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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地域文化与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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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02 21:26:10    来源:    作者:xieshijia

摘要:湖南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本土演奏家、作曲家以湖湘地域文化元素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器乐作品,这些作品以独特的湖湘音乐风格、深厚的湖湘文化内涵,鲜活生动地展现了当代湖南人民的精神面貌,并有力推动着我国民族器乐文化的发展。

  摘要:湖南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本土演奏家、作曲家以湖湘地域文化元素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器乐作品,这些作品以独特的湖湘音乐风格、深厚的湖湘文化内涵,鲜活生动地展现了当代湖南人民的精神面貌,并有力推动着我国民族器乐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湖湘地域文化;本土音乐创作;民族器乐;当代

  湖南地处长江以南,北临洞庭湖,其余三面环山,境内有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属于“四塞之地”。早在远古时代,湖南便生活着三苗、越人、楚人、巴人等古代民族,近代居住着汉、土家、苗、侗、瑶、回、白等十余个现代民族,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民族艺术资源,造就了湖南民间音乐的多姿多彩。众多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如湖南花鼓戏、湘剧、祁剧、湘西苗歌、长沙弹词、常德丝弦、澧水号子等,为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音乐素材。同时,神秘瑰丽的楚文化,古老的三苗文化,以及近代湖南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和爱国主义情怀,都成了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1962年,湖南省民间歌舞团鲁颂、朱明桃、周敦戡创作了湖南第一首本土民族器乐作品——二胡齐奏曲《快乐的百灵鸟》,拉开了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的序幕。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批长期生活在湖南的演奏家、作曲家,将湖南民族民间音调素材与现代作曲技法有机结合,创造了许多高质量的民族器乐作品,这些作品植根于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俗文化中,在创作素材、创作题材等方面均体现出浓郁的湖湘地域文化色彩,鲜活生动地展现了当代湖南人民的精神面貌,并有力推动着湖南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

  一、湖湘地域文化对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素材的影响

  (一)湖南戏曲音乐在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中的传承

  湖南是一个戏曲大省,共有湘剧、祁剧、辰河戏、巴陵戏、湖南花鼓戏、阳戏等19种戏曲。其中,湖南花鼓戏由于语言生动、内容通俗、乡土气息浓厚,最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湖南花鼓戏曲调极为丰富,集当地山歌、小调之精华,唱腔鲜明,板式多样,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流派的润腔方法和伴奏音乐,一度成为湖南音乐创作中的绝佳素材。新中国成立后,湖南花鼓戏艺术得到了较大发展,湖南各市(州)、县都相继成立了花鼓剧团,许多湖南本土作曲家、演奏家都有着花鼓剧团的工作、演出经历,这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湖南花鼓戏音乐也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在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作品中,以湖南花鼓戏音调为素材创作的曲目占到了总数的60%以上。例如:二胡齐奏曲《快乐的百灵鸟》便以湖南花鼓戏曲调作为音乐主题,作者并没有严格依照西洋作曲技法,而是结合传统音乐发展手法对曲调旋律进行了拓展,采用花鼓戏川调唱腔中具有鲜明羽调色彩的宫调式音阶,并创造性地将花鼓大筒的演奏手法和润腔风格融入了二胡演奏中,极大地保留了花鼓戏曲风味,生动描绘了春天里一群百灵鸟在天空自由飞翔、尽情歌唱的美好景象,该曲也为后来的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树立了典范。程辉庭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山乡邮递员》是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该曲以湘中花鼓戏音调《采茶调》的前奏部分作为基本素材,采用极具湖湘音乐特色的“湘中特性羽调式”音阶,通过加花、变奏等手法对曲调旋律进行扩充,同时借鉴了大筒演奏中的切把指法、打音、压揉、垫音等技巧,并在演奏中强调特色音微升“5”、微升“2”,使乐曲具有浓郁的湖南风味,极具表现力。易果平创作的二胡独奏曲《看戏》则是对湖南花鼓戏音乐的另类诠释,他选用湖南花鼓戏中老生、花旦、小丑三种特色鲜明的行当唱腔进行音乐主题设计,并吸收花鼓戏曲牌《洗菜心》《双川调》《西湖调》等素材,以曲牌连缀的形式,结合二胡演奏“声腔化”的技法安排,生动刻画了花鼓戏台上众角色精彩纷呈的表演景象,展现了湖南花鼓戏音乐诙谐、洒脱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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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筒是湖南花鼓戏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形制、定弦及演奏方式与二胡较为相似,经过近四百年的发展,已形成较为完备而独特的演奏体系。20世纪80年代起,大筒独奏艺术得到迅速发展,在演奏家和作曲家的共同努力下,涌现了一大批本土原创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与湖南花鼓戏音乐紧密相连,并借鉴和吸收了二胡演奏中的技巧,推动大筒表演艺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大筒演奏家胡仕章创作的大筒独奏曲《湖乡情》以湖南花鼓戏曲牌《花石调》《十绣》为基本素材,旋律柔美清新,极具湖湘地域特色。在演奏技法的安排上,作者巧妙地将大筒传统演奏技法与二胡演奏技法相融合,在演奏主题音乐时采用大筒传统切把技巧,而在歌唱性乐段和快板乐段则运用二胡把位演奏,既保留了大筒的传统韵味,又拓展了大筒的演奏空间,极大地丰富了大筒的音乐表现力,该作品也成为流传较广的大筒独奏曲之一。孟勇的大筒齐奏曲《潇湘花鼓》以花鼓戏曲牌《花石调》为素材,运用民族器乐创作中经典三部曲式结构,同时将二胡的揉弦、打音、快弓等技巧与大筒的传统演奏法相融合,促进了大筒独奏艺术水平的提升,并为现代大筒音乐创作树立了典范。此外,杨向东创作的大筒独奏曲《月圆同庆》以湖南花鼓戏经典剧目《刘海戏金蟾》中刘海哥的唱段曲牌《中秋调》为素材,将传统民间音乐发展手法与西洋作曲技法相结合,将这首传统小调扩充成三部曲式,生动地展现了中秋之夜人们欢度佳节的幸福场景。近年来,在专业作曲家的不断拓展下,大筒独奏艺术在表现形式、音响效果等方面都得到了新的拓展。如:孟勇创作的大筒与乐队《阳雀儿飞》以花鼓戏曲牌《阳雀调》为素材,巧妙地将大筒三声部的重奏、齐奏,与弹拨乐、二胡以及各式各样的打击乐编织交汇、形成呼应,通过丰富的音响效果,生动展现了阳雀儿生动活泼、展翅飞翔的场景。刘振球、周瑜创作的大筒协奏曲《湘中往事》首次尝试将大筒演奏与西洋管弦乐团相结合,以湖南花鼓戏剧目《媒公调》中的故事情节为发展脉络,运用了《西湖调》《三流》《媒公调》等花鼓戏曲牌,将现代作曲、配器技法融入传统大筒音乐创作中,并借鉴了二胡演奏中的快速换把、半音阶等高难度技法。该曲不仅是对大筒演奏艺术的一次创新和突破,还为大筒音乐创作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湖南民歌在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中的传承

  湖南民歌,浩若烟海。多种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劳作方式,再加上各地语言音调、风俗习惯的不同,造就了湖南民歌多姿多彩的特点。在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中,以湖南民歌作为素材的作品也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其中,“《浏阳河》情结”和“湘西情结”是两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浏阳河》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湖南民歌,由徐叔华、唐璧光创作于1950年第三次土地改革运动时期,该曲旋律优美,风格鲜明,歌词以生动的问答形式,表达了湖南人民对家乡和领袖毛主席的赞颂和热爱,半个多世纪以来被人们广为传唱,已成为标志性的湖南传统民歌。这首歌曲被多次运用到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中,例如:肖雅瑜创作的大筒协奏曲《浏阳河畔》以民歌《浏阳河》与花鼓戏音调为创作元素,以宏阔叙事、穿插抒情的表现方式,展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浏阳河畔人民的美好生活场景。乐曲分为引子与“河美”“河醉”“河乐”“河梦”四个乐章,作者并未完整使用《浏阳河》民歌原素材,而是别具心裁地将民歌旋律裁截成短小乐汇后融入各个乐章,使音乐主题归于统一,给听众既新颖又熟悉的感受,该曲也成为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作品之一。杨天解创作的大筒齐奏《浏阳河变奏曲》以民歌《浏阳河》为音乐主题,在节拍、速度、调性等方面对民歌主题加以变奏,使音乐形象生动、俏皮,富有层次感。此外,程辉庭创作的二胡独奏曲《秋收叙事》在歌唱性的乐段中也采用了民歌《浏阳河》为素材。这些作品都在民歌《浏阳河》原曲基础上不断创新,并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实现了湖湘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湘西地处武陵山区,自古便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多民族聚居地。湘西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创作了曲调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歌。这些民歌以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的重要源泉。例如:白诚仁的口笛独奏曲《苗岭的早晨》以湘西苗族“飞歌”独特的音调为素材,结合西洋三部曲式,运用转调、节奏变化、模仿鸟鸣等创作手法,生动描绘了苗族村寨清晨的秀丽景色。杨天解创作的二胡协奏曲《湘西主题随想曲》以湘西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旋律为主题,结合复三部曲式,通过音区和调性的变化,对音乐主题进行了展开和变奏。旋律优美动人,情绪层层递进,描绘了一幅瑰丽壮美的湘西风情画卷。在乐曲的第二部分中,作曲家还引入了桑植民歌《桑木扁担软溜溜》作为新的素材,同时创造性地运用二胡拨奏、滑音、弓杆敲击琴筒、拍打琴筒等充满新意的演奏技巧来模仿湘西土家族“打溜子”的音响,极大地拓展了乐器的表演力。易果平创作的低音胡琴独奏曲《根籁》则是将桑植民歌《翻天云》和苗族音乐曲调和现代作曲技法中的音列作曲法相结合,并运用重音移位、节拍交替等手法使音乐节奏富有变化性,以此营造了一种狂野、神秘的音乐意境,展现了远古时代湖湘苗巫文化的风情。此外,杨明的巴乌独奏曲《侗乡之夜》运用了湘西侗族民歌音调,以柔美抒情的旋律,勾画出了一幅皎洁的月光下侗族人民载歌载舞的幸福场景。谭竺的扬琴独奏曲《湘灵水云》中以桑植民歌为素材,刻画了山寨阿妹娇俏动人的音乐形象。

  二、湖湘地域文化对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题材的影响

  (一)革命历史类题材

  “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在中国近代发展历程中,湖南人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湖湘地域文化中“敢为人先,胸怀天下”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也在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例如:程辉庭的《秋收叙事》以1927年在湘鄂边界爆发的“秋收起义”这一历史事件为题材,乐曲开头以湘中花鼓戏音调为主题,展现了起义前夕根据地人民紧张的筹备场面和高涨的斗争情绪。随后,以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了对革命领袖和工农红军的赞美,以及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乐曲的最后部分运用紧张密集的十六分音符和激烈的双弦演奏方式将音乐推向高潮,描绘了一幅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刘镇钰的琵琶独奏曲《赤卫队员话当年》以土地革命时期赤卫队员的英勇战斗事迹为题材,采用湘中羽调式音阶,结合传统的曲牌连缀式音乐结构,将《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融入创作中,塑造了英勇、乐观的革命战士的音乐形象,乐曲中的快板乐段以琵琶绞弦、轮指、扫弦等演奏技法,结合半音级进的方式,营造了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该曲以饱满热情的曲调激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神话传说类题材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孕育了各种各样动人的神话传说,展现了古代湖湘先民们对自然的浪漫想象,是湖南各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体现。同时,湖湘神话传说故事中承载了湖湘人民的性格特征、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也表达了他们反对封建压迫,追求真、善、美的美好愿望。在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中,湖湘神话传说也成为创作者们所钟爱的题材。例如:孟勇的二胡独奏曲《湘妃之恋》以湖湘上古传说湘妃故事为题材,将西方叙事曲音乐体裁与湖湘民间音乐元素相结合。乐曲呈示部采用湘昆音乐曲调为主题,以优美细腻的旋律塑造了二妃美丽柔情的音乐形象,以及她们与舜帝之间的美好爱情,展开部通过调性、速度、情感的巧妙安排,描述了舜帝“南巡”途中因劳累成疾,驾崩于九嶷山,二妃听闻噩耗后悲痛欲绝,追寻至洞庭君山投入湘水自尽的事迹,再现部表达了湖湘人民对于湘妃的怀念,歌颂了她们与舜帝之间坚贞的爱情。这首作品运用了民族化的手法对湘妃故事进行艺术性表达,音乐形象生动,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是对湖湘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柳俊的二胡协奏曲《孟姜女》以湖南常德一带“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为题材,乐曲吸收了湖南民间音乐曲调,采用叙事的手法,根据故事情节分为引子、情定、抓丁、寻夫、哭城、蹈火、尾声七个乐段,讲述了秦朝孟姜女千里寻夫,发现丈夫因修筑长城劳累身亡,后悲愤欲绝哭倒长城的故事。乐曲中还借鉴了湖湘戏曲元素,旋律优美流畅,音乐情感跌宕起伏,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表达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和控诉,对孟姜女坚贞、勇敢、反叛的音乐形象进行了由衷的赞美。

  (三)地域风貌类题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民俗风貌造就了湖湘音乐文化的五彩斑斓,也成了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中永恒的主题。湖南本土演奏家、作曲家们以此为创作题材,通过音乐创作的形式充分展现了湖湘大地的秀丽景色、风土人情,也表达了他们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例如:李赛君、王佑贵的古筝独奏曲《汨罗江上》是一首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以湖南民间小调音乐为素材,展现了端午时节,汨罗人民为纪念屈原江上赛龙舟的热闹场景,在乐曲的引子乐段中运用了强烈的扫弦、刮奏以及密集的琶音等技巧,描绘了汨罗江浩瀚奔腾的壮丽美景。随着音乐情绪的不断发展,作者创造性地采用了双手拍击琴码和琴枕的技巧,同时配以交替扫弦与左手强烈的拍击,生动刻画了汨罗江两岸锣鼓喧天,人们呐喊助威,龙舟上选手奋力划桨的热闹场面。孟勇、彭思齐的琵琶独奏曲《枫林抒怀》以极具湖南地方色彩的音调素材,描绘了深秋时节岳麓山上枫林如火的美丽景象,并借景抒情,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乐曲情感真挚,主题鲜明,通过节奏、调式、旋律的大胆转换与对比,充分发挥了琵琶的演奏技巧和表现性能,极具时代气息。肖雅瑜的唢呐独奏曲《戏说乾元宫》以湖南著名旅游景点——长沙火宫殿为题材,描绘了节日里火宫殿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的景象。作者糅合长沙弹词、湖南民间锣鼓等音乐元素,以欢快、诙谐的曲调形象刻画了商贩们奋力叫卖、游人们悠然自得的神情,赞美了湖湘人民的美好生活。

  (四)现实生活类题材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人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新生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劳动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迹,也为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近年来,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者们紧扣时代脉搏,积极运用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当代湖湘人民的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例如:肖雅瑜的大筒独奏曲《天山湘女》以20世纪50年代“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湘女们为支援祖国边疆建设踊跃参军、奉献终身的光荣事迹。作曲家巧妙构思,将代表湖湘特色的花鼓小调《采茶调》与具有新疆风格的民歌《边疆处处赛江南》《我们新疆好地方》作为素材进行穿插,把这两种代表不同地域文化特质的素材巧妙地融入了音乐创作中,深刻展现了天山湘女们甘为祖国奉献的信念与追求。谢坚强的二胡与乐队《湘中叙事曲》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运用极具湖南风味的湘中地区民间音调,描绘了在党和国家领导下,湖南人民辛勤建设绿水青山生态农村的美好景象,展现了新时代湖南农村人民的幸福和谐生活。此外,欧阳鼎的扬琴独奏曲《洞庭渔歌》以98年抗洪抢险为题材,运用常德丝弦小调,以三部曲式的形式,刻画了人民子弟兵与洪魔抗争的英勇画卷。魏景舒的二胡独奏曲《山村新歌》也以极富湖南特色的音乐语言,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场景,表达了湖南人民对新生活的赞美和畅想。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正稳步向前发展,创作群体不断扩大,创作观念不断更新,创作形式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者们始终以湖湘地域文化为依托,坚持走本土化、地域化、民族化的创作道路,借助现代作曲技法对湖南民族民间音乐资源进行了延伸、拓展、提炼,以多元的艺术创作手法凸显了湖湘地域文化的审美取向和精神内涵。“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当代湖南本土民族器乐创作是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是对湖湘地方音乐元素的开发、提炼和升华,也是对湖湘地域文化的传承与革新。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只有继续探索,不断突破,才能更好地借助民族器乐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形式来讲述湖南故事,弘扬湖湘精神,共同促进民族器乐创作的繁荣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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