蠢行为而去引人注目，我们更愿意相信他是在彰显他的勇气与姿态，他将坚定地履行他被赋予的崇高职务。”⑤毕竟利奥这一圣名，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教会史上另外两个以利奥为圣名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教皇——圣利奥一世(LeoI)、利奥三世(Leo III)。圣利奥一世在蛮族入侵时成了罗马城的保卫者，利奥三世则在公元800年将皇冠戴在了查理大帝头上，将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而上一位使用利奥为圣名的利奥九世(Leo IX)在位时期也让教宗权得到了不少提高。从利奥这一圣名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利奥十世这一圣名之下其实已经蕴含着年轻的乔凡尼的雄心壮志。

　　在利奥十世时期，梵蒂冈宫的一些装饰同样在暗示着这位年轻教皇的野心。拉斐尔画室里赫略多洛室(Stanza di Eliodoro)西墙上那幅《教皇利奥一世击退匈奴王安提拉》的壁画上，击退了安提拉的利奥一世的形象从原定的尤利乌斯二世换成了新即位的利奥十世；1514-1517年间相继完成的火灾厅(Stanza dell'Incendio del Borgo)里更是充满了“利奥元素”：北墙上是《利奥三世的誓言》，800年，面对前任教皇支持者的罪行指控，利奥三世庄严宣誓，捍卫自己的清白，后来他还宽恕了他的敌人们；西墙上画着《查理大帝的加冕礼》，800年，利奥三世为查理大帝戴上王冠；东墙上是《奥斯提亚战役》，849年，面对异教徒的侵袭，利奥四世亲赴港口为基督教舰队做弥散，最终基督教舰队大胜，异教威胁解除；南墙上画着《梵蒂冈城门外的火灾》，在这场发生于847年的罗马博尔戈地区的火灾之中，利奥四世在旧圣伯多禄大殿前的阳台以祈祷击退了火灾、拯救了罗马居民。在这些壁画里，利奥三世和利奥四世都是以利奥十世的形象出现，而这些壁画的内容，都象征着教皇的权威、虔诚与能力。

　　无论是圣名还是梵蒂冈宫里的壁画，无一不在显示着利奥十世的野心：团结基督教世界以应对异教威胁、为教皇国和美第奇家族谋求更高的权势与地位、建立起一个以教皇国为核心的普世帝国。所以，这位被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驻罗马教廷大使、卡尔皮伯爵阿尔伯特•皮奥(Alberto Pio)形容为“更像一只温顺的山羊而不是一头凶猛的狮子”⑥的年轻教皇，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显露其野心及执政理念。

　　二、再造十字军的努力

　　利奥十世为了重现当年教权至上的荣光，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策划并发起新的一轮有教皇主导的十字军东征。“在这个世纪之初，宗教信仰和借口纯洁固有法律，是实现野心的两大工具，两者不管是在非洲沿岸还是在德国，不管是对伊斯兰教徒还是对基督徒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⑦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必须先实现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因此，我们会发现，这位教皇一面在呼唤和平，主张平息基督教世界的内战，一面又在挑起战争，积极促成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外战。1513年3月，法王路易十二为一雪前耻并夺回米兰，与威尼斯结盟随后挥师南下，最终却在诺瓦拉战役中败北。利奥十世并没有选择将法国逼进绝境，反而开始向胜利者英王亨利八世和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呼吁宽容与和平，并劝诫他们关注来自东方的日益严重的土耳其威胁。就连当时威尼斯驻教廷大使都认为“无需担心教皇会对威尼斯采取任何敌对手段，因为教皇更关心的是土耳其的威胁而不是意大利的统一。”⑧

　　从1451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Mehmet)即位开始，奥斯曼人的触角开始进一步深入欧洲中部。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后就开始规划他的世界帝国，君士坦丁堡、罗马、西班牙半岛乃至整个世界，最终都会为其统治。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君士坦丁堡被攻占使欧洲失去了援助的基地，占有君士坦丁堡就有机会破坏奥斯曼帝国的防御系统。拥有这个巨大的商业、行政和军事中心，便于缓冲、控制和抵御苏丹的进攻。由于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黑海和地中海的水路航运，占领它就等于控制了欧洲人与北部、东部的贸易，可以开辟滚滚而来的新财源。”⑨随后，这个帝国开始向巴尔干半岛推进，1459年占领雅典，随后从匈牙利人手中夺取了除贝尔格莱德以外的塞尔维亚地区。穆斯林践行这个世界帝国的梦想虽然因穆罕默德二世离世而暂时陷入停滞，但很快又卷土重来。经过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II)的休养生息，塞利姆一世(Selim I)在1512年登上王位后，立刻继承了其祖父的东征事业。

　　处于抵御奥斯曼入侵最前线的波兰与匈牙利势单力孤，1513年6月，波兰大使面见利奥十世，痛陈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迫害，恳求基督教君主出兵援助异教徒铁蹄下的波兰和匈牙利。利奥十世也愈发感到土耳其威胁的压力，于是他决心像庇护二世(Pius II)曾经所作的那样，联合基督教世界，组建十字军应对东方的危机，只不过他的敌人不是曾经的穆罕默德二世，是“冷酷者”塞利姆一世。次年，宣布讨伐土耳其人的教皇谕令就被匈牙利的红衣主教鲍科茨•托马什(Tamás Bakócz)带回了匈牙利。

　　为了展示其对抗异教徒、保卫基督教世界的决心，利奥十世借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使团到访罗马之机展开了一系列行动。此前的一个世纪，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小国在恩里克王子的带领下，吹响了进军海洋的号角。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469-1521年，1495-1521年在位)时期，葡萄牙已经通过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抵达了印度，通过迪奥戈•德•阿赞布雅在北非建立了要塞。葡萄牙作为新世界的开拓者，为自己带来了财富，为教会在新的土地上传播了福音。为了获得来自教皇的支持，这个“幸运儿”国王派遣新任驻教廷大使特里斯坦•达•库尼亚(Tristãoda Cunha)为年轻的教皇献上了包括亚洲白象汉诺(Hanno)在内的无数奇珍异宝。利奥十世也通过表现对葡萄牙的重视以争取基督教世界的一致对外。1514年3月8日，在葡萄牙使团抵达前，利奥十世便号召所有的葡萄牙人支持其国王在非洲打击摩尔人的斗争。3月12日，在葡萄牙使团到达后，利奥十世又安排了一系列活动，甚至为葡萄牙进献的礼物举办了展览。曼努埃尔一世和利奥十世各取所需，“利奥十世发布通谕，确认基督骑士团有权向所有海外主教区履行其圣职推荐权。曼奴埃尔则下令从葡萄牙国家的财政中拨出两万克鲁扎多支援基督骑士团。”⑩葡萄牙在亚洲和非洲的战争，得到了来自教皇的支持，利奥十世“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位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袖向全世界表明了他关于战争的态度，基督教世界诸王如果能和这位葡萄牙国王一样继续对抗异教徒，那么基督教世界辉煌的前景不日就能到来。”(11)

　　然而，“事实上，这时已不可能再当真地谈论什么十字军东征的问题了……教皇们自己也已同土耳其人打交道了——有时还沆瀣一气，从事一些极其卑鄙的交易……基督教各国的国王们也步他们的后尘……十字军实际上已寿终正寝”。(12)此时的基督教各国反而将土耳作为欧洲政治的平衡器，不少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并选择和土耳其结盟。利奥十世的十字军东征计划最终只是他渴求而不得的一场幻影。尽管其后数年，利奥十世仍旧在呼吁组建十字军，却难以得不到基督教诸王的回应。他已经无法重现英诺森三世时期那种教权至上的光辉岁月，他所设想的解决东方威胁的十字军最终走向了幻灭，他只能转而尽力维持日益下降的教皇权威与教皇国统治。

　　三、欧洲政治现实下的联盟政策

　　“15世纪末，欧洲政体结构的变化和新的思维倾向的出现，向人们揭示了中世纪的结束。”(13)在利奥十世时代，法国、英国等国的王权不断加强，这些新君主国正在主导着欧洲的政治格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在15世纪，正如在19世纪一样，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称。在南方，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曾经多次改朝换代，但是疆界几乎没有任何的变更。穆斯林、诺曼人、安茹人和阿拉贡人曾相继而来……在北方，各城市分别占据自己周围的领土……在中世纪末，意大利四分五裂，没有政治上的统一”。(14)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带来了近代外交的兴起。“外交活动和扩张是一切非正统国家的共同要求所以意大利就成了一个‘外交政策’的舞台”。(15)在利奥十世的祖父和父亲——科西莫和大洛伦佐的时代，意大利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均势体系，然而这一切伴随着1494年意大利战争的开始被打破，“意大利的大国政治转变为一个更加广阔的竞技场”。(16)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挥军南下入侵意大利，这场由于米兰内部权力之争引发的大规模的意大利战争对于整个亚平宁半岛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法国和西班牙的阴影笼罩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之上，意大利诸城邦国家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的政治压力，选择自己的盟友。教皇国也是如此。1511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同瑞士、英国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神圣同盟，并于纳瓦拉击败法军，次年，法国军队退出了意大利半岛。利奥十世即位时期的形势看似相对缓和，但是法国和西班牙关于意大利和欧洲霸权的争夺却并未终结。作为法西相争舞台的意大利，自然也无法挣脱这场漩涡。

　　1513年，登上教皇宝座的利奥十世面对的是政治上继续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对意大利垂涎已久的法国与西班牙。在这种政治现实下，如何能够保存教皇国实力并建立“世界帝国”成了利奥十世此时必须直面的政治难题。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政治蓝图，利奥十世做出了和他父辈一样的选择——“力量均衡”(the balance of power)。只不过利奥十世要维护的已经不再是意大利各个城邦国家内部的力量均势，“在这个竞技场中，国际均势的主角已经不再是五个城邦国家，而是法国和西班牙，他们形成两极对抗。英国和像教皇国这样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成为这个均势中的次等国家，通过在关键时刻转移它们的力量帮助弱势一方来维护均势……在（1495年）接下来的20多年间，欧洲充斥着这些次等强国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两极之间选择盟友的政治游戏”。(17)为了避免法国或者西班牙一家独大，也为了教皇国“升级”成一流国家，利奥十世通过选择不同的盟友去平衡这个政治天平，也因此，他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态度暧昧不清，联盟政策反复无常。

　　面对着两个实力远胜于教皇国，却又都对意大利虎视眈眈的对手，利奥十世不得不考虑如何一面维护教皇权威，一面推进自身政治蓝图的实现，在这样的考量之下，盟友的选择就变得举足轻重。1512年，依靠着西班牙军队，美第奇家族重回佛罗伦萨。然而，利奥十世即位后并没有坚定地选择和这个西班牙盟友站在一起。1513年，法王路易十二为了夺取米兰再次挥师南下，一面是曾经帮助自己重回佛罗伦萨的西班牙，一面是曾经给自己带来屈辱、给美第奇家族带来灾难的法国，利奥十世做出了有一个看似令人困惑实则无比清晰的决定。他没有加入反法神圣同盟公开反对法国，而是暗中秘密雇佣雇佣兵援助米兰，无论期间神圣同盟和他的亲法顾问如何劝说，他在表面上依旧是一幅中立姿态，不断劝说双方休战共同抵御土耳其威胁。直到战局日益明朗，法军在纳瓦拉战败，路易十二不得不寻求与罗马的和解。利奥十世立刻把握机会，使法国放弃支持分裂的比萨公会议，结束了尤利乌斯二世遗留下来的教廷分裂状况，同时，利奥十世还宽恕了比萨公会议的红衣主教们，彰显了教会的权威与教皇的宽容。为了保持对西班牙的制衡，维持均势的局面，利奥十世最终也宽恕了法王。在这次意大利战争的过程中，没有直接参战的利奥十世维护了教皇的形象与教会的威严、保存了教皇国的力量、维持了各国的均势。“利奥十世……既可以把外国统治者赶走，也随时可以与他们媾和”。(18)这一切都出于保护教皇的权威和保存教皇国的实力。正因如此，“1513-1514年，教皇的外交政策是复杂且多变的”。(19)可惜，利奥十世在外交上的种种努力，也无法挽大厦之将倾，教皇国的衰落已经是不变的事实，它已经无法重现昔日荣光。

　　四、结语

　　利奥十世的这种矛盾性不仅仅表现在其初期的内政外交上，更贯穿其在位始终。1513-1514年，这两年间利奥十世身上的种种矛盾性正是其后续各项政策的缩影。这时的欧洲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国家兴起、绝对王权不断加强、教会权威遭受严重削弱。利奥十世作为基督教的首脑和教皇国的统治者，他所面临的是来自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挑战。在种种挑战之下，利奥十世只能不断地调整各项政策，以维护教皇国的统治。这种看似前后不连贯的政策，也使其展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恰恰是利奥十世对于时代变化所做出的现实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