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是中西方的政治思想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柳宗元一反此前儒家正统思想，认为国家与政治的起源，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而不是出自上天或者圣人的安排。而霍布斯也打破以往西方神权论的思想桎梏，认为国家的起源，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转让的、托付的。国家起源方式的解释有多种，文章就两者的国家起源政治思想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

　　关键词:国家起源,柳宗元,霍布斯,儒家思想,社会契约

　　不论是中国，还是在西方，关于国家的起源一直是被政治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在中国以往的正统儒家思想里，认为“君主”代天治理国家，君主的权利是上天所赋予，并认为天子为治理天下而进行分封，从而产生国家，柳宗元打破这一政治思想传统，从社会由小至大的演变过程来推演国家的产生。在解释国家起源问题上，霍布斯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提出社会契约论，认为人类为了追求安全和发展，从而相互订立契约，由此产生国家。我们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时，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不可不提及，即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国家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国家是为谁服务的？国家何以延续？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国家起源说，是研究柳宗元与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政治思想的重要结合点。

　　一、柳宗元与霍布斯国家起源政治思想内容

　　（一）柳宗元国家起源政治思想

　　1.主要内容

　　在以往的政治思想里，大多认为：君权或是天与，君主代天理民，或是认为：圣人创制立法，为民兴利除害，进行礼乐教化。柳宗元则认为国家与政治的起源，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而不是出自上天或者圣人的安排。并指出，人们是无法验证神是否存在的，而古代圣人发明祭祀并非为了敬神，而是为了教化人，使世人一心向善。

　　2.基本逻辑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为了生存，相互之间争夺自然界有限的自然资源，因为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在这个时候需要有能够评判是非对错的人来调节冲突。也就是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述：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那些有智慧、明白事理的人，得到众人追随。但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冥顽不化的人，即使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改过，由此产生惩罚机制。使其“必痛之而后畏”。于是，君长刑政生焉，也就是君长、法律、政令等就产生了。但这只是一个群体内部的制度演化模式。随着群体之间彼此冲突，群体之间也慢慢产生了协调冲突的人，也就是群之长，并制定适用于群体之间的规则与制度，然后依此类推，产生诸侯、方伯、连帅以至于天子，然后由天子一统天下，天下会于一。

　　3.模式特点

　　首先，柳宗元是从社会内部的冲突来推演国家的起源、制度的设立以及从诸侯到天子的产生逻辑，而不是把国家、政府与君主的起源归结为外部的神秘力量。其次，柳宗元关于国家起源的推演逻辑，抛开了人性恶或人性善的单一论调，暗示人性之中具有理性的一面，因为冲突没有使社会毁灭，使冲突的各方同归于尽，而是发展出了社会的政治、法律、规则与文明。这是对传统中国人性论的一次超越，因为传统中国人性论，主要还是道德主义的，人性善、人性恶。但在柳宗元这里，人性是理性的，他们会思考与算计，知道选择最优。柳宗元这一国家模式起源的特点之三，便是他在推理的结论部分所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因为按照其推演逻辑，人类社会确实是先有地方势力，诸侯国君，最后才有天子。不过按照他的逻辑，也是对传统分封制观念的一次革新，因为以往的观念认为，分封，乃是先有天子，然后再分封诸侯国君，而按照柳宗元的逻辑，封建天下，乃是政治组织发展、由小到大逐步演进的结果。

　　（二）霍布斯国家起源政治思想
        1.主要内容

　　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详细论述了其国家起源思想，这也是近代西方第一部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著作。他在《利维坦》中，打破了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神权论，认为：国家的起源，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并由此阐述了其基本的国家设计理念。

　　霍布斯从人性恶这一基础来论证国家的起源，认为人性自私且善于趋利避害，但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行为不受约束，随时会爆发战争，为了摆脱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人们在理性的指导下，共同订立契约，这些契约最终演变为国家的存在，使得国家权力得以合法行使。

　　2.基本逻辑

　　霍布斯认为：人性是恶的，自私自利、残暴好斗。人们处在一个没有约束的自然状态里，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们需要受自然法的支配和约束。[1]所谓自然法，即在没有国家或政府约束下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和保护自己权利的基础。出于理性思考，人人都希望摆脱这种互相争斗的自然状态，寻求有道德准则和常识原则的和平生活。于是相互之间订立一种社会契约，在自然法的引导下通过缔结社会契约从而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

　　3.模式特点

　　首先，霍布斯以人性恶为起点，并以此为基础，对“自然状态”加以说明，认为人妖摆脱自然状态，追求和平，必须互相订立和约，由此保证安全，所以产生了国家，这一观点打破了神权论的立论基础。其次，霍布斯将人的安全和生命视为首要，将国家的本质看作“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最后，他认为国家是按约建立的，也就是说当一部分达成事实协议，并且每个人之间也订立信约，人们默认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当大多数人把代表全体人格的权利授予任何一个人时，就接受了其一切行为和裁断授权。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人，就称为国家，这时，国家就按约建立了。也就是说，人们出于对理性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需要创建了国家。如此一来，霍布斯的国家起源说彻底摒弃了君权神授之说，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合法性。

　　二、柳宗元与霍布斯国家起源政治思想比较

　　在柳宗元和霍布斯的国家起源政治思想中，都论述了国家的源起、运行方式以及国家如何延续的问题。在本章节，主要从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国家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国家是为谁服务的，国家何以延续这四个方面对两者的国家起源学说进行比较研究。
       （一）国家是如何产生的

　　在前文，我们详细论述了两者对于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柳宗元认为国家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而霍布斯则认为国家是按约产生的。两者在论述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时，虽然观点不尽相同，柳但是其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否定了传统的国家起源政治思想，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打破了神权论的思想，都认为君主的权利并非来自天意或上帝。而萧公权也因此评价柳宗元：韩愈代表专制天下正统思想，而柳宗元则近乎异端。

　　（二）国家的运行逻辑

　　柳宗元认为人们为了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会产生协调冲突的人，并逐步建立起由小至大的社会群体，最终权力集中至天子，由天子来治理国家。而霍布斯则认为国家的运行是由个人权利开始、以国家权力结束，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关键在于处于社会群里中的个人让渡权利签订契约，签约者的一致同意是契约合法性的保障。双方在论证国家的运行逻辑时，都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绝对地服从，人们或是为了解决彼此间利益冲突，或是为了获取安全，而赋予所谓“统治者”以合法权利，君主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选择。

　　（三）国家是为谁服务的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详细论述了国家是为谁服务的这一问题，他认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国家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尽管国家的运行需要强权和统治来维系，但民众作为被强权和统治的对象，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可，统治和强权菜具有合法性。无独有偶，柳宗元在论述国家起源的过程中，认为国家的产生是调节利益冲突的结果，这也侧面论证了国家产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利益冲突，因此其统治和正当性和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的默许和同意为基础的。

　　（四）国家何以延续

　　国家从产生以来，就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在各个社会实体当中。托马斯˙潘恩在论证政府的源起与诞生的过程中，认为最初社会成员始终彼此真诚相待，社会所带来的互利性便可取代法律与政府的制约性；在这种完美的状态下，法律与政府毫无存在的必要。[2]但是除了在天堂之外，邪恶正在到处滋生。而国家的产生正是由于不存在这种完美状态，如何使国家延续达到更好的治理天下的效果，在霍布斯看来，需要人们互相订立契约，并自觉遵守，而个体一旦授权后，就不能反悔，并且要绝对服从于统治者，这是国家能够延续的基础。而在柳宗元看来，他认为分封制会破坏国家秩序，认为应该推行郡县制，因为郡县制能够加强中央集权，在郡县制下，社会还是讲究真才实学，任人唯贤，这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柳宗元与霍布斯国家起源政治思想评析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柳宗元和霍布斯的国家起源说同时也存在开创性与局限性，本章节就两者的国家起源这一政治思想作简要评析。

　　（一）开创性

　　就中国而言，国家起源说并未形成系统、全面的理论规范，而主要是蕴含在一些重要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体系里。秦汉至隋唐时期，正统国家起源论发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受到统治者追捧，建立起“天人相与”和“天人感应”的神学化儒学，宣扬“君权神授”和“符命”论的神权政治说。而柳宗元则对正统的国家起源论加以批判，其在《贞符》与《封建论》中，有力地批判了“君权天与”这一神权论，以社会发展的逻辑为基础，深刻的论证了国家的形成是社会客观发展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柳宗元不是从先入为主的感情出发，而是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因此其立论坚挺，他的这一理论也达到了当时国家起源论发展的高峰。

　　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由应当是有限度的自由。他的社会契约论虽然在现实中无法呈现其完美状态，但是其立论的根本在于使人们获得安全、幸福的生活，[3]这开启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系统对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反思。其思想也打破了西方神权论的思想桎梏，系统地论证了社会契约论思想，进而构建了一个“去神”的国家起源理论。

　　（二）局限性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而不是随心所欲去创造。[4]因此，我们在评价柳宗元和霍布斯的政治思想时，应当看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给予他们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尽管打破了君权神授这一思想禁锢，但同时也并未触及国家的本质。

　　柳宗元虽然认为“封建制”的产生并非出于“圣人”的意愿，[5]而是由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但是他并未触及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本质。他虽然以“势”代替了“圣人之意”，但是也仅仅着眼于某一历史阶段的国家状态与政治局势，没有从更综合、全面的方面去分析，从而并未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

　　按照霍布斯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国家是由大多数人的意愿所决定的，这也就是说，在把代表全体人格的权力形成过程中，很难达到人人都满意的状态。[6]并且霍布斯极力推崇君主制，他认为，相比于贵族制、民主制，君主制的弊端是最小的，因为人们都想要追求利于自己的状态，因此需要一个绝对的君主能够维持和平，但是这一思想使民众并不能自由的生活，并且具有反动的一面。这实际上是其为集权政治所做的辩护。

　　四、柳宗元与霍布斯国家起源政治思想的启示

　　柳宗元的国家起源说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各有侧重，柳宗元从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利益斗争演化来论述国家的起源，霍布斯则以人们为了追求安全而订立契约这一观点出发来论述国家的起源，他们同时都看到了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利益。我们不能苛刻的要求他们能够突破时代的局限与阶级的束缚，提出超越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想，但是通过对两者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对比，我们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启示。

　　（一）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

　　不论是柳宗元的国家起源推演逻辑，还是霍布斯的国家起源推演逻辑，都体现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与稳定政治秩序的向往，以及对无序的社会状态及政治状态的担忧和恐惧。柳宗元和霍布斯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提供幸福生活的保障。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战争与混乱无疑都带来了人民的贫穷与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而稳定的政治秩序能够带来繁荣与发展。当前，国际局势复杂，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仍有一些国家为了追求霸权肆意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状态，成了影响政治秩序稳定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应当从前人的政治思想中汲取教训，努力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

　　（二）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

　　深入分析柳宗元与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两者都具有极为强烈的唯物主义思想，尽管其唯物主义思想并不彻底，但是提高了认识的基础，将国家的发展建立在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的基础之上。

　　应当说，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秩序，在当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一国内部决策可能会影响或改变国际局势，所以国家要发展，就要对外谋求稳定的政治秩序，对内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促进人类社会健康、良性发展。

　　五、结语

　　柳宗元和霍布斯都是历史上两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并超越了当时的政治认知，其对现实与理性的重视，更是打破了儒家传统。霍布斯同样打破了君权神授这一思想，提出了社会与契约论。关于国家起源说，现在仍是一个热点问题，因而研究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时代思想家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证，也有其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7.

　　[2]托马斯·潘恩.常识[M].蒋漫,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2015年5月第1版.

　　[3]秦相平.谈霍布斯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起源的得失[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05):9-1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5]蒋昌和.柳宗元哲学思想论要[J].零陵学院学报,2003(03):11-14.

　　[6]王江涛.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思想浅析[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06):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