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启蒙辩证法》一书开辟了法兰克福学派总体性批判的先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总体性思想渗透在启蒙过程中形成了总体性控制。总体性控制的表现是通过语言形成控制、通过将启蒙理性演化到技术理性实现控制、通过工具理性建立了包罗万象的体系实现全面控制。总体性控制的结果是异化伴随着总体性产生、极权主义对人产生了政治束缚、文化工业实现了对人的内在控制。摆脱总体性控制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实践中去，通过集体行动和社会变革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和解放。

　　关键词:总体性,启蒙,工具理性,异化

　　一、总体性控制的产生背景

　　社会工业化的推进导致社会分工精细化，人们的知识也越来越专业化。在分工明确、知识专业化的进程中，世界变得碎片化，社会的总体性变得不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哲学来确立一种历史前提，以重拾这个分工明确的社会和日益分离的世界的总体性。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总体性范畴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向这种总体性迈进，因为它指向了合理性。青年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总体性的理念，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状态的设想里，总体性的概念随处可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次提出了物化和总体性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现象普遍存在，主要问题是导致主客二分，使得无产阶级被物化并失去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只有通过运用总体性辩证方法，将主客体相互作用并统一起来，才能克服物化现象。他认为，通过总体性可以唤醒无产阶级的创造性和热情，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自卢卡奇开始，总体性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广泛采用的原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也贯穿了总体性思想，但与其他思想家对总体性持肯定态度不同，《启蒙辩证法》中的总体性更具批判性和控制性的意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无论是启蒙还是技术理性都暗含着一种总体性的控制作用，在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的蔓延下，启蒙被带入了“自我毁灭”的境地。《启蒙辩证法》是在一个特殊时代写成的，当时存在对犹太人的仇视和纳粹大屠杀、苏联社会主义的堕落和斯大林的暴政，以及西方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衰退和消费社会与工业文化的兴起。这些事件似乎表明西方文明不是偶然迷失了方向，而是其基本原则出了问题。该书通过使用总体或整体的方式来理解现实，并将总体性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进行异化分析。启蒙的批判必然演变为对总体性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总体性的缺陷进行了批评，并希望通过非同一性和具体的逻辑来替代总体性的抽象逻辑，以实现对被总体性所奴役的人性的“救赎”。《启蒙辩证法》中对总体化概念的使用主要体现在启蒙将知识应用于整个人类生活和社会范围。启蒙带来了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具有理性连接的总体社会关系网，这种关系对任何反抗理性的行为都进行排斥，从而形成了彻底的总体性控制。

　　二、总体性控制的表现

　　人类对古老神话的崇拜最初体现了总体性的控制。随着知识体系的完善，人类思想逐渐开化，不再仅仅相信神话，于是出现了新的控制形式——启蒙。《启蒙辩证法》展示了总体性思想，即启蒙对社会文化的整体影响和控制，呈现了一幅全面的总体性控制景象。

　　（一）通过语言在启蒙中形成控制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具有重要作用。它既可以传递积极的力量，也可以传播不积极的思想。神话也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起初是一种启蒙。最初的神话帮助人们摆脱对大自然的恐惧，将不可控制的因素寄托在神话中，给予人们心理安慰。神话长期指导人类生活，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的控制。“总体性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反映在父权制的太阳神话身上”[1]，神话是一种神秘的想象力，由于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限，所以他们通过将未知的事物加在已知的认识上来理解事物。因此，神话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由于神话具有真实与非真实的特征，人们对神话产生了崇拜，将其提升到了精神控制的层面。为了打破这种控制，摆脱自然的束缚，人们形成了理性的信仰，进而形成启蒙。

　　启蒙精神在语言形成过程中结合了古希腊传统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部分，是一种渗透在人类文化中的精神。启蒙精神对于反对封建经院哲学、崇尚理性信仰和追求人的解放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2]理性的启蒙通过实实在在的语言的传播使人们获得智慧，对世界认识更加清晰，带给了人们美好的生活。但是启蒙并不总是处于真理的高位，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启蒙精神逐渐与自身逻辑相悖。人们对思辨性结论过于迷信，过度从事哲学思辨并将其作为控制手段，这些都是在启蒙过程中产生的。启蒙打破神话，但不知不觉中又变成了新的神话，让人们再次陷入蒙昧的环境中。

　　（二）通过启蒙理性转变到技术理性实现控制

　　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的不断发展，启蒙精神在揭开神话与巫术的神秘面纱过程中，追求一种普遍真理，而丧失了主体意识的思维。“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1]通过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方式逐渐与神话的虚幻特征疏离，形成一个全面的科学体系。启蒙认为现实生活中应该对所有虚无缥缈、无法用常识解释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启蒙批判神话，但也吸收了一些神话的思想，希望摆脱人类无力的宿命。然而，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启蒙确立了一个统一性的观念，认为一切可以用“同一性”解释。但实现自我认同是有代价的，同化和自我认同是对立的。启蒙运动自认为彻底解决了旧的不平等现象，但事实是在新的历史层面上又重新建立了不平等，甚至这种不平等更隐蔽也更强大，使人们的自我意识只能默默地接受盲从。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1]启蒙理性逐渐演化为技术理性，对社会的控制加强。资本主义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们被迫按照机器的要求行事，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对真理和压迫失去了关注，变得麻木不仁。在这样的社会中，科技理性对自然的统治程度极高，对人的支配深入到意识形态。启蒙逻辑替代了无知恐惧，人对自然的支配达到了顶峰。有人认为人们软弱无能是统治者策略的结果。但实际上，统治者也只是工具理性的傀儡，这符合工业社会的逻辑。科技启蒙的结果既有科技进步和生产发展，也有社会退步和人的主体性迷失。

　　（三）通过工具理性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进行控制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程度越高，工具理性对人们的支配和统治也越深入人们的内心，形成了物化的意识形态，[3]社会的现实工作条件使劳动者不得不遵循传统规则，陷入悲惨的命运。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冲动的模式，使得启蒙理性演变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带来了物质享受，但也带来了不良后果，如科技成为控制和奴役人类的力量。而启蒙在工具理性出现后开始转变方向，“启蒙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1]使得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愈演愈烈。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导致了价值理性的缩减，进而引发了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混乱，使人类对于最重要关怀的追求变得毫无意义。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人们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变成了对权威和暴政的顺从。理性原本应该是推动道德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力量，但被其工具性所掩盖。启蒙运动最初的目的是解除宗教教会和封建君主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让人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然而，资产阶级支持启蒙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推翻封建君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统治。尽管资产阶级的目的与启蒙运动一致，但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工具理性的核心是追求效率，与资本主义的需求相符合。因此，资产阶级在启蒙运动中强调的“理性至上”实际上是“工具理性至上”。

　　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使工业文明迅速发展，导致工具理性快速扩张。资本家追求效率，将神话从至高的地位上推下来，将工具理性置于重要位置。在启蒙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一切以提供最高效率为首要选择，但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前提，二者应保持统一。然而，资本主义的引导致使“工具理性至上”被过度宣扬，淹没了价值理性的价值，二者关系由统一转为工具理性的单方面强大。人们只关注手段的效率，忽视了目的追求。工具理性的霸权使得理性成为统治自然、奴役人类的新工具，启蒙运动由解放人类变为奴役人类的新枷锁。

　　三、总体性控制的结果

　　人的异化与总体性控制相伴，使个体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种控制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极权主义和“文化工业”。总体性控制使人们失去了自由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个体变得越来越无力。

　　（一）异化伴随着总体性产生

　　启蒙精神在当代遇到了断裂，工具理性成了资本主义的帮凶，对大众进行了欺骗，导致了总体性社会的形成。启蒙本来是要实现对现状的反思和否定，却最终把人变回了工具，导向顺从和劳作的道路。奥德修斯在神话中的角色成了资产阶级的隐喻，在危机到来时，奥德修斯的统治得到了水手们的默认和“同意”。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无产者的革命道路和阶级意识也被隐去了，借助工具理性，资本主义崩溃的危机得以解除。奥德修斯与塞壬的故事不仅揭示了被统治者的反思退场导致对事物否定性的消解，也反映出他们除了对现状的服从之外，还具有维护资产阶级意识的生成，统治者将无产阶级整合到社会共同体中，形成了总体性社会的全面异化。在总体性的控制下，人变得像一个工具，人们完全被异化了。

　　《启蒙辩证法》指出，启蒙理性变成了人类主体奴役自然和自我奴役的工具，形成了更深层次的高级自我异化。因为现在最大的神话就是工具理性本身。在过去，人们崇尚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然，这导致了人类的异化和自我意识的支配。然而，在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将客观世界和自我意识分开，以此来认识客观世界，并接受了这种认同体系的奴役。因此，启蒙运动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人类一直处于异化的状态中，尽管他们通过提高技术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生存能力，但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破坏性力量却对外部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在书中，奥德修斯和鲁滨孙是看似保留了自己主体性的人，没有随波逐流，但“奥德修斯和鲁滨孙都与总体性有关：……正因为他们与所有其他人完全分离开来，才最终实现了总体性，当人们遇到这两位主人公的时候，他们都仅仅具有一种异化的形式，不管他们被当成了敌人还是盟友，都不过是一件工具或物品而已。”[1]

　　（二）极权主义对人的政治束缚

　　后工业社会的控制形式越来越强调生产性、合理性、技术性和总体性[4]，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和否定性思维淹没在一个肯定性的社会整体中。这种整体性在政治上表现为总体性国家，在民族上表现为单一民族。纳粹德国的存在就是在这种总体性控制下产生的。这种极权主义接受了掺杂种族神话的同一性思维控制的总体性思想，对犹太民族进行了绝对否定，所有民众都产生了反犹情感，奥斯威辛集中营是这种极端控制和悲剧的最集中表现。集中营的特点是人们情绪高涨，完全被工具理性支配。屠杀者本来也是普通民众，在统一思想的煽动下成为纳粹党卫队的执行者。在他们残忍手段的影响下，生命不再是鲜活的个体，而是一堆等待处理的垃圾。他们关注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杀人，因为总体性共识已经达成，他们只需要思考如何杀人、如何提高效率，为极权统治服务。

　　启蒙与统治的合谋导致了被管理的世界，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启蒙理性的滥用导致人们对幻象的追求，物质的崇拜进一步加深。物质支配不仅在生产领域显著，也在消费领域，人们趋向于符号消费。启蒙理性的扩展使资本逻辑失去了初衷，在各个领域中走向了神话与堕落。极权主义是堕落的极端，权力的贪婪驱使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渴望，而这种占有也意味着对人的支配。在极权主义中，启蒙理性不仅自毁，也成为人类的自我毁灭。启蒙最终只是文明的“返祖”与破灭。

　　（三）文化工业对人的内在控制

　　文化工业不仅令社会生活受其控制，还试图操纵人们的内心世界，以消除对现有制度的反抗和超越的可能性。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看，文化工业都很相似，文化作品展现了当今文化生活的标准化和一致性，文化工业使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从属于同样的格式，缺乏个性与风格，使得所有的作品千篇一律。文化工业使得文艺作品失去个性与风格，变得千篇一律。这导致作品缺乏特殊性，大众难以辨别真伪，赏析能力下降。

　　文化工业具有大规模生产、标准化和机械复制的特点，导致了表面上的同质化。艺术变成了消费品，文化工业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让人们无法反抗现实社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将人看作可互换的普遍个体，失去了独特性和创造性。人们的生活变得没有价值和意义。成功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通过辛勤努力和进取心，而是通过赢得奖金来实现。社会失去了理性因素，人们成了被社会培训和肯定的产物。在文化工业的控制下，个人不可避免地被标准化、模式化和程式化的文化产品所消解，失去了真正丰富的个人生活。

　　资产阶级制度的总体性控制下，个体往往无法摆脱或改变自己的处境。无论个体多么努力，总体性的力量往往超过个体的能力范围，使得个体无法真正自由地发展和表达自己的特殊性。

　　四、小结

　　《启蒙辩证法》一书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总体化批判摧毁了理性基础，导致反启蒙和自我反叛。在资本主义中，个人被整合为整体，但在主观上却感到分裂和无意义。总体性成了一个人本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同时也对当前状态进行了批判。启蒙辩证法是对传统异化逻辑的反思，但由于缺乏新的支撑，它变成了一种悲观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导致无所作为，并与实践理性偏离。

　　摆脱总体性控制的途径是保持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总体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导致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因此，从实践意义上讲，要摆脱总体性的控制，一方面要理解资产阶级制度的总体性控制如何运作，认识到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来维持统治。另一方面也要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不可持续性，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同时个体也要认识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寻求改变和解放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帮助个体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并通过集体行动和社会变革争取自己的权益和解放。个体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阶级立场，更好地参与社会变革和建设。

参考文献：

　　[1]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2]刘宽红.霍克海默总体性思想研究——基于“启蒙辩证法”中批判理论之视角[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34(10):64-69.

　　[3]胡绪明,陈学明.启蒙的逻辑与现代性的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本学解读[J].学海,2007(05):83-87.

　　[4]何海燕,王峰明.人的自由与解放:法兰克福学派总体性批判的视点[J].国外理论动态,2018,(04):5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