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插花历史悠久,广义概念(含容器与非容器插制)超3000年,狭义概念(容器插制)近2000年。历经兴衰变迁,始终伴随中华文明发展,生命力旺盛,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阶段:

　　一、先秦插花艺术的萌芽阶段

　　先秦是中国传统插花的萌芽期,呈现三重特质:一是具有自然信仰表达属性,«楚辞»“盍将把兮琼芳”记载,先民以香草鲜花供奉,敬畏自然;二是具阶层标识功能,«周礼»“诸侯执薰,大夫执兰”表明,兰草成士大夫身份符号,形成花卉应用等级秩序;三是具伦理启蒙维度,孔子“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的比德观,奠定“以花喻德”审美传统。

　　春秋战国,政治分裂但文化艺术思想解放、百家争鸣,是中国美学首个黄金时代。受哲学及«诗经»«楚辞»影响,先民崇尚自然,将花草用于祭祀传情,形成原始非容器插花,开启中国传统插花序幕,蕴含“天人合一”等哲思,为后世容器插花奠定文化基础。

　　二、两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初级形成阶段

　　一是早期供花形式主导发展,形成散花、皿花、瓶花等形态。二是容器插花正式形成,从汉代非容器佩花向瓶花、盆花等演进,佛前供花出现“铜罂盛水渍茎”(«南史·晋安王子懋传»)的水养保鲜技法。三是文人插花初现,魏蜀吴至南北朝,战乱政局动荡,文人雅士或隐居山野,以花草为友,痴迷插花,留下诸多佳作,丰富其文化内涵,赋予独特诗情画意与意境。

　　三、隋、唐、五代兴盛发展阶段

　　隋唐乃盛世,国家开放程度在中国封建史上少见,经济繁荣、疆域统一、文化昌盛。和平安定的环境推动中国插花艺术步入兴盛发展阶段,呈现以下五大特征:

　　(一)艺术普及化

　　南唐李煜首创“锦洞天”专题花展,以“梁栋窗壁密插杂花”的胜景,开创大型插花展览先河,彰显皇家对插花艺术的推崇以及插花形式的多样。杜牧«杏园诗»“满城多少插花人”印证举国插花盛况。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辉煌提供契机,君王倡导、文士推崇使爱花成风,达到“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之境。每逢节庆举办插花庆典,极大推动其普及与发展,助力插花成为独立艺术门类。

　　(二)理论体系化

　　罗虬«花九锡»系统论述花材选择、环境营造、工具规范及赏花礼仪。其核心概念“九锡”源自古代帝王赐予重臣的九种礼器,本为彰显身份等级的象征。将其引入插花艺术,通过确立九项严格规范—“重顶帷(障风)、金错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赏)、新诗(咏)”,首次构建了涵盖环境布置、工具选用、水质管理等环节的完整标准体系。这种制度化设计不仅凸显了插花活动的典雅格调,更通过酒赏(宴饮观花)、乐赏(乐曲配花)、画赏(书画映衬)等创新鉴赏模式,开创了融合视觉、嗅觉、意境的多层次审美体验。

　　(三)形式多样化

　　瓶、盘、缸、碗、筒、篮六大花器类型完备,不同阶层插花形式渐趋定型且特色鲜明。宫廷插花尽显富贵典雅,容器选白瓷、铜器为佳,花材以牡丹、兰、莲为主,插制注重程序排场,追求整体环境之完美。民间插花则自由灵动,如«春盘赋»以辛辣的韭菜、薤白、大蒜、生姜与蕖、蓼、芥、鬲、芹等蔬菜为素材插制出别具一格的新春盘花。

　　(四)花材分级化

　　五代张翊«花经»首创“九品九命”分级制,仿人才选拔制度,依品格、象征、形色等定品,开创花谱先河,建立选材伦理范本。

　　(五)技术创新化

　　五代时,郭江洲创制“占景盘”,其盘内平底铸有数根细长铜筒;使用时,向筒内注满清水,再将花材成束分插于各筒之中。此盘令花材得以直立,便于造型设计,强化了空间层次感,且有利于空气顺畅流通,有效延长了花材保鲜时长,对后世花材固定器具的技术革新贡献卓著。

　　(六)传播国际化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鼎盛,中国传统插花随遣隋使小野妹子东渡日本。他带回相关文化,于六角堂创立“池坊流”。此后,“小原流”“草月流”等流派衍生,中华文化深刻影响了日本传统插花艺术的萌生与发展。

　　四、宋朝精雅期

　　宋朝经济昌盛,文化艺术蓬勃发展,插花艺术广泛普及且进步显著,受理学思潮与技术革新推动,步入精雅阶段,呈现三大特征。

　　(一)理学渗透的审美转向

　　程朱理学“格物致知”思想重塑插花理念,使传统插花从感官审美转向理念审美,与心性修养紧密关联。文人群体将插花纳入“生活四艺”,即插花、挂画、点茶、焚香,以提升修养与精神境界。在此氛围下,宋代插花理性化特征突出,不再仅求怡情娱乐,更重理性意念,以花材为载体传递理性哲思,尤重花品所彰显的德行以及人伦教化之效,秉持内涵胜于形式之理念。对构图而言,追求线条的优美雅致,着重凸显“清雅”与“疏朗”之特质,进而形成清丽且疏朗的自然格调。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既详细划分花材种类,同时印证了全民对插花艺术的实践;彼时,人们赋予鲜花人格并拟人化。«西溪丛语»将牡丹等30种花,分别命名贵客等,统称“花三十客”;丘濬«牡丹荣辱志»评39种牡丹等级,“姚黄”为王,“魏红”为妃。

　　(二)陶瓷技术驱动的容器革命

　　宋朝官窑繁荣催生专用花器,研制出六孔花瓶、三十一孔花盆以及十九孔花插等器具,在花材固定、整体构图设计以及空间布局安排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三)社会普及与理论保鲜技术发展

　　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插花活动,市井生活中,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插四时花,说合交易”,印证了文人及民众的日常实践。在宫廷与官府范畴内,相关活动规模颇为宏大。«墨庄漫录»记载:“西京(今洛阳)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花卉展览)。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东坡志林»亦记有:“柏州芍药为天下冠,蔡凡卿太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这些万花会活动展示了插花艺术在社会高层中的普及与盛况。

　　理论发展上,插花典籍与诗词数量渐增,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理论架构奠定基础,充盈了花文化意蕴。同时,在花材保鲜技术探究领域亦成果斐然。张邦基«墨庄漫录»、苏轼«东坡志林»等记载诸多简便科学的方法配方,部分至今仍有参考和指导价值。

　　五、元朝缓慢发展阶段

　　元朝时局动荡,文化艺术整体式微,插花艺术发展规模显著收缩,陷入阶段性低谷。此时插花活动主要集中于宫廷与文人群体,平民因生存压力鲜有参与。宫廷插花延续宋代传统,注重理念形式;文人插花受避世思潮与文人书画影响,逐渐摆脱宋代理学束缚,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其善用花材寓意象征和谐音表现主题,形成无固定造型、随意挥洒的“自由花”风格,作品凸显轻巧秀丽、潇洒飘逸之风,实为文人借花明志或消解苦闷的精神载体。

　　六、明朝成熟完善阶段

　　(一)瓶花主流的形式确立

　　瓷器业繁荣使瓶花成为主导,其技巧精湛,构图、比例、尺度皆依严谨规范与美学准则;花材与容器的搭配、作品品鉴以及环境布置,皆注重格调与高雅之效。创作以内涵为先,蕴含深刻理性,追求自然韵味与书画意趣,着重抒发作者情思,风格倾向清、疏、淡、远。

　　(二)创作范式二元分化

　　堂花多作厅堂陈设,明初流行,体形高大,择十余种格高韵佳、寓意美好的花材,造型庄重华丽,以“十全瓶花”为典范。斋花即室花,放书斋、闺房,明朝中期流行,受文人喜爱,为文人插花主要形式;形体小巧,花材1~2种,用小型瓷瓶,构图疏松,清新俊逸。

　　(三)理论体系完备

　　明晚期插花理论成熟,多部专著问世,内容广博、论述精辟,总结历代经验,影响深远,如高濂的«瓶花三说»、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以及屠东竣的«瓶史月表»«瓶花月谱»等。

　　其中,张谦德的«瓶花谱»共八章,详尽论述了插花所涉花器、花材、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等要点。袁宏道的«瓶史»则围绕构图、采择、保养、品评、花器、搭配、环境、修养、鉴赏、花性等,展开系统全面阐述,为我国插花史评价最高的专著。该书传入日本后,催生“宏道流”。

　　七、清朝衰微期

　　(一)写景式与谐音式并行发展

　　写景式插花始于唐代,至清代受盆景艺术影响而成熟,以写实技法借花材呈现自然景致,将大好自然缩于盆内,旨在描摹赞美自然,追求“精妙入神”之境。

　　谐音式插花借花卉、果实名称谐音来取材造型,如柏、万年青、荷、百合组合,寓意“百年好合”,铜钱、拂尘等组合寓意“前程万里”;同时注重品赏花性花情以表意境,强调季节描绘,选用应季花材体现自然变化与四季风姿。

　　(二)理论及技艺创新

　　清代文人在插花理论和技艺上多有创见。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提出“插花朵数宜单”“起把宜紧”“瓶口宜清”等观点,至今仍是东方式插花重要准则。

　　在技艺上,清代取得显著进步,剑山与“撒”的发明堪称代表。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所提及的铜片和钉为现代插花工具剑山的雏形。其小巧灵活,可稳固花枝且用沙石掩饰,产生“丛花生于碗底”效果。“撒”以树枝杈制成,依花器剪裁置于瓶口,能固定花材、辅助造型。李渔在«闲情偶寄»提到,面对“倔强花枝”,需用“撒”(以坚木制成)约束。其形状无定式,丫字、二字、十字、井字等,灵活适配不同花器。

　　八、现代复兴期

　　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改善与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家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传统插花复兴创造条件。其先后成各级非遗项目,王莲英、秦魁杰为国家级传承人并组建团队。中国插花花艺协会等社会机构成立,通过培训、展览、比赛传承插花。学习队伍壮大,非遗团队依托北林规范教学,地方组织开展多层次培训。花卉博览会及交流活动促进普及,中国插花汲取各国精华,形成特色风格。国内插花恢复起步虽晚,但在政府支持、业内参与、群众鼓励及国内外助力下,必将再现辉煌、再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