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23年上半年，作家史鑫就跟我谈起过他即将出版的小说集《我们不熟》，还发了电子版给我。我断断续续看完之后，有点五味杂陈的感觉，几次想写点读后感，皆为杂事纷扰所中断。2025年年初，小说集正式出版，他送了一本给我。翻看目录，无意中发现，与电子版对照，竟然少了一篇，少的这一篇在电子版中排在首位，名曰《飞翔者之歌》。小说中主人公最后“失声痛哭”的画面又莫名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本已放弃的写作念头又被勾了起来，我决定单就这个短篇小说写一写我的感受。

　　《飞翔者之歌》讲述了患有严重厌食症、内心孤僻且热爱诗歌的图书馆清洁工杨河的一次荒诞的“公厕遭遇”。主人公杨河（即小说的叙事者“我”）长期以流质食物为主，排斥现实中的人际交往，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时常产生“飞翔”的幻觉。某日早上，他前往公厕时，遭遇占据厕间、行为无良的文身男子，之后因身形消瘦、与身份证照片差异较大，被警察怀疑吸毒。面对警察的盘问和验尿要求，他虽极力辩解却不被采信，在众人的围观中被警察带走。最终，尿样化验结果证明了他的清白，警察将他释放。当他走出审问室见到前来的母亲时，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失声痛哭。

　　小说的开头部分讲，主人公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以至于不得不强迫进食才能维持身体的运行。不难看出，他并非简单地“厌食”，而是为了守护一方精神净土，“我认为食物是肮脏的，它们已全部被污染了，然后再经由它们污染我那纯真的心灵”。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关联，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江的小说《素食者》有着某种相似。《素食者》女主人公英惠的厌食（坚决不吃肉）是对家庭暴力与世俗规则的无声反抗，而杨河的厌食是他对现实世界厌恶与疏离的外在表现，同时二者都逐渐走向了物理空间上的自我封闭。在这里，厌食与自我封闭皆可看作是精神洁癖对身体的投射。

　　对食物的极端抗拒，本质上是对现实的逃离。主人公把自己比作百灵鸟，“身轻如百灵，行走如飘升”，厌食症导致的消瘦与眩晕感，进而产生的轻盈与“飞翔”幻觉，是主人公渴望摆脱污浊现实、追求精神自由的写照。这一点在他的人际关系上，得到进一步呈现。他特别怕与人打招呼，经过邻居章叔叔的店时，会因为自己没被看见，“省下了打招呼，省下了目光的追随与未知的谈论”而“如释重负”。这种刻意的回避，是他保护自己精神世界不被打扰的方式。他已经习惯图书馆清洁工的生活，从不将更真实的一面（诗人身份）示人——“很多人现在还不知道我真实的生活境况，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浸在属于我的精神世界里”。这种社交疏离状态的刻意维持，显示出在主人公身上，精神生活是远远高于物质生活的。

　　小说故事在主人公踏进公共厕所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

　　公厕在二楼，一楼是垃圾回收站，一个胖女人把守门口，显然是收费公厕。主人公撂下一元钱进去之后，发现只有两个单间，一个贴着“正在维修”的告示，另一个被一个光头、赤膊、肩膀上纹着青龙白虎的粗矮汉子占着。那人边解手、边抽烟，还大声唱着流行歌曲——唱完《爱情买卖》唱《江南style》，俨然把公共空间当成了自己的地盘。汉子离开后，留下几个烟屁股和未冲的排泄物，让主人公几欲作呕，他勉强蹲下身子，又看见雪白的瓷砖上用油性笔写着几个手机号码，以及“迷药、枪支、妓女”等字样。主人公如同经历了一场浩劫，本就便秘的他在便池上蹲了二十分钟，最终“宣告此次出恭以失败告终”。

　　主人公与现实世界一过招就败下阵来，“连行走也变得笨拙而缓慢”。正当他靠在马路边一棵榕树上休息的时候，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两个警察走过来盘查他，先是让他出示身份证，然后怀疑他吸毒，还推搡着他穿过围观的人群去查看现场（即公厕）。在公厕里，警察又让他详细讲述如厕的整个过程，他不得已“对小便器、蹲便器一一指证”。警察并不相信他的解释，还要采集他的尿样回去化验。直到此时，主人公才开始抗议——“为什么平白无故让我验尿？你们有证据吗？”警察哪里在乎他的抗议，认定了他是“大烟鬼、白粉贼”，回应他的只是一副“冰凉、沉重、寒光闪闪”的手铐。在被铐上之前，他还是得老老实实采集尿样。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被押上警车带回审问室。在审问室，警察围绕他的姓名、年龄、职业、嗜好等，又对他展开一轮盘问。最后，化验结果出来，证明了主人公的清白。警察停止了审讯，很客气地向他道歉，卸去手铐，将他释放。

　　小说对主人公后半段遭遇警察的描写，看似只是“一场误会”，并无新奇之处，却在不经意间揭示出人的真实处境。这种处境是荒谬的，却也是普遍的。

　　这种处境首先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与深度隔阂上。小说中，除了主人公与警察之间沟通的失效，还穿插了主人公在大学期间与女友的一段往事。女友本想早早献身于他，他却说要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女友因此认为他不喜欢自己，二人就此分手，毕业后他找到女方，想同她结婚，却被已嫁为人妇的女方大骂一通，从此他不再相信爱情，发誓永不结婚。从主人公与女友的爱情“悲剧”来看，二人本是互爱对方的，也没有是非对错，只是对爱情的理解完全不同，而他们从未相互了解。作者在小说中穿插这样一个与主题并无关联的故事，也许是想进一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形成共识，很多时候是不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这种处境其次体现在人注定被“围观”的命运。如同鲁迅及其承继者们的很多作品一样，这篇小说也写到一群“看客”。这些人不知道“平时藏匿在哪里”，一旦大街上有事发生，他们就乌泱泱围拢过来，兴致勃勃地驻足、观看，既置身事外又乐在其中。这样的“看客”在当下有了新的叫法——“吃瓜群众”。小说的主人公刚被警察盘问，就引来若干人“交头接耳，比比画画”，很快“路边行走的人们都聚集了过来”，随后“男厕门口挤满了前来观看的人们，而且还有几个年轻的女子”，直到“把公厕围得是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像来参加追悼会一样”，“有的家长把他的孩子高高举起来架在脖子上，那些小孩像骑在马上，欢呼雀跃”。这种略带夸张的描写，似乎在强化“看客”的“劣根性”表征，并通过这种强化暗示：作为个体的我们，注定摆脱不了“被看”的处境。区别在于，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被看”。

　　除了上述两者，小说最深刻的地方，是将个体在公权力（暴力系统）面前的无助无力感触目惊心地呈现出来。主人公从向警察“出示”身份证的那一刻起，他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就开始一点点地丧失。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毫无反抗的机会和能力的，因为一旦反抗，代价可想而知。万幸的是，警察最后释放了他。试想，如果警察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找替罪羊、比如完成KPI考核），将他的尿样调包然后嫁祸于他，他有翻盘的机会吗？细思极恐。与第二种处境相关联的是，在遭遇警察的整个过程中，围观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为主人公说话，包括他的邻居章叔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被原子化孤岛化的个体，在困境中是很难得到同类的帮助和支援的，这无疑大大加剧了人的无力和无助感。警察可以随时随地盘查路人，可以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可以仅凭一个人的外貌变化和神情紧张而给对方定罪，公权力对个体私域的随意介入和粗暴干预显而易见。但即便如此，主人公也得乖乖地配合和服从。作为普通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有怎样的生存体验和感受呢？

　　从文身男到警察，从公厕到审问室，主人公在短短时间内的两次遭遇，充满戏剧性和荒诞感。小说人物所处的空间，表面上正常、有序，实则污浊不堪、麻木冷漠、自由度严重缺乏，这显然具有极强的隐喻性。主人公的“公厕遭遇”是在这种空间中生存的人们的普遍性处境，看似意外，实则必然。

　　无论如何，整个事件给主人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走出审问室的他，站在来接他的妈妈面前，失声痛哭，“哭得像个孩子”。

　　《飞翔者之歌》通过一个小人物的一次“偶然”遭遇，掀开光明世界的幽暗一角，把现代人的处境和心理挣扎表现得真实而透彻。这篇发表于十二年前的小说，人物并不“典型”，事件亦不“突出”，现在读来却愈发能感受到它暗藏的机锋。

　　反观我们自己，谁不需要一场痛哭呢？在这个充满孤独与压抑的世界里，也许一场痛哭才能让我们重新面对生活。所以，想哭就哭吧。哭，证明我们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