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送石昌言使北引》是苏洵撰写的一篇文章，同时也是苏轼的书迹。然而这幅书作创作之后很快便被雪藏，直到陈师道机缘巧合将其寻出，并请苏轼为其题跋，这幅作品才能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痕迹。通过梳理各文献的记录，回顾苏陈二人的交游，推论苏轼为其题跋的时间，在历史的间隙中挖掘出这幅被世人忽视的苏轼书作的相关信息。

　　关键词：《送石昌言使北引》、苏轼、陈师道、石康伯

　　引言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八月，刑部员外郎、知制诰石扬休（字昌言）出使北国前往契丹，庆贺契丹国母生辰。而《送石昌言使北引》（下文简称《使北引》）正是苏洵作为后进，为石扬休所作的一篇赠序。文章先叙旧情，后谈国事，语言得体，情理兼备。然而《使北引》不仅是一篇文学佳作，许多细节都透露它与苏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苏轼的一件不为人知的书法作品。

　　一、苏轼《送石昌言使北引》书迹的创作与匿迹

　　《使北引》是苏洵为石扬休撰写的一篇文章，原文节录如下：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文中可见苏洵与石扬休交谊深厚，而且有一层亲戚关系。石家与苏家在眉州属于当地有名的望族，家族之间互有联姻。苏洵的姐妹嫁给了石家的石扬言，石扬言与石扬休应为兄弟辈，苏家与石家是亲家，与苏洵的表述相符。石扬休与苏洵的交谊既铺垫了《使北引》的诞生，也为石家与苏家下一代的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石康伯（字幼安）与苏轼不仅是表兄弟的关系，而且志趣相投，后来还结为儿女亲家。

　　《使北引》还另有隐情，有记载表示文虽是苏洵所作，而字则是苏轼的手迹：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则轼年二十一时所书与昌言本也，今蓄于陈履常氏。”

　　然而《使北引》文学部分声名远播，为人传诵，其书迹的部分却很快销声匿迹，这或许与两代人的交往方式有关。在石扬休与苏洵二人的关系中，石扬休身居高位，苏洵对石扬休的态度肯定不能如同早期般随意，更像是一位晚辈对待长辈的样子。而石康伯与苏轼二人虽相差十几岁，却始终以平辈相处。苏轼代父手书的行为更像是苏洵的一种提携与推荐的安排，然而石扬休在出使时感染寒毒，收到作品的第二年便去世了，这份带有深意的礼物自然不了了之。对石康伯而言，他不清楚《使北引》个中蹊跷，而苏轼大概无意提起这份略带献礼性质的旧物。此后，石康伯与苏轼愈发亲密，但二人之间未再提及此作，使得这件书作就此沉寂二十余年。

　　二、《送石昌言使北引》作为苏轼作品的被发现

　　《使北引》的跋尾可提供许多信息。首先，苏轼交代了这篇赠序的创作时间和作者。其次，正文书写的时间与题跋的时间应该在不同时期。最后，关于这件作品的再次发现应归功于一位关键人物——陈履常，即陈师道。

　　陈师道，字履常，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人，人称“苏门六君子”之一，江西诗派重要作家。陈师道于书法方面并无特殊的建树，也自谓“余不知书”，但可以从他的文集中发现进一步的线索。他在《后山谈丛》中记述道：

　　“余于石舍人扬休家得苏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谓明允书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学不迨其子而资过之。’乃东坡少所书也。”

　　这段记载可以佐证，《使北引》自苏洵赠予石扬休后便一直储藏在石家，而且石扬休的后人以为这是苏洵的手迹，这也解释了石康伯对苏轼的书画很推崇却对此作无动于衷的隐情。陈师道的介入使得这幅作品重见天日，他取得该作还展示给秦观欣赏，二人最初对作品的认知受石氏子的误导，从而让秦观基于错误的信息做出评价。而结合苏轼跋尾的内容，应是陈师道事后再请苏轼为其父亲手迹题跋时，才知道“乃东坡少所书也”。

　　陈师道得到《使北引》的时间，可以结合他的诗《石氏画苑》以及苏轼所作的《石氏画苑记》可以得出相关的线索。《石氏画苑记》是苏轼为石康伯的收藏所作的，其中包含了对石康伯形象的描述：

　　“今年六十二，状貌如四十许人，须三尺，郁然无一茎白者。”

　　而陈师道的诗《石氏画苑》在题目和部分内容上与苏轼高度相似：

　　“看君发漆颜丹朱，意气健如生马驹。逢人不信六十余，郁然一茎无白须。”

　　《石氏画苑》中还提及“君家画苑倾东都，锦囊玉轴行盈车”，盛赞了石家收藏之丰富，很明显为歌咏石家的收藏所作，理应为求取时的应酬之作。他与石康伯接触时所见之形象，仍然与苏轼《石氏画苑记》所描述的相似，所以可以得出判断，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同时也是陈师道得到《使北引》的时间，应晚于苏轼创作《石氏画苑记》的元丰三年十二月。而由苏轼所作的《祭石幼安文》推论，石康伯应卒于元丰八年。所以陈师道获取这幅作品的时间段，应该在此期间。

　　在元丰三年到八年期间，陈师道前期停留在徐州，后期居留于京师，仅在元丰四年至五年有一段长距离长时间的出游。这段游历的起点从京师开始，之后南下游吴，抵达钱塘方才北归，归途中于广陵逆旅与秦观首次相见，二人相谈甚欢，聊至半夜才辞别而去。陈师道极有可能在这次南下的过程中会见石康伯应酬作诗并获得此作，在归途时与秦观共同讨论并把玩，二人以为书法为苏洵所作，最终陈师道在求取苏轼题跋时真相大白，这幅作品也真正完成。

　　三、苏轼自题《送石昌言使北引》书迹时间考略

　　陈师道何时请求苏轼为其作品题跋，在多数文献的记载中并没有准确的时间，唯有两处明确地记载了题跋的时间。其一是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他于卷一记载跋为“元祐三年九月题”，另外于卷三十处则明确说明为“元祐三年九月初一题”。其二是《东坡纪年录》说元祐二年“九月一日作石舍人北使序”。

　　陈师道求取题跋时应误以为是苏洵手迹，历史上苏轼也有帮人题跋自己父亲手迹的案例，可以结合这些案例分析大致推论题跋的情况。元丰五年八月十五日，苏轼曾跋父洵与孙鼛（叔静）帖，当时孙鼛自京师赴偃师来拜访苏轼，苏轼题跋后归还。另一次则是元丰六年三月四日，苏轼到访慈湖拜访吴子上兄弟，获观苏洵手迹，作跋。苏洵流出的书迹较少，而后能再求取苏轼题跋的人更少，所以在请求苏轼题跋时，出于尊重与珍惜，都是正式会面时提出的要求。陈师道出于对苏轼和已故的苏洵的尊重，理应慎重地对待此事，最合理的情形应为陈师道在亲自面见苏轼时提出题跋的要求，而陈师道与苏轼相聚的次数仅有四次，可从中对照。

　　陈师道与苏轼的第一次相聚在熙宁末、元丰初，苏轼知徐州。此次为苏陈首遇，陈师道还未获得此作。第二次是在元丰末、元祐初，二人相聚于京师，此时陈师道已获得《使北引》，元祐二年四月，陈师道受苏轼等人推荐，为亳州司户参军、充徐州州学教授，于秋天赶赴徐州任职，极有可能在元祐二年九月时完成题跋之事。第三次是在元祐四年五月，只有几天时间，此次为苏轼知杭州，陈师道越境来见，该次见面为陈师道急赴与苏轼会见，匆忙之下准备应当不齐全，在此次完成题跋的概率较小。而王文诰所载的“元祐三年九月”并不在任何一次二人相聚的时间中。且《东坡纪年录》为宋刻本，《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清人编撰，“元祐三年”极有可能为“元祐二年”传抄之误。所以，苏轼自题《送石昌言使北引》书迹的时间较大可能在《东坡纪年录》所说的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四、余论

　　《送石昌言使北引》是一件未能流传于世的作品，但它作为一个特殊的载体，承载着苏洵的文、苏轼的字，包含着苏轼不同时期书迹，前后跨越二十余载。二十一岁时代父作书，还需呈给身居高位的士大夫，书写态度必然是恭敬且严谨的；二十余载后重新作跋，心情却是放松且带有感慨的，书写起来应是自如而奔放的。这件作品未能流传，被世人忽视，但仍有蛛丝马迹存在于文献之中供人钩沉。追溯它的真相既是还原它的历史，也是一次对苏轼、陈师道、石康伯等人物关系的重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