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是近代中国女性的代表服饰。当前对旗袍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旗袍工艺技术的科学分析，二是对旗袍历史嬗变的抽象式讨论。但在这些研究中，那些原本黏滞在旗袍这一人造物上的女性气息和身体意识却被忽视或剥离了。因此，本文将旗袍置于女性或身体这一丰富的语境中进行阐释，并从造物史的物质角度和身体呈现的视觉维度展开论述。

　　一、旗袍的演变

　　传统的旗袍设计大体上走的是一条由生活到实用的单向路子。清朝前期，由于严寒气候且人们长居东北长白山一带，男女皆着袍服。后来，旗袍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制度，皇帝、文武百官等朝服须用“箭袖”以合礼法。普通旗袍则吸纳汉裳之形，由窄变宽，袍下摆的两侧出现开叉，通体较为宽松。清朝中期，汉族女装，特别是汉族婚嫁新妇的凤冠霞帔对清朝女性产生了很强的诱惑力。旗袍变得直宽肥大、装饰满目，同时其蕴含的思想更接近儒家伦理礼教对服饰的要求，女性曼妙的身段被传统的服饰观念遮蔽。近代以来，从旗袍的演化历程来看，其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身体解放对旗袍的言说

　　与西方单纯的身体解放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女性的身体解放出于多种原因。正如黄金麟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身体演变和国家兴亡的发展实有着唇齿相依的关联”。因此，由于希冀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手段达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功效，解放身体成为当时变革聚焦的热点。康有为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提到，“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宜也”。简而言之，正是由于传统服饰及装束过于沉重和烦琐，身体需从家庭里全面解放出来，才可与欧美同俗。故而，身体解放的思想对旗袍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再则，传统“家庭”概念的分化扩大了女性日常生活的空间。女性既要承担起生育之重任，又要积极参与社会的各种事务，单纯依靠体力操持家务的劳作方式已难以适应新的生活需求。为掌握更多先进知识和技能，广大女性纷纷走出家庭，接受西式教育，并通过身体言说的方式走向了新型的生活空间。与此同时，日常服饰在身体解放的推动下也迸发出惊人的活力。伴随身体解放观念的不断深化，以直线裁剪为核心的宽*文化体系，通过窄身和收紧，开始向窄衣化迈进。旗袍显露出腰身收紧、开缝露腿的样态。此外，腰身窄小的大襟衫袄和摆长不过臀、袖短露肘或露腕呈喇叭型的“倒大袖”也对旗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其呈现出整衣型平面形态，并且长度在脚踝到小腿之间，廓型较为宽敞呈倒梯形，基本不显腰节，袖长略过肘部。

　　（二）日常生活的性别编织

　　在造物设计中，文化语境总是与许多概念联结在一起的，如家庭、生产、实用、眼光等。换言之，缠绕在旗袍这一人造物周围的诸多因子起初并不只是女性的个人专属，而是日常生活对旗袍进行的性别编织。

　　从设计史的角度来看，旗袍的演化已由早期出于满足女性操持家务便捷的需要转向生活对旗袍的性别编织，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旗袍形态的改造。满族女性脱离往日与男性同等狩猎、游牧的生存羁绊，随即而来的是居有定所的慢节奏生活。生活空间从外向内的转换导致旗袍的领口由圆易立，袖口亦从带有马蹄弧状的紧口转为直口，袖身整体甚为宽松厚重，隐喻“女性主内”的生活消遣。第二是对图案的添饰。最初旗袍多以牡丹、荷花、梅花等植物纹样为主，清朝定都后，袍服开始绘有万、寿、福的汉族吉祥纹样。在吸收过程中，两种文化的耦合使旗袍呈现通身绘饰纹样之状。这时的旗袍服缘愈加阔达，花边延展绲多，衣襟及下摆处常用不同颜色的珠宝盘制成各种花朵，或挖空花边镂出各种图案，尽显繁缛富赡之美。第三是对原料特性的把握。清朝发达的传统织造业为旗袍的原料加工提供了技术支持。柔软的棉花和蚕桑制成的丝绸不仅抗寒避暑，还更贴合女性的身体气质。

　　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传统求弱、宽大直平的旗袍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也不能获得具有激进气质女性的青睐。同时，从家庭、身体的演化来看，神秘的闺房私物从黑暗的不可见状态，转向普遍的、光明的、可见状态。其根源在于女性身体已成为视觉和时尚之物。而从旗袍样式上来说，其已经进入求变的阶段，一反清朝（早期）阔袍大袖之貌，窄瘦的时髦风格已初露端倪。

　　二、时尚的视觉深描：旗袍革新与建构的若干侧记

　　随着时代的变迁，旗袍逐渐从传统的家用设计物品，转变为社会对性别的微妙诠释。在这一过程中，时尚始终进行着强有力的干涉。借助旗袍这一设计造物，女性的现代性体验得到了完满的投射，表现出更自我的性别与视觉图像。换言之，新的身体观念使旗袍样态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对女性的气质塑造而言，视觉体验的影响更为细腻和深入，它具有流动的阐释结构，旨在理解个人以及群体对视觉媒体的反应，并通过视觉图像的方式延展开来，进而呈现出两类“旗袍景观”。

　　（一）静态的月份牌与报刊的图像表达

　　在近代时尚语境中，最能代表女性的是月份牌的旗袍。月份牌几乎完整地记录了旗袍样态的发轫与兴盛，同时亦可寻觅到旗袍与女性、旗袍与身体、旗袍与都市审美相互交织的视觉线索。从现存图像来看，月份牌的内容主要为早期都市生活与产品广告。随着电影、戏剧等时尚娱乐业的崛起，月份牌所描绘的题材一改往日之俗套，转而以细致、精准、惊人的旗袍女郎为封面人物，迎合了众多消费者的时尚心理与审美品位。比如，发明擦笔绘画的郑曼陀为其九江银楼绘制的月份牌美女。女子背依西式沙发，烫波浪头，双耳佩戴红色耳坠，脚穿高跟鞋，修长的身材在一袭棕色倒大袖式旗袍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古典清雅。又如，杭穉英经常承接绘制月份牌的业务。其作品内容摒弃清装妇人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时尚的摩登女性，如为广生行所作的姐妹图像，画中的女子烫发、饰珍珠、描弯眉，并且身着短袖长身旗袍，展现了女性的曲线之美。

　　如果说月份牌对女性身体以及旗袍的投射还是驻足在虚拟的理想化层面，那么，报刊杂志则是将女性身体与时尚旗袍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代表有1926年伍联德创办的《良友》画报，以及1931年林泽苍发起的《玲珑》杂志。这两份刊物所采用的图像均为当时正红的旗袍明星，如胡蝶、金嗓子、阮玲玉等。同时，《良友》于20世纪30年代开辟的“妇女界”专栏成为女性追逐潮流的“知识伴侣”和“时尚导师”；而《玲珑》除了在封面刊登知名名媛、电影明星图像外，每月还翻新刊出大量好莱坞影星，引起时尚女性的争相模仿。

　　（二）动态的时装表演与电影美学诠释

　　上文阐述的静态报刊杂志图像虽采用先进的摄影技术记录下时尚的旗袍，但在视觉设计方面无法为女性提供多角度的真实体验，亦很难深度描绘女性与服饰之间契合的曲线之美。在商业文化的推动下，时尚表演应运而生，并成为当时女性窥探时尚旗袍发展趋势的最新窗口。例如，1924年永安公司为纪念永安纱厂的开办，特意举行了时装表演晚会，展示内容有泳装、结婚礼服、旗袍、披肩等。同时该公司将时装表演所拍摄的照片集结成册公开发行，使得时装表演风靡一时。多数公司将旗袍美女表演作为压轴节目。又如，1934年由金鸿翔策划的“鸿翔时装展”在上海大华饭店举办，特邀胡蝶、阮玲玉等当红明星出席表演，掀起了一股凡是时尚女性皆着旗袍之风气。

　　声势浩大的时装表演对旗袍来说，只是瞬间的一瞥。怎样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现旗袍赋予女性的话语权力则是电影镜头必须完成的使命。正因如此，电影成为聚焦时尚旗袍的视觉机器。

　　例如，在1932年上映的《神女》影片中，著名影星阮玲玉身上一袭传统镶边工艺、色调清新寡淡的多排口旗袍将社会底层妇女形象及生存状况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1934年拍摄的《女儿经》中，胡蝶作为主演，在其三组盘扣式长身旗袍的映衬下，将女性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的来说，从1932年至1938年，旗袍以长身为主要流行样式。尤其是1934年左右，旗袍下摆不无衣边拖地。长身旗袍最短亦至小腿端，而短旗袍则短至膝盖上处，开叉亦为最高，达至臀部，随后又缓慢降低。领口高度先到下颚，后增至耳垂。袖子亦变得更加细长贴体，同样为先短后长再短，沿至无袖。

　　三、旗袍的时代意义

　　（一）旗袍的身体定位

　　在将近一百多年的生活推演中，诸多陋习被革除，女性的身体解放亦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然而，旗袍作为身体与时尚的结合之物，一方面受到技术、材料方面的制约，另一方面，在被动的状态下，样式摇摆不停。因此，旗袍在折回身体的过程中，需要突破以往的视觉范畴，进而重新定位。

　　20世纪40年代初的旗袍，在样式、面料、工艺等方面均不可与30年代同日而语，其整体上少了些奢靡之风，省去了原先烦琐的装饰，适体、简洁为普遍样态。40年代中期的旗袍，多将传统的直角纽和盘香纽换置成西式的垫肩和金属拉链，其领作了工艺方面的改进，领衬、领括亦可拆可洗。而到了40年代后期，旗袍样态的变化趋势是在长度上减短，开叉程度有所加大。以自然腰线为界，腰上部多为旗袍元素，腰下的裙摆多为西式，如电影明星上官云珠所穿的旗袍，其胸部披肩以镂空白色蕾丝制成的吊带，与对襟无袖长身旗袍合为一体，时尚的话语权力再次定位于女性的身体。

　　总之，女性是推动旗袍样式发生变革的主要载体。又因为文化与生活各自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路线，所以旗袍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便出现了不同的样态。

　　（二）旗袍对时代女性的文化同构

　　对时尚的追求表达了近代女性对新生活的渴望。落落大方、端庄贤淑是中国传统女性的理想气质，当它与西方服制的形态相结合时，便会自然地拉开两性之间人体构造的差异。在时代精神的渲染下，旗袍不再是干瘪的人造之物，而是架构饱满的时尚产物，它的样态演化亦附带着更多的时代内涵，并影响着世界服饰文化潮流。例如，美国明星伊丽莎白·泰勒就以身穿旗袍为时尚，华裔影星黄柳霜则引领着美国电影行业的服饰潮流。

　　事实上，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服饰本身的文化功能亦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一方面，旗袍作为显性之物，与时代文化同构于女性身体的图像上，成为女人味的象征。从制衣方法上看，旗袍充分吸收了西式制衣的观念，即由清代刻板的直线裁剪逐渐演化为显露体型的西式曲线裁剪，传统的平面造型亦呈现出立体化的视觉形象。成衣方式一改西式因衣适身的设计原理，保留了原本非构筑型的整料作衣，并运用归拔工艺处理了女性胸、腰、臀三者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女性的“三围”在服饰的塑造下能转化为显性的曲线之美。另一方面，旗袍作为隐性之物，往往与时代精神同构在女性的气质上。从着装上看，有的女性身穿短袖长身式，立领，斜襟，仅包肩部，衣身紧窄得体，摆长至脚踝，开叉及腰部，颇有时尚先锋之感；无袖的则是下摆直，摆长到膝，开叉，通体装饰简雅，线条流畅，尽显闺秀典范之态。如上所言，近代复杂的文化及生活概念的叠合，使旗袍样态有的内敛矜持、有的时尚性感。但是植根于身体和生活却是旗袍永恒不变的时代主题。

　　综上所述，在风云变幻的近代，旗袍的革新和变化与女性、身体以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夹携在身体与生活之间，旗袍的性别立场由最初的男女通用转变为女性专属，使用的范围亦逐渐缩小。从设计研究来看，旗袍一方面是传统社会与家庭的古老记忆，另一方面则紧握时代脉搏，样态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经验的宽直走向充满生活意趣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