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虽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局部冲突与战争威胁并未远去。从历史上的美国内战到当代地缘政治冲突，战争不仅对个体造成巨大创伤，更深层次地撕裂着社会肌理。在此背景下，抚平个体伤痛、重构社会联结的研究兼具人文关怀与现实影响的双重意义。杰恩·安妮·菲利普斯（Jayne Anne Phillips）荣膺2024年普利策小说奖的作品《守夜人》（Night Watch），正是一部在文学层面回应此主题的作品。小说将背景置于美国内战后期及战后十年伤痕累累的西弗吉尼亚州，以蒙太奇叙事手法和细腻的语言，带领读者走进一个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小家庭，并通过插入真实人物、事件的方式，将小说情节与历史紧密相连，从而以小见大，映射现实。

　　本文将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创伤视角切入，分析《守夜人》中的战争书写如何呈现不同个体在战争时期经受的相似创伤性体验，以此揭示战争相关群体的共同命运；进而从共同记忆和情感共鸣角度，探究小说中蕴含的共同体建构路径，以期为现实中战争背景下的创伤治愈与共同体重建提供文学层面的启示。

　　创伤视角下的战争书写

　　创伤（Trauma）最早作为医学术语，指因外力而导致的身体受到的伤害，经由弗洛伊德等人的阐发，该词现在更多被用来指某些灾难性事件导致的精神性伤害。创伤并非单一维度的伤害，而是以多形态、深层次的方式伤害个体，并摧毁维系社会稳定的单元。《守夜人》围绕小家庭中三位核心成员的命运，深入展现战争背景下的典型创伤症状及其影响。小说不仅描绘了身体创伤，更着力于刻画战争对个体心灵的伤害和对社会关系的撕裂，从而呈现战争的残酷，揭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

　　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对人物、事件的精心选取，加上蒙太奇的叙事手法，菲利普斯试图展现战争往往会对受其波及的个体造成不可把控的创伤。何卫华指出，“‘复演’是创伤的最大特点，在受害者的头脑中，创伤性事件会反复出现”。对于受到战争波及的创伤群体而言，“复演”是一种共同的病症，反复折磨受创者的心灵。奥谢作为参战士兵，在行军中遭到敌人突袭，失去意识后从昏迷中醒来。此后奥谢不断陷入噩梦，战争残酷血腥的画面在梦中一遍一遍地闪回，他“被震荡和爆炸震聋，但能感觉到被踩踏的大地在颤抖，闻到痛苦、焦灼的空气……”持续的噩梦蚕食着他战前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最终变得精神恍惚、性格孤僻。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士兵奔赴战场，精神在炮火冲击中崩溃，而在后方的群体也难逃创伤的阴影。康纳莉从出生起便缺少父亲奥谢的支持与陪伴，目睹母亲长期遭受暴徒侵犯的场景给她留下心理阴影，而照顾家庭的重担使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她噩梦不断。在被暴徒抛弃至精神病院后，康纳莉的创伤症状并未得到缓解，还是时常梦到暴徒出现并再次囚禁、侵犯她们。精神上持续受到梦魇的控制加之在精神病院需照顾许多病人，康纳莉身心俱疲，觉得自己“就像浸泡在水里的床单一样被扭曲”。

　　战争导致的创伤症状除了“复演”，还包括应激性失忆与“回避”。这两种病症同样值得关注。艾丽莎在暴徒的长期侵犯下患上抑郁症，精神恍惚以至于生活无法自理，全凭康纳莉照顾。但由于自我保护机制，艾丽莎出现了应激性失忆，遗忘了这段痛苦的经历。同样，出于人体的自我保护，受创个体可能还会回避与事件相关的地点、人物、谈话和活动。正如故事的结尾，艾丽莎不愿意回到曾经居住的地方，而是选择留在精神病院继续生活。因为她拒绝回到受创之地，也拒绝回忆本身。总的来说，小家庭中三位代表性人物的典型创伤症状交织互补，共同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人们的创伤经历，再现了战争时期人们相似的生存境遇，从而揭示出战争对个体心灵的巨大破坏。

　　在《守夜人》中，战争不仅摧残着个体的精神世界，也会对其社会关系产生强烈冲击，造成一种集体层面的创伤，破坏集体原本的联结。艾瑞克森指出，集体创伤是“对社会生活的基础肌理的一次打击。它损坏了联系人们的纽带，损伤了之前人们的集体感”。具体到文本中，战争带来的集体创伤不仅破坏了共同的居住空间、身份特征等客观联系，更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进而导致集体的破裂。奥谢、艾丽莎和康纳莉三人组成的小家庭本该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然而南北战争爆发后，奥谢因参军而被迫远离家庭，致使成员间的空间联系遭到破坏，而后在战场上因受伤失忆，对战场的恐惧、对自我的厌弃令他放弃寻找自己的家庭，至此，“那个男人的灵魂在燃烧的藤蔓中化为灰烬”，象征着家人间心灵感应的藤蔓燃烧殆尽，他与家庭的情感连接彻底断裂，原本幸福的小家庭彻底破碎。集体创伤的影响是持续性的，断裂的联系直到战争结束后也难以恢复。文本中的幸存士兵因自身与人相异的外表而觉得自己是个怪物，与正常社会格格不入，“无法回归农田”；恍惚的精神、难言的创伤经历又使得他们难以与外界沟通交流，重获情感联系。他们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身影象征着战后集体的分裂。总之，战争的巨大冲击力造成持续性的集体创伤，产生普遍的社会问题。它从客观联系和情感联系这两个层面撕裂连接个体与集体的纽带，导致战争受创个体难以回归正常集体生活，集体意识遭到破坏。

　　由此可见，小说以美国内战中的小家庭为切口，描绘了战争背景下共性的创伤境况。小家庭中三名成员各自经受的身心折磨，正是战争时期创伤类型的典型代表；而小家庭的破碎，也彰显着创伤对集体联系的撕裂。虽然个体与个体之间难免会有差异，但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创伤经历与记忆具有显著的共性。在战争的无情倾轧下，不同的个体被刻下相似的烙印；而正是无数遭遇相似苦难的个体，组成了庞大的战争受创群体，进而揭示出战争对全体卷入者的残害本质。

　　《守夜人》中的共同体建构

　　失去家庭、身心受创构成了战争创伤群体的共同记忆，这种高度相似的生存境遇与共同体建构存在密切关联。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界定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在当前全球局部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战争创伤与共同体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战争造成的创伤在导致个体与集体关系断裂的同时，也为新的共同体建构提供契机。共同性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不仅指空间或血缘，更指共同的命运使群体在情感和思想上产生的“共同”。何卫华指出，“共同体是建构的结果”，这一建构往往依赖共同性的因素，而创伤记忆恰恰为这种建构提供了命运与情感上的共同条件。对于创伤群体而言，相似的痛苦经历会使他们对彼此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共鸣超越了简单的共情，深化为一种“我们共同经历”的深层归属感，进而促使这类群体形成更为紧密的情感联结。这时，共同的创伤记忆得以转化为一种凝聚力量，成为新的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在《守夜人》中，菲利普斯对美国内战时期的集体创伤经历进行着重描写，在共同记忆的基础上构建情感共鸣。亚历山大医院战时收容的数百名负伤士兵无一不对战争抱有惨痛的记忆，他们破碎的肢体、恍惚的精神状态赤裸裸地彰显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不仅如此，战争结束后创伤依然笼罩着人们的生活。战争带走了艾丽莎的丈夫，使得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无力反抗南方暴徒雷布的侵害。艾丽莎常年遭受来自雷布的性暴力，精神恍惚，无法与外界沟通；而女儿康纳莉则在畸形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以致出现梦魇，恐惧身形高大的男性。相似的创伤经历使受创者之间得以感同身受，打破受创者心中的隔阂，使他们在情感上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新的共同体。奥谢医生说：“战争是纯粹的怪物行为！”这正是亚历山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患的心声，在与因战争而身体残缺、心灵崩溃之人的朝夕共处中，对战争的厌弃、对受害者的同情怜悯将他们团结为一个共同体。暴徒残忍折磨艾丽莎母女，使从前温馨的小家彻底化为泡沫；母女二人一边痛苦沉沦于暴力，一边怀揣对完整的“家”的渴望，这份情感使她们命运相关、紧密相连。总而言之，战争受创群体在家庭破裂、身心遭受双重迫害等相似境遇中产生了高度共鸣的情感联结。这种源于共同生存境遇的情感共鸣，成为群体团结的内在基础，最终促使他们自发形成相互支持的共同体。

　　与此同时，作为情感纽带与意义载体，共同体建构也是修复战争创伤、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雷蒙·威廉斯指出，共同体有“直接、共同关怀”的含义，这强调了共同体具有情感交流的功能。通过共同体的互动，个体能够获得社会认同感、归属感及精神慰藉，从而在受创后重新找回生存的意义和方向。由于不断遭受性暴力的侵害和精神上的摧残，艾丽莎长期处于精神恍惚的无自理能力状态，被迫和康纳莉来到精神病院。在与其他精神病人的相处中，艾丽莎逐渐走出阴霾。她与卡辛斯基太太的散步交流，看似平凡却蕴含深刻的情感疗愈作用；她参与读书会、与病友们一起打球，在与病友们的协作与欢笑中逐步重建对外界的信任。这些集体活动不仅使艾丽莎逐渐恢复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更帮助她重新建立社会联系。而自幼在破碎家庭中成长的康纳莉和孤儿韦德，心中一直怀揣着对“家”的渴望。他们离开精神病院后组建新家庭，在长年累月的共同生活中，通过日常的相互照料与情感支持，逐渐增强对家庭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过程不仅驱散了战争带给他们的阴影，更使他们在新的共同体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最后，“迷失者的勇气澎湃而起，化作一股力量，划分开混沌的时日，开辟出了前行的道路”，康纳莉和韦德鼓起勇气向过去道别，开启全新的生活。由此可见，在共同体提供的温暖、安全的情感空间中，创伤个体的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理解和接纳。这种情感支持不仅为个体提供了安全感，更使其获得情感治愈和精神力量，从而促进自我认同的重建，恢复与外部世界的情感连接，最终实现心理创伤的修复。

　　总的来说，《守夜人》以文学的方式再现了群体因战争冲击而产生的创伤。通过这个“治愈创伤的故事”，菲利普斯传递出只有借助多方努力，构建起互助合作的共同体，才能抚平战争带来的伤痛。如今，当局部战争、地缘政治冲突和逆全球化不断威胁人类共同命运时，这种书写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它促使读者意识到，“他者创伤”与“自我命运”存在潜在关联；如果导致创伤的暴力因素没有被正视或消除，同样的伤害随时可能降临到任一个体身上。因此，只有当战争的不幸被理解为所有人都需共同回应的话题时，和平才不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是落地生根，被内化为实际行动。由此看来，共同体不仅能治愈群体的战争创伤，还为修复被战争撕裂的集体纽带、重现人文关怀与文明之光带来力量，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