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秧歌剧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所创作的艺术新形式。作为新秧歌剧的典型代表，《兄妹开荒》结合时代需求对陕北秧歌进行改造，反映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引领了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传播到了重庆，向大后方群众展现了边区建设的蓬勃生机，团结了文艺界人士，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在边区之外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

　　关键词:新秧歌剧,重庆,《兄妹开荒》

　　新秧歌剧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对陕北秧歌改造后所创作的一种新戏剧形式，肩负了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的使命。相较于报纸、杂志、书籍等传统媒介，新秧歌剧的表演往往更富有直观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作为新秧歌剧的典型代表，《兄妹开荒》以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为原型，真实表现了大生产运动的热闹场面，深受群众欢迎和喜爱。目前学界关于新秧歌剧的研究多聚焦在其艺术价值，即集中于戏剧、音乐、舞蹈等专业化领域的探讨，而对于其在大后方尤其是在重庆的传播，却着墨不多。①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一跃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新秧歌剧在这座中心城市塑造自身形象，宣传自身主张。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兄妹开荒》这一新秧歌剧标志性作品在重庆的传播及影响做初步梳理，从中管窥中国共产党运用新秧歌剧在大后方构建和传播革命话语的努力及成效。

　　一、新秧歌剧的创作历程

　　针对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指出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创作方针。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以大生产运动为主题创作了新秧歌剧《兄妹开荒》，随即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
      （一）革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在《讲话》之前，延安文艺界关门主义倾向严重，创作的一些文艺作品大都远离现实生活，与群众审美存在着不小的距离。针对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实践，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汲取力量。

　　在《讲话》精神引领下，鲁艺师生深入农村体验生活，认真研究民间艺术，他们将目光瞄准了流行于农村的陕北秧歌。陕北秧歌源于古代先民的祭祀活动，后来演化为民间舞蹈，多在农闲季节作为劳动之余的娱乐活动。秧歌载歌载舞、形式灵活、剧情简单，易于接受，而且秧歌对场地和道具要求不高，比较易于表演，在陕北农村具有广泛且深厚的群众基础。闹秧歌也成了春节期间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参与其中。这些都使得秧歌在众多民间艺术形式中脱颖而出，进入文艺工作者的视野。鲁艺师生试图利用老百姓所熟悉的秧歌，结合时代内容并加以改造，以适应广大群众的欣赏需求。

　　（二）陕北秧歌的改造创新

　　传统陕北秧歌虽然为群众所喜爱，但也存在诸多弊病，比如主题大多为封建迷信，形式上多充斥调情嬉闹的表演，演员扮相多显丑陋滑稽，因此也被当地人叫做“骚情秧歌”。如何将“骚情秧歌”改造成为“新秧歌”，这也成为当时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难题。《兄妹开荒》创作者王大化认识到“作为一个新演员，又决不能为旧的东西所束缚，更不能以为旧的东西是群众所喜欢的而不顾一切地去用，去迎合他们，这样没法跳出旧的形式的圈子，失掉了艺术创造的真意义”。[1]陕北秧歌作为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在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方针引领下，面临着推陈出新的要求。

　　鲁艺师生在创作《兄妹开荒》的过程中，对陕北秧歌进行吸收与改造总结出不少经验。通过对主题的革新、内容的更新及人物扮相上的创新，从“骚情秧歌”转化为“斗争秧歌”。[2]《兄妹开荒》就以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为原型编写创作，聚焦于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展现了边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剔除了传统秧歌中男女间的调情元素，取而代之是兄妹间的和谐关系，表现了一对兄妹争当劳动模范的生产热情。最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人物，哥哥头戴白毛巾，腰系红腰带，扛着锄头，洋溢着阳刚之气。妹妹身着朴素，肩扛扁担，扮相朴实自然，塑造了勤劳质朴、积极向上的新农民形象，表现出边区群众积极投身生产的新面貌。

　　（三）新秧歌剧扭遍边区

　　新秧歌剧汲取了传统陕北秧歌的表演形式，赋予了新的时代语言，剔除了旧秧歌中封建、低俗的内容，代之以崭新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社会活动，一时间风靡整个边区。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鲁艺在延安城南门外举行了新秧歌剧的演出，整场演出最受欢迎的就是《兄妹开荒》。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新秧歌剧一经演出，便取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响。毛泽东看过后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3]当地群众表示，“以前鲁艺的戏看不懂，这回看懂了”。[4]春节演出结束后，《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了《兄妹开荒》的剧本和乐谱，肯定了鲁艺师生的创作方向。以《兄妹开荒》为标志，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

　　从1943年开始，鲁艺师生组织工作团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进行慰问演出，将新秧歌剧普及到各分区。新秧歌剧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和群众教育的主要方式，“一有什么群众性的运动，‘鲁艺’经常出秧歌队”，[5]并且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编排新秧歌剧，鼓励群众参与创作，成为“一种完全的集体创作”。[6]新秧歌剧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唤醒群众政治觉悟，进行革命动员的重要手段。

　　二、新秧歌剧在重庆的传播

　　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是支撑对日作战的大后方的中心，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更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展示的重要窗口。新秧歌剧以崭新的艺术手法和灵活的演出形式突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传播到了重庆，展现了中共领导下的边区生机勃勃的真实面貌。

　　（一）招待重庆访客的必备节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新闻资源有限，再加上国民党当局极力进行新闻封锁，给党的对外宣传造成了很大困难。尽管运用报纸、杂志、书籍等方式来向大后方民众介绍边区，但始终有种雾里看花之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注重联络中外人士到边区实地考察，介绍边区真实情况。《兄妹开荒》等讲述了边区农民投身生产的新秧歌剧经常作为招待访客的保留节目，成为反映边区日常生活的一张名片。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中外记者团的活动，竭尽所能提供各种方便，全方面展示边区的情况。在考察途中，中外记者都被边区的新秧歌剧吸引住了，到最后一些记者团成员不自觉学起秧歌来。记者团成员赵超构看到延安大小书店“文艺书籍中，印得最多，或者销得最好的，是秧歌”。[7]新秧歌剧得到了边区群众的认可，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兄妹开荒》，民众“可以说是百看不厌”。[8]

　　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飞抵延安，在欢迎会上，秧歌剧《兄妹开荒》获得了满堂喝彩，随使团来访的摄影师就将《兄妹开荒》的片段记录在镜头中。随同来访的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就发现有别于重庆的灰暗气氛，延安则显得生机勃勃。在他从延安发回的第一篇通讯就观察到了延安流行的秧歌，“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这一点他们在文化工作上也表现出来。他们对文化工作极其严肃认真，戏剧和音乐吸取了当地农村人民民歌的形式”。[9]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御秋、傅斯年、左舜生六人飞抵延安，同中国共产党商谈团结抗战等问题。中共中央为参政员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会，会后举行了文艺晚会，黄炎培在当天日记中就写道，“听音乐，观秧歌剧，《兄妹垦（开）荒》尤精彩”。[10]黄炎培对《兄妹开荒》留有深刻印象，回到重庆后还屡次向友人介绍延安的新秧歌剧。

　　（二）南方局领导下的文艺演出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一直积极做文化界人士的统战工作，新秧歌剧成为团结文艺界人士的新型艺术形式。1944年11月11日，周恩来同董必武等参加郭沫若为柳亚子洗尘的宴会，会后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国内时局和延安近况，还表演了风靡边区的新秧歌剧。郭沫若深受秧歌感染，感慨道“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11]

　　1945年1月11日，为纪念《新华日报》创刊7周年，周恩来组织《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举办了盛大的秧歌晚会，招待重庆文艺界人士和部分国际友人，美国大使赫尔利也去观看了演出。为了照顾观赏秧歌剧的外国嘉宾，秧歌剧的简介用中英双语做了介绍，并制成了专门的节目单。[12]1月13日《新华日报》还发表评论文章，“《兄妹开荒》《军民联欢》，那种载歌载舞的动人场面，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13]新秧歌剧的火热氛围带动了附近的居民，纷纷“席地而坐，看着秧歌了”。[14]

　　1945年春节期间，《新华日报》社在周公馆又举行了秧歌晚会，来自边区的新秧歌剧使大后方的文艺界人士耳目一新。重庆育才学校的舞蹈教师戴爱莲就是在这次秧歌晚会上了解到边区的新秧歌剧，回校之后还组织学生扭秧歌，《新华日报》还登载了育才学校表演秧歌热闹场面的版画。[15]一时间新秧歌剧就普及到重庆大学、朝阳学校、女子师范学院、南林学院、蜀都中学等学校。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新秧歌剧激起了大后方观众一种新鲜而又亲切的强烈共鸣，不仅在边区沸腾，而且也轰动了战时首都重庆。

　　（三）《新华日报》对新秧歌剧的宣传

　　新秧歌运动在边区兴起之时，《新华日报》就连续转载了《解放日报》介绍新秧歌剧的相关文章。1943年7月5日，《新华日报》转载了王大化所写的《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并在前言指出“当抗战和民主生活创造了新的农民的时候，这农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就生长出了更新的内容，发出了更灿烂的光辉”。[16]1945年初，《新华日报》社为纪念成立七周年和庆祝农历新年，先后举办了两次秧歌晚会。

　　1945年9月，《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推荐“新华文艺丛书”新近出版的《秧歌剧初集》，着重介绍了《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这三部新秧歌剧。《新华日报》是在重庆宣传新秧歌剧的重要枢纽，通过对新秧歌剧作品的出版发行以及对新秧歌剧演出的现场报道，成为中国共产党影响大后方文艺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

　　三、新秧歌剧在重庆的影响

　　《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突破了边区与重庆的地理与文化阻隔，将载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传播至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讲述了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故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建设，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一）宣传了边区建设成就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凭借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陕甘宁边区获得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凭借在大后方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介绍边区基本情况，扩大了大后方民众对边区的了解。但国民党当局通过加强宣传统制，极力抹黑、诋毁边区形象，以控制边区的宣传影响。直到中外记者团到访延安后，一个真实客观的边区形象才得以在大后方建构。

　　中外记者团对边区留下了深刻印象，边区所独有的新秧歌剧也从中外记者团的口中传到了远离延安的重庆。重庆《新民报》记载，“扭秧歌”一词随着中外记者团赴延安参观带到了重庆，又由周恩来从延安飞回重庆时带了若干秧歌剧。[17]其中《兄妹开荒》作为典型代表屡次出演，展现边区生产建设的蓬勃生机。从《兄妹开荒》的男主角王大化的人物构思中，可以看到新秧歌剧承载的政治主题：“1.我要表现那种边区人民踊跃而愉快的民主自由生活，这儿的青年人是如何明朗与快乐，2.我要表现人民对生产热情，及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了的吴满有运动”。[18]在革命政治主题之下，新秧歌剧呈现出边区人民活跃而愉快的生活，也反映了边区崭新明朗的新形象。

　　著名舞蹈家赵铁松感叹，“只有在政治上民主，经济上丰衣足食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真正的秧歌舞”。[19]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施政建设成就“化身”为《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在传播与接受过程，打通了边区与重庆的无形壁垒，对宣传塑造陕甘宁边区形象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集聚着大批各阶层人士。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在重庆工作后很注意同一些中间党派、政治团体及各类机构组织建立联系，经常同他们一起讨论国内外形势，阐述党的政策，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并且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争取了统战工作的领导权。并且注意把大批进步的和处于中间状态的文艺界人士组织起来，给予政治上的引导，生活上的关怀。

　　1943年7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此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编演了《兄妹开荒》《拥军花鼓》等反映边区生活的新秧歌剧。周恩来几乎看遍了这些节目，并且还想方设法使边区创作的新秧歌剧在大后方得以传播。1944年11月，周恩来把新秧歌剧带到重庆，并以极大的热情组织演出，甚至亲自加入秧歌队伍之中，兴致勃勃和演员一起扭秧歌，使延安的新秧歌剧轰动了整个山城。

　　郭沫若看完周恩来组织的新秧歌剧表演后，现场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表达兴奋赞赏之情。[20]作家徐迟看过《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后，直观感受“欢喜若狂”，开始主动向南方局的同志学习扭秧歌。[21]著名女演员白杨多年后回忆在重庆看到《新华日报》组织的新秧歌剧依然记忆犹新，“那朴素而崭新的革命文艺，生气勃勃的工农兵形象，给我们开了文艺的新生面”。[22]时在重庆的舞蹈家戴爱莲就是在此时第一次看到从边区来的舞蹈，受到新秧歌剧演出的鼓舞，她组织育才学校师生，采用新秧歌剧的形式编演了《牛大嫂送鸡蛋》。[23]一时间，育才学校的新秧歌剧表演蔚然成风，很快就普及到重庆的许多学校。

　　《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生动反映了抗战期间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用民族化本土化的方式宣传了抗战的重要意义，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也反映了党领导下边区的生活风貌和日常生活，传达的劳动光荣、积极生产、抗日救国的政治话语。

　　（三）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始具备一定公开活动的条件，并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形式力图建构一个先进政党形象，极力争取大后方民众认同。但国民党利用宣传机关大肆造谣、抹黑中国共产党，对相关报道予以查禁，严密封锁和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其中不少大后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仍持有畏惧之心。

　　黄炎培在前往延安之前，在国民党的宣传下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可怕”，结果与中共高级领导见面谈笑，轻松自在，正如古语“如坐春风”，倍感意外。[24]在延安考察时，黄炎培就对《兄妹开荒》这出新秧歌剧印象深刻。不仅在当天日记大加赞赏，而且在写的《延安归来》这本书中花了不小篇幅来介绍这出新秧歌剧。[25]新秧歌剧中人物全是取材陕北农村，挖掘了农民心中对翻身解放的渴望，这和国民党统治区内怨声载道的处境是不可同日而语。黄炎培的这种真挚情感也表达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大部分中、高层人士的想法。就连国民党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大后方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已产生认同感，许多人士“过去对于共产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26]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统治最为严密的重庆树立起积极正面的形象，除了新闻媒体报道外，更需要直观的形象的建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运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娱乐演出中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宣扬。中国共产党所塑造的政治形象通过新秧歌剧的传播，外化成自由活泼的舞姿和轻松愉快的对白，成功反映了真实且客观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并扩散至大后方的中心城市重庆，预言着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

　　四、结语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将视野转向民间秧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1943年诞生的《兄妹开荒》是新秧歌剧创作的开端，刻画了兄妹二人在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争当劳动模范的情境，生动活泼地反映了边区的劳动场面，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人民的新形象、新精神、新风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新秧歌剧开始登上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前台，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展示边区的一张名片。考察延安的中外人士都曾观赏过新秧歌剧，并留有深刻印象。新秧歌很快波及远离延安的重庆。来自边区的新秧歌剧，使重庆的群众耳目一新，宣传了边区的建设成就，扩大了边区的政治影响，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重庆文艺界人士的支持与理解，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新秧歌剧之所以能够在重庆广受好评，最根本的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以秧歌剧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为重要载体，赋予了其鲜明的进步色彩，体现了文艺要面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新秧歌剧突破了延安与重庆的时空阻隔，将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政治理念延伸至大后方的核心重庆，在边区之外的政治时空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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