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礼乐观念秉持身心合一理念，二者相互作用以塑造完整人格。此观念不仅关注个体身心和谐，还将其延伸至道德修养、社会秩序构建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层面。文章探究身体在儒家礼乐观念中扮演的角色，剖析礼乐观念对身体的塑造作用，凸显礼乐实践的具身性特征，并思考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启示。

　　关键词：儒家礼乐；身体哲学；身体观

　　在身体哲学的视域中，儒家礼乐观念呈现出鲜明的具身性，体现身体与道德、社会秩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身体作为生命的物质基础，不仅是生命存在的根基，更是儒家礼乐观念得以存在的基石。儒家倡导“礼教”与“乐教”并行，借助“礼”来规范身体行为，进而实现社会和谐；通过“乐”来调节情感、陶冶性情，推动个体心性的提升。在践行礼乐活动的过程中，身体实践引发意识层面（在中国哲学中称之为“心”）的变化，主体通过身体感知与内心体悟实现身心的共同发展。

　　一、身体哲学与儒家礼乐观念概述

　　（一）身体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其核心观点

　　在古希腊哲学中，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赫拉克利特初步提出身体与灵魂相关联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人的灵魂亦如此，而身体作为灵魂的载体，也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随后，柏拉图构建理念世界，身体和灵魂处于二元对立状态，灵魂追求理念世界的真理，身体却被视作灵魂的束缚，因其产生的食欲、性欲等欲望会干扰灵魂对真理的认知。亚里士多德则持有相对折中的观点，他将灵魂看作身体的形式，身体视为灵魂的质料，强调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神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奥古斯丁主张人要克制身体的欲望，依靠信仰和神恩净化灵魂，从而获得救赎。在这种观念下，身体被当作灵魂的容器，由于人的原罪，身体常被视为堕落的象征，需要被灵魂克制。

　　近代哲学中，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成为身体哲学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心灵和身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心灵的本质是思考，身体的本质是广延，心灵可以独立于身体存在，且身体的运作可用机械原理进行解释。斯宾诺莎则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他提出心灵和身体是同一实体（神或自然）的两种不同属性，身体状态与心灵状态一一对应，身体活动和心灵观念呈平行关系，为后续身心关系的探讨开辟了新的思路。

　　现代哲学中的身体现象学以梅洛-庞蒂为代表，他批判传统哲学对身体的忽视与误解，指出身体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是知觉的主体，并在《知觉现象学》中详细阐述身体在空间感知、运动感知等方面的作用。身体并非被动接受外界刺激，而是主动参与到对世界的建构中，产生对世界的认知。这种具身认知的观点对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身体哲学聚焦于身体在认知、存在、伦理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键作用，其核心观点包括：一，具身认知，强调认知过程基于身体的体验和行动；二，身体的存在论意义，身体是个体存在于世界的基础和载体，不仅具有物质性，更是个体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媒介；三，身体与伦理道德，身体是道德行为的发生场所和重要载体，身体的行为、姿态和感受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

　　（二）儒家礼乐观念的内涵

　　儒家思想强调从个体的修身出发，逐步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和国家和平。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具身认知的过程。通过身体的实践（如礼仪、乐教等），个体在行为上遵循道德规范，在认知上内化规范，从而实现身心的统一和社会的和谐。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身”，大多与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意识层面的活动有关，如“省身、致身、忘身、正身、终身、亲身、洁身、辱身”等词汇，在体现身心一元的同时，也表明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个体管理日常行为习惯和情绪以修身，家庭共同劳动、长者身体示范以齐家，领导者身体力行、民众身体参与以治国，此为“修身齐家治国”中的具身性，强调了通过身体的实践和行为来实现道德修养、家庭和谐和国家治理的目标。

　　在儒家观念里，“礼”是重要的道德准则，可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它规定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明确了不同身份角色的道德秩序，要求君主履行职责、臣子尽忠职守、父亲慈爱子女、儿子孝顺长辈；同时，“礼”也是具体行为的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以严格的礼仪要求构建起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社会结构；此外，“礼”还是人们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比如丧礼中孝子的哭泣、守灵等行为，就是对逝者哀思之情的外在表达，礼”早已深深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扎根于千家万户。

　　儒家思想中的“乐”涵盖音乐、舞蹈、诗等综合性艺术活动。它被视为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们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以“乐”的形式表达欢乐、悲伤、崇敬等多种复杂情感。同时，“乐”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乐的韵律和节奏与天地自然的规律相呼应，例如古代的乐律与节气、天文等知识存在一定关联，人们通过感受自然节奏，可达到身心与自然融合的境界。

　　“礼”与“乐”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外在形式，更是内在修养的体现。礼乐实践借助“身心一元”的纽带关系，让活动主体通过身体感知，进而获得内心体悟。

　　二、身体在儒家礼乐观念中的基础地位

　　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意识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意识本体论的哲学的话，那么与之迥异，中国古代哲学则是一种以身体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1]。它更为关注存在的本质、存在的基础、存在的根据，身体作为物质的同时也是感知、情感、认知和行动的中心，强调身体必然要强调活动、行为，恰如强调意识必然要强调观念和思维[2]，行为往往作用于虚无形态的意识，反之，一个人的身体行为往往反映主体的内在意识，此为“具身性”的显著体现。

　　（一）礼——身体的礼仪化

　　《礼记·大传》载：“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3]”其中，“亲亲、尊尊、长长”意为亲近亲属、尊敬尊长、敬重长辈。前文提到改变历法、服色、徽号、器械等，而后文强调“礼”不可变革，因为“礼”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它规定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规范个体行为实现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和谐。而这些行为大多是具有符号意义的身体语言，像祭祀、朝拜、礼仪等活动，都有特定的形态、程序和象征意义，且都需通过身体的具体动作来完成。这些动作不仅是外在形式，更是内在道德修养的外在体现，它们训练身体以使其符合社会规范，而社会也需要经过规范的身体来维持尊卑秩序。

　　作揖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表问候、尊敬，常见于文人、君臣或朋友之间，如《论语·学而》中“子见老子，作揖，问曰：‘子之可得也，斯人也[4]’”，《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子产见公子，作揖[5]。”由此可见，“作揖”已成为具有固定含义的身体语言，被大众熟知并广泛使用。此外，还有叩首、颔首、拱手、饮酒倾杯等身体行为，上至朝堂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将其内化，在一次次的场合实践中不断深化其影响力，从而形成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这充分体现了“礼”带来的认知具身性。

　　（二）乐——身体的感知与内化

　　乐的欣赏是一种综合性的身体感官体验，人们全身心沉浸其中品味乐的审美特质，理解儒家所追求的“尽善尽美”。这种审美体验不仅提升了人们对音乐艺术的鉴赏能力，还增强了对儒家礼乐文化的认同感。下面以祭孔乐舞《八佾舞》为例，从身体感官角度来认识乐。

　　1.视觉体验

　　视觉感官首先接触到的是服饰、阵容和仪式场景布置。八佾舞的服饰因朝代不同而有所差异，以北宋制式为例，文舞生头戴漆布制作的黑介帻，身着红绢大袖袍，胸背绘有缠枝方葵花，以红生绢为里衬，外加锦臂鞲，束黑角带，脚穿皂皮四缝靴；武舞者戴漆布制作、上加描金蝉的武弁，服饰、腰带等同文舞生。文武舞者通过冠帽区分，整体服饰偏向暖色，红色代表吉祥、热情，葵花图案寓意美好、繁荣。武舞服饰相对短小，便于做出挥舞斧盾等动作。文舞生右手执翟（龙头髹木插三根雉鸡尾羽），左手执籥（短笛形竹管），翟象征文采斐然，籥代表内心声音，二者结合象征内外兼修、文质彬彬。舞蹈动作干净利落、沉稳大气，敬礼、弯腰、低头等姿势表达对天地、圣贤的尊重，脚下步伐节奏均匀、有顿点，举手投足间尽显庄重。观众看到这样的场景，身体会不自觉地端正，内心也会涌起对先人的敬重之情。

　　《春秋》中记载八佾舞的规模人数为“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6]。”，其中数字表舞蹈队形的行、列数，“天子用八”即为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同理得诸侯、大夫、士的所用人数，这种严格的人数规定既等级制度的划分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体现。

　　再言孔庙布局，一般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从前到后依次有棂星门、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十三碑亭等建筑，直至大成殿，仪式多在大成殿前的丹墀及大成殿内举行。在丹墀处搭建木质或石质舞台，用于乐舞表演；在城门上方、道路两旁或建筑周围悬挂印有儒家核心思想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内容的幡旗；在大成殿内正中悬挂大幅孔子画像，四周墙壁镶嵌《孔子圣迹图》等壁画，给人以宏伟肃穆之感。2.听觉体验

　　音乐是许多礼仪活动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八佾舞》演出时使用金、石、丝、竹、革、木、匏、土八类乐器，通过不同乐器的组合和演奏，营造出古朴典雅的音乐氛围；演奏成数固定为六章六奏，分别是迎神奏《昭平》之章、初献奏《宣平》之章、亚献奏《秋平》之章、终献奏《叙平》之章、撤馔奏《懿平》之章、送神奏《德平》之章。歌生演唱时要声音洪亮、整齐划一、吐字清晰，节奏平稳和谐，每字八板八眼，体现出中正平和的气质，展现孔子的中庸哲理，传达对孔子的赞颂和敬意。

　　3.嗅觉体验

　　在祭孔乐舞《八佾舞》的仪式场景中，嗅觉体验主要来自祭祀香，仪式现场燃烧特制的祭祀香气味浓郁、持久，其成分可能包括檀香、沉香等珍贵香料，淡淡的焚香气味萦绕四周，营造出神圣、肃穆的宗教仪式感，将人们的情感与思绪引导向对先圣孔子的缅怀与尊崇之中。

　　以上遵循的这些八佾舞礼仪源自河洛的“六代乐舞”，始于周公制礼作乐。《礼记·乐记》云：“乐者，和也；舞者，动也。[7]”其中“和”与“动”体现了身体与心灵的统一，礼乐实践活动承载着儒家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通过外在的身体感官体验与内心的虔诚产生一致，产生精神崇敬，形成身心合一的状态，不管是严格的服饰要求，还是庄严肃穆的乐声，在满足审美需求的同时也体现身份地位和礼仪的庄重性，提醒参与者要端正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自己的身份角色，深刻理解礼乐在传递家族情感、延续文化传承方面的意义。由此可见身体在儒家礼乐观念中的基础地位。

　　三、儒家礼乐观念对身体塑造的影响

　　礼仪规范的日常行为对身体有一定约束。行走姿势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和道德风貌，儒家倡导行走时步伐要稳健，目不斜视，分别象征着内心的沉着和坚定和专注和自律的道德品质，与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相呼应。坐姿要求端正庄重，且根据不同场合和身份保持适当的坐姿，如在儒家的讲学场合，学生们正襟危坐，聆听先生教诲，身体的端正坐姿反映出内心对师长的尊敬和对知识的虔诚，体现出儒家倡导的尊师重道的道德观念。

　　儒家乐教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通过音乐引导人们将情感表达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且不同类型的音乐在儒家乐教中有不同的用途。乐教注重情感的内化过程，人们在学习和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将乐所传达的情感内化为自己的情感，《后汉书·律历志上》所言“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8]。”乐的奥秘无法简单地以文本形式流传，需要心灵通达的人通过身体力行去领悟。身体行“乐”之活动，主体的所得更多在于心灵、在于精神，而非浅层的技艺或者谱册此种物质形态的显现，是通过“乐”的具身性达成情感的调节，并且认知上内化了这种和谐，从而提升身体精神境界，塑造平和宁静的心境，激发崇高的道德情感和志向，践行儒家的道德准则，以天下为己任，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

　　四、身体哲学视角下儒家礼乐观念的现代价值与启示

　　（一）对当代身体教育的启示

　　儒家礼乐观念高度重视身体实践感知，为现代教育融入身体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借鉴。在现代教育中，可以引入礼乐教育，秉持儒家知行合一的理念。“礼”教育规范身体行为，使内心保持专注平和，培养身体的自律性，为精神修养奠定基础；“乐”教育调节身体情感，帮助主体梳理内心困惑，实现精神的舒缓与成长。这种身体与精神的互动，让身体成为精神修养的实践载体，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二）对社会和谐构建的价值

　　从身体层面来看，“礼”有助于促进人际和谐。礼仪规范下的身体互动能减少人际冲突，增进彼此的尊重与理解。在日常礼仪中，微笑、友好的眼神、握手等身体动作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减少潜在冲突；在社交场合中，以恰当的身体礼仪与人互动，表达对他人的尊重，能有效避推动人际和谐。

　　“乐”凭借独特的身体共鸣机制凝聚社会共识。音乐、艺术等“乐”的形式超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直接触动人心，强化人们对社会文化价值的认同，为凝聚社会共识注入持续动力，成为现代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黏合剂。

　　五、结语

　　儒家礼乐观念在身体哲学视域下可见其极强的具身性，强调“体”在礼乐实践中的核心作用。礼乐修身，更是修心养德之道，身与心的相互作用，让行为主将其礼乐活动体之于身、感之于心，从个体出发以至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实现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融统一。

　参考文献：

　　[1]田丰.身体思维与礼乐文明的现代转化[D].苏州大学,2012.

　　[2]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J].人文杂志,2005.

　　[3]曾亦,陈文嫣著.国学经典导读礼记[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01.

　　[4]盛莉,左曲美,龙婧主编.经典诵读论语古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08.

　　[5](春秋)左丘明撰;舒胜利,陈霞村译注.左传[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01.

　　[6](战国)孔子著.春秋[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01.

　　[7]曾亦,陈文嫣著.国学经典导读礼记[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01.

　　[8]庄适选注;王文晖校订.后汉书[M].武汉:崇文书局(原湖北辞书出版社),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