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苏联在我国游记者笔下是一个乌托邦形象，一个学习的对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游记者对苏联形象的描绘中逐渐剔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以其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吸引专家、学者与大众前去探秘。当代作家对俄罗斯文学的关注，逐渐由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转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大师。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打开，国人走出国门，探索异国的欲望更加强烈，接触异国的途径趋于多元化。苏联及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邻邦，一直是国人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和苏联处于两国关系“蜜月期”，在此期间，中国出境旅行主要以公派访问、务工、留学为主，比如《访苏散记》，是作为1957年作家访苏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周洁夫记载的在苏联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一个矿工的苏联游记》是由矿工马六孩口述的其在苏联务工时所观察到的苏联的社会状况。20世纪60~80年代，由于中国与印度在边*问题上的争端，中国与苏联关于珍宝岛的争夺，中苏关系紧张，旅苏游记数量稀少，笔者仅收集到一部1983年旅苏游记专著，即作家朱春雨的《莫斯科笔记》。当然此时也有一些公派出国访问的学者，如1984年王蒙曾出访苏联。直至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91年苏联解体，中俄关系正常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化趋势显著，同时国际交通线路的扩展，大众旅行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以个人或集体自由行的方式前往俄罗斯旅行。此时游记作者的身份不仅仅限于专家、学者等精英阶层，普通大众的游记数量庞大。
       一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旅苏（俄）游记，按照旅行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去探讨，一是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旅苏游记，二是苏联解体后的旅俄游记。无论是苏联解体前还是解体后的游记，作者对苏俄都会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描述：一是地理风貌，以自然风光为重点；二是城市景观，如城市建筑、街道、公共场所等；三是对限定的东道主的描写和偶遇的民众的描写，如接待他们的专家、大街上的商贩、机场或火车上的民众等；四是对具有民族特色与代表性的文化艺术的描绘，如音乐、绘画、文学等。

　　但在这两个时期，游记作者所到之地和关注的重点略有不同。在旅苏游记中，所到的地方更加广泛，更加具有政治色彩。

　　以周洁夫《旅苏游记》为例，1957年，艾芜带领的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先后去往俄罗斯的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基辅、扎波罗什等地。1956年，我国中共八大提出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经济。1957年，在作家代表团访苏期间，毛*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此时苏联工农业发展迅速，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提出赶超美国的口号，苏联是我国学习借鉴的对象。访苏期间，作者考察了苏联工农业的状况，汽车、桥梁、火车、飞机、巡洋舰、水电站、农场等在作家笔下熠熠生辉。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对于中国来说，依然延续着30年代以来的乌托邦想象。国民科技、经济整体发展迅速，甚至可以有赶超美国的趋势，国民都有着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决心。

　　我国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找寻到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苏联，不再具有如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乌托邦想象。同时，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对苏联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游记作者更多以不带政治色彩的个人视角去看待苏联，去看待俄罗斯。不再如此前对苏联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乐观描述，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描述。

　　二

　　在苏联解体前和解体后这两个时期，虽然游记作者考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无论是自然景观、城市景观和俄罗斯民众的认识都深深地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不得不承认，这两个时期的旅苏（俄）游记作者都在叙述的过程中显示出深藏在心的强烈的俄苏情结，关于苏联记忆依然回荡在众多布尔什维克的脑海中。在莫斯科旅游指南上介绍的著名的纪念性人物雕塑便有71座，从列宁到尤里·加加林，包括革命历史人物、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党和苏维埃国家及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战争历史人物、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宇宙的征服者，以及与重大成就有关的人民群众形象的雕塑。这些人物雕塑矗立街头，成为城市统一格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俄罗斯无论在音乐、绘画还是文学等方面均有享誉世界的大师，柴可夫斯基、列宾、列夫·托尔斯泰等。而在其中，最吸引学者、大众视线的当数文学。拿一本书去游历俄罗斯，这里的书不是旅游指南，而是世界级的经典著作。陈丹青在《无知的游历》中将列夫·托尔斯泰的七册长篇汉译本带在身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我于是带上托尔斯泰，好似依靠了他，便可捂暖了去俄的路途。”随着苏联解体，美苏争霸局势落下帷幕，西方化浪潮在全球兴起，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再以苏联为学习对象，而是进行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

　　三

　　提到文学，绕不过去的当是作家故居。文学大师的故居对于当代作家们来说具有别样的意义。

　　无论是解体前，还是解体后，公派访问或者自由旅行，均免不了对文学大师们的故居的探秘。这两个时期中，游记作者在参观作家故居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一是对故居内作家生活痕迹的描述，室内物件、窗外自然风景；二是对作家生平的追忆，对其思想的思考；三是在作家故居中寻找作家作品中的影子；四是对比反思中国的文学和当下社会问题。但对选择探访的对象、评价以及对自身的反思具有时代特征。

　　苏联解体前，文坛占主流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原则，作家需要深入接触人民群众，书写人民群众的生活。俄国早期现实主义是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代表的俄国自然派现实主义，后来到苏联发展为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文艺界被分为“为人生的艺术”派和“为艺术的艺术”派。自五*运动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阶层的重心发生很大程度的转移，更加促进了马克*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国际工农运动广泛开展。中国的“为人生的艺术”派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艺要符合时代与政治需要，为顺应时代规律的政治服务。文艺作品的伟大在于反映社会现实，文艺根源于阶级，文艺离不开无产阶级人民，这是文艺的阶级性。文艺具有人民性。文艺家首先要做人民痛苦和愿望的代言人，其次是要通过作品去启发人民的思想。文学创作要努力开发人民的文化生活，动员人民改造生活和意识。站在人民立场写作，书写革命事业和劳动人民的作家在这一时期受到国内作家的推崇。

　　周洁夫一行受邀到苏联当代作家别克的家中做客，作家别克写作康庄大道，在我国解*战争期间，在革命队伍中流传甚广，对指导员有重大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表现苏联军队是怎样的队伍，苏联人是怎样的人。此时的苏联依然坚持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深入人民大众，与人民群众交流，在人民群众中积攒写作素材。别克此时正在写作的作品也是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在考察中，作家发现，铁路工人能大段背诵革命文学家的作品中的章节，说出他们的作品名称，尽管他们文化程度并不高。作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人民而写作的作家，他们的光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反观我国文坛现状，周洁夫认为我国作家下乡深入大众生活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呼应。歌颂苏联人民一贯热爱和平，并且正因为如此，才能以无比的英勇消灭战争的发起者，消灭法西斯对全人类的威胁。在受到创伤后，为维护和平付出努力。可见此时中苏两国关系之好，苏联对中国影响之深。

　　对苏联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推崇也在朱春雨写于1983年《莫斯科笔记》中有所体现。在朱春雨探访托尔斯泰故居和契诃夫故居时，思考更多的是文学家们的思想。作家联想到其他人对他们的评价。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作家引介的是高尔基的评价：“全世界，全人类，都景仰他……他的心灵永远属于所有的人”。列宁的评价：“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来说，恰好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笔记》与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访苏散记》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文学已经渐渐扩展到高尔基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当代苏联作家涉及的题材开始丰富起来。“苏联小说创作毕竟不同于高尔基时代，不同于法捷耶夫，不同于费定时代。新的一代在崛起，他们不满足于原有的格律，在进行新的开放性的探索。这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了新的含义，它的深度和广度可以容纳许多从前不能容纳的题材、流派和主题。”

　　苏联解体后，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游记中，对俄罗斯文学的关注对象主要是19世纪的文学家，如于2005年出版的高莽的《俄罗斯大师故居》中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故居。在出版于2002年《倾听俄罗斯》中，冯骥才记载自己参观了费特、契诃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故居。出版于2015年《俄罗斯双城记》中记载，冯骥才再次参观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故居，同时也参观了阿赫玛托娃的故居。根据2011年出版的陈丹青的《无知的游历》中所载，可以看到，其参观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赫玛托娃的故居。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对作家故居的探寻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精神困惑，思考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在普希金故居纪念馆，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这样说道：“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绝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是一种伟大的象征，他象征着热爱生活，忠于爱情，以及乐观的精神与对光明始终不渝的追求。”而当我们反观自身的文化，中国作家为何不能跨越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的高墙，进入世界文化之林？我们的苏轼、曹雪芹为何不能成为世界级的诗人、作家？这些都是在参观了文学大师的故居后，作家冯骥才发出的喟叹。“在近百年来的文学史与文化史不断被‘打倒一切’所中断，以至于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很难树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与自尊了。”显然，此时当代作家们思考的问题不再具有政治性，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敬畏与赞叹。在现代性的洪流之中，工具理性和技术主义的肆虐之下，俄罗斯文学家们带给全人类的是恒久有力的精神力量，依然关照着今人的心灵。

　　四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旅苏（俄）游记，苏联的乌托邦形象逐渐黯然，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关注与尊崇，到了20世纪90年代，游记作者更多以去政治化、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俄罗斯，对俄罗斯文学的关注也由以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到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精神的高贵是我国当代作家们对其总体的印象。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学，正因为俄罗斯民众对本民族文学艺术的尊重，其散漫、随性，其唯我独尊的大国意识，强烈的疆土感，变幻的政治风云，也掩盖不了俄罗斯这个国家精神的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