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中国化百年实践是一场始终致力于通过重塑锻造传统文化价值和经典价值，不断谋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变革。从具体途径而言，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完全符合马克思学说，以及马克*主义的实践经验；就功能而言，新时代的中国艺术传播不仅担负着继承、发展、传播中华文明的使命；就内容和方式而言，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

　　“中国*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应当说，正是这一全新论断为新时代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中国化探索指明了新的正确方向。所谓“结合”指的是将原本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密切联系在一起，改造形成新的状态。众所周知，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建立当代中国艺术传播价值谱系，指引意识形态方位的过程。在马克思艺术传播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发挥了如下三点功能：首先，作为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在中国取得创新发展的潜在背景；其次，作为建构中国艺术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最后，成为反映中国特点、投射中国价值，形成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全新命题的重要基点和桥梁。

　　“规律就是关系”，作为观念和现实交错运动的艺术传播也是如此。从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的诞生到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中国化的发展无时无刻不都反映着艺术传播当中“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视为构成“中国化”辩证运动的两个方面，就不难看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显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原本很陌生，只有通过价值的相互沟通与转化才能走向同一。马克思准确看到了文化层面世界与民族的这种辩证关系，他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以此而言，“两结合”既是“深相结合”也是“有机结合”，就纷繁的艺术传播现象而论“普通的表象抓到的是差别和矛盾，但不是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而这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传播要实现将马克*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结合”并非一蹴而就，而必须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复杂运动过程，最终打造呈现中国特点的新形态。

　　首先，从具体途径而言，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完全符合马克思学说及马克*主义的实践经验。一方面，马克思在对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向来采取批判的继承态度，他认为：“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这一论断充分说明，马克思在其思想深处已经深刻认识到继承民族文化并非教条地照搬进现实，而必须按照现实的需要对之加以改造，进而产生出符合现实适用性的崭新形式。从该逻辑出发，列宁结合苏俄革命实际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学说”：“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1938年“中国化”命题刚刚提出之时，毛*东就意识到“但是马克*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说明毛*东早就注意到“民族形式”必源于“民族特点”。“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这里着重强调了艺术传播作为“转化”和“发展”基础的功能，因为“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本身就是重塑和传播崭新意识形态的过程。

　　其次，就功能而言，新时代的中国艺术传播不仅担负着继承、发展、传播中华文明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观念支撑，创造出完善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没有母版，更非其他文明形态的翻版，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呼应中国价值又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新形态。正因如此，才更需要重视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谱系。另一方面，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现实相结合的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从中可以看到当代艺术传播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作为“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对当代中国艺术传播发展的指引；二是在实践过程中，我党采取了扎根现实，指向实际，结合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

　　最后，就内容和方式而言，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接受过程中传统文化发挥着潜在背景的作用。一方面，艺术评价标准的确立是艺术传播价值形成的关键环节，在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形成过程中为支撑起“莎士比亚化”“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阶级斗争学说”等一系列重要命题，经典作家援引了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作家的许多例证。同样，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及“中国化”的重要命题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快速持久地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也离不开“经世致用”“诗言志”“教化”“民本”“以史为鉴”“兴观群怨”等民族文化观念所提供的强烈价值参照。第二，在阐释马克思经典艺术传播思想过程中援引吸纳优秀传统文化观念，组合形成新的话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中国化的“前见”和“氛围”必然成为影响传播过程中价值变异的关键因素。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与马克思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相一致，中国古代艺术传播在处理心与物、形与神、文与质等相对立的因素时大多也采取互相转化，达成统一的方法。第三，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中国化通过改造、共鸣等方式推动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该实践过程使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的“中国特点”愈发鲜明。

　　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该文揭示了艺术传播价值对于社会和人生进步的重大意义。胡适在文中指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他提倡通过“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以达到“再造新文明”之目的。进而，李*钊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对“新文明”的性质进行了剖析：“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可见，从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中国化发端之时，中国*产党人就已经意识到物质和经济因素是决定艺术传播性质，反映民族特点的基础性因素。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党提出了在中国通过生产制度变革，借助革命运动达成马克思人类解放理想的主张。对此，瞿秋白直呈：“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此语道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艺术传播功能路径对于创造和发展文明新形态的重大价值。进而，毛*东指出：“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进入新时代，全党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为此，艺术传播要担负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处理好发展、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唯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艺术传播而言，一方面要坚持“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只有如此才能保持“中国化”的生机，彰显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的当代中国活力。此外，“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运用经典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当代问题。

　　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在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深刻介入现实，才最终扎根大地，赢得人民信赖，成为主导中国艺术传播形态创新发展的有生力量。从价值目标来说，中国艺术传播始终坚持人本取向，朝着“至善”目标迈进。其前进的每一步都印证着“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理论的深层逻辑，也是‘中国化’的根本体现”这个恒定原则。从价值主体来说，“中国化”真正颠覆了中国传统艺术传播奉行的统治者权力逻辑和西方艺术传播所尊崇的资本金钱逻辑，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所倡导的艺术传播大众化。艺术传播在成为鼓舞人民团结奋斗之重要媒介的同时，人民也成为了艺术传播的价值主体、创造主体、共享主体。与此同时，艺术传播的价值标准也发生着深刻变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取代“威权”和“资本”成为评价和检验艺术传播成效的引领性价值。应当说，中国*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艺术传播思想中国化百年实践，是一场始终致力于通过重塑锻造传统文化价值和经典价值，不断谋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