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几经变化，安史之乱后基本以敬信推崇为主。肃宗借佛教的潜在力量平定叛乱，藩镇时代的来临使佛教呈现出“通俗性”的特点。代宗是唐代帝王中对佛教最为虔诚的人，他大兴佛寺，率百官前去行香、礼敬，并多次下诏书维护颂扬佛教。德宗前期由于财政负担对佛道进行限制，四镇之乱后转向护佑佛教。《任氏传》创作于德宗建中二年，虽然统治者对佛道进行了限制，但佛经宣传形式的改变，使得民间整体佛教信仰浓厚。《任氏传》的创作过程不可避免会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同时沈既济出自吴兴沈氏。吴兴沈氏在晋宋之际“由道入佛”，兴建佛寺、禅室，与僧人交往。《续高僧传》中法朗、法亮两位高僧出自吴兴沈氏。沈约探讨佛理，著有《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沈氏家族佛教信仰浓厚，唐中叶的沈既济必然会受到家学影响，思维中有着佛教烙印。

　　宿命论下的狐女悲剧命运

　　中唐时期，随着民间佛教法社的建立、佛经宣传形式的变化，佛经故事、佛教思想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涅槃经·骄阵品》云：“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这种教义与中国本土就有的福善祸淫的思想相融合，形成独特的宿命论思想。所谓宿命论即世间一切事物自有定数，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

　　这种思想在《任氏传》中体现在“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上。自然中的狐狸由于体型较小、攻击力等都不如犬，呈现出怕犬的特征。身为狐妖的任氏，也流露出对犬的惧怕。任氏死于犬下，符合事物相生相克的规律。任氏明知西行无益，但最后在郑子再三劝说下依然前去。原文写道：“任氏得巫占卜‘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前往。郑子甚惑也，任氏曰：‘傥巫者言可征，徙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任氏内心不想前去反映了她对自己命运的反抗，但由于郑六、韦崟的不断劝说依然踏上了西行的道路，走上了已知的死路。在明知预言的情况下，任氏因为对郑六的爱驱使她按照自己的理念去行动，最终死于犬口。任氏知道自己的命运，却因为种种原因避无可避，必然踏上死亡的道路，形成了宿命般的悲剧。在民间信仰中，巫被视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任氏对巫卜之语的信任彰显了她观念中存留的宿命观。同时狐狸死于犬口，也顺应了狐犬的天性。任氏以狐化形是因，在犬口中消散是果。任氏的悲剧命运背后折射出是佛教的缘起因果思想，万物之间都有各自的联系，狐女的结局顺应缘法。

　　任氏的宿命悲剧还体现在“人狐相恋”的悲剧上。人与非人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情感往往要经历多种磨难，磨难过后或是团圆式结局，或是悲剧结尾。显然《任氏传》中狐女任氏与郑六经历的是生死磨难，最终以任氏身死作结。两人的情感难以跳出“人妖殊途”的模式，难以战胜天命，成为命定的悲剧。同时任氏在文中自陈家世，自言是秦城人，家族女子多为人宠媵，对长安作乐场所非常精通。可以推断任氏处于社会底层的娼优身份。黄现璠在《唐代社会概略》一文中，将唐代社会阶级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贱民、娼优、劳动、贵族、坐食。任氏幻化成人的身份明显属于娼优一类，略高于贱籍，但依然没有人的尊严和权利。所以《任氏传》中郑六见到任氏，被其容貌吸引，知晓任氏狐妖身份后，仍然“想其艳冶”愿娶入家中。任氏艳丽的容颜引得好色的韦崟魂不守舍，再见到任氏想要欺而辱之。郑六在文中“后岁馀，郑子武调，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县”。果毅尉在唐代是六品上下的官职。郑六进入士官阶级，与任氏地位悬殊。人妖殊途、地位悬殊的宿命安排使得任氏悲剧的命运蒙上了神秘化的色彩。

　　任氏狐妖的身份让她存在死于犬口的可能，任氏作出的选择让她无可避免地走上这条因果之路。狐妖貌美、媚淫的特点让幻化成人的任氏及其家族多为娼*，与郑六官员的爱情注定没有圆满的结果。任氏悲剧性的命运，源于狐妖的身份，是佛教缘起、因果观念下的宿命结果。任氏对于韦崟的反抗、对郑六西行内心的犹豫都流露出对命运危机的逃离，却失败于命运。狐女任氏的悲剧除去当时社会封建男权与礼教束缚，还有着佛教本土化后的宿命思想。这正是狐女任氏悲剧的特殊性，具有一定宗教色彩。

　　佛教神通下的术狐幻术

　　幻术即幻化的术法。“幻化”是佛教大乘经教中频繁出现的重要词语，属大乘空法“十喻”中的“如幻”与“如化”二喻。这一概念是大乘佛教般若性空观的重要体现，也是佛教基本义理的一个核心内容。“幻化”一词在佛经譬喻中具有深刻而独特的意义。其中，“幻”用于阐释“法空”，即诸法皆由因缘聚集而成，其本质并非真实存在，而是由因缘条件的暂时汇合所呈现出的假象。而“化”则指变化，特指佛、菩萨等具有神通的修行者凭借其神力所进行的诸多变化。这种变化之物并非真实存在，而是通过神力幻化而成，同样不具有实质性。二者均指假有之相，空无实性。幻化所变化出的物形，仅是幻现之体，并无实体之物。

　　佛典中记载了很多幻师的故事，比较著名的是跋陀罗受宠文佛陀点化甘愿化比丘的故事。《大宝积经》卷八十五授幻师跋陀罗记会第二十一：“於彼城中有一幻师名跋陀罗。善闲异论工巧咒术。化作道场宽广平正。缯采幡盖种种庄严。散诸花香覆以宝帐。复现八千诸宝行树。其宝树下一一皆有师子之座……於是四王。即便变现无量殊妙庄严之具。”跋陀罗内心不平，设计想要羞辱佛陀。

　　在王舍城最污秽肮脏的地方幻化道场，幡盖庄严，宝帐覆顶，花香弥漫，一片祥和华丽的景象。四天王施法使得法场更加富丽堂皇。之后跋陀罗折服于四天王幻术，不断与佛陀化身交谈，最终认识到佛法无边，信受奉行。跋陀罗在污秽的地方凭空化出富丽堂皇的法会场所，佛陀施法让法会场更加庄严，都体现了佛经中的幻术神通。随着佛教日益世俗化，民众对于神通、法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最终影响到唐传奇的创作。

　　《任氏传》载：“郑子指宅问道：‘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赜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在早上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蒸荒及废圃耳。”郑六初遇任氏后，跟随她回家，见房屋高大整齐。告别任氏后与人闲聊，询问宅邸主人，却被告知是一片断墙残壁的荒园。天亮之后前去察看，果真是一片荒芜废园。在断壁残垣的废弃园圃上幻化出高大的房屋，这种幻化手法很明显受到了佛经故事幻化神通的影响。任氏值于道中，草丛林木中苍犬腾跃。“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任氏遇犬，受惊化为原形逃走。人狐互变的能力显然有着佛陀幻化多个分身，引人开悟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狐妖任氏也超脱了六朝以来狐狸博学、智慧的学狐形象，有了术狐的特点。任氏不仅善于观察，通晓世间百事，指导郑六买卖马匹获利“买可鬻矣，当获三万”，还幻化宅第，幻化本形，拥有术法。这样的形象使得任氏超越六朝以来的狐妖形象，有了术狐特征。

　　从哲学上看，佛教扎根于它的基础理论“缘起论”，将世间一切事物都看作镜中花、水中月，万物因缘际会。在这种理念的滋养下，幻术神通应运而生。从思维上看，印度佛教的禅定能够唤醒内心深处的幻想。僧人在深度入定中，难以分辨真实与虚幻，将真实作幻影，又将幻影作真实，徘徊于虚实之间。因此，幻化意识萦绕在印度佛教的思维深处，成为其独特的精神特征。任氏的幻化术法背后有着佛教思维的影响。这种带有印度佛教思维特点的幻术，与唐代本土的狐妖信仰结合，赋予了狐妖任氏特殊性即任氏是两种信仰结合的产物。

　　众生平等下的狐女意蕴

　　众生平等是佛教根本教义之一。佛教主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在古印度地区，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它将古印度民众划分为四个等级，宣扬种姓至上的观念，维护等级制度。原始佛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它所提倡的众生平等一开始指种姓平等。无论什么种姓，只要进入佛门就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借此来反抗婆罗门的种姓特权。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众生平等的观念不断被阐释。再加上佛教东行传入我国，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众生平等的内涵不断丰富，突破了最初的种姓平等。《大般涅槃经》写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后来佛教认为众生都有佛性，不论出身，不分高低贵贱，都可以成佛。人的尊卑贵贱不由出身背景决定，而由后天行为决定。

　　《任氏传》中的狐妖幻化成女性，背后流露着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魏晋以来，狐由“精”转变为“妖”，在故事中有了人形，以人的身份在人世间活动。狐妖大多幻化成女性去迷惑蛊惑别人，被认为是祸乱的象征。东晋干宝《搜神记》“胡博士”一卷，塑造了一个博学多识的雄狐形象。此后的小说多次出现狐妖幻化成书生或其他男性，但都有博学儒雅的特点。在这些男性狐妖身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博学为荣、崇尚知识的士人心态。对于狐妖化形后的两性分别代表的不同象征义实质上是一种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任氏的出现弱化了这种差异。

　　面对韦崟，任氏先是借力缠绕，后又借郑六，巧妙化解。“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馀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

　　崟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面对韦崟的强拥，任氏娓娓道来自己替郑六感到悲哀，巧妙化解。之后任氏帮助郑六以买有疵之马获利，都彰显了任氏的聪慧、机智。狐妖任氏身上既有美貌又有不输男子的智慧与能力，是六朝以来少有的正面女狐妖形象。任氏形象的人性与正面性打破了六朝以来女狐的惑乱性，反映了唐代的平等观念。

　　众生平等的观念不仅衍生出两性之间的地位关系，更有同性地位的上升。“家本怜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可以推断出任氏家族在人世间的身份多为娼*之流。再加上郑六已有妻室，欲迎任氏不为人诟病，可以看出任氏可能也属娼*一类。娼*在社会中多供人取乐，任氏面对韦崟的强拥，智取保护了自己的贞洁。在任氏身上娼*与普通平民女性一样，有着说不的权利。

　　众生平等，万物平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狐女任氏身上的人性大于妖性，打破了六朝以来狐妖故事中狐妖魅惑人间作恶的刻板形象。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并未在当时掀起实质性的变革，但仍然影响了与女性有关的观念。狐女任氏有着不输男性的智慧与能力。

　　经历了魏晋到唐几百年的融合，佛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中唐时期，佛教更加深入民间。百姓对佛教信仰的接受程度普遍提高，知识分子也受到了影响。佛教哲学观点宿命论、因果循环、缘起论、众生平等等思想越来越被人熟悉。在这种情况下，《任氏传》中的人狐相恋、强行西行注定了任氏的悲剧命运；狐女幻术背后有着佛教幻术意识，是缘起论被接受的表现；正面的狐女形象，以娼*身份巧计化解韦崟的强拥，都彰显了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唐代有关女性观念的改变。这些变化使得任氏成为狐精故事中有着特殊性的狐女形象。任氏是佛教信仰与唐代民俗信仰相结合的新狐女形象。任氏的特殊性让她成为后世有情有义、人性化狐妖形象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