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州眉山是文豪苏轼的故乡，苏轼在眉山有过美好的回忆，蜀文化与眉山也给苏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纵观苏轼，思乡情绪伴随着他的一生，苏轼写下了不少蜀文化印记鲜明的思乡诗词，他的思乡诗词创作不仅以蜀地的自然山水风物、民俗物产来表达自己的思念，还借蜀地的交游与精神文化来疏导自己的情绪。蜀文化不仅是苏轼怀念故乡的情感依托，更是苏轼率真旷达、清明淳朴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蜀文化造就了苏轼风格的思乡创作，成就了苏轼动人心弦的思乡之情。

　　苏轼，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故乡眉山作为苏轼的人生起点，是苏轼内心深处的温暖港湾，是苏轼一生的牵绊。少年时期，苏轼在眉山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少年回忆，嘉祐元年，21岁的苏轼出川进京，仕途的颠簸让苏轼远离故土，除母逝奔丧和父卒归葬外，他几乎没有回乡的机会，从此故乡眉山便成为了他可望不可即之处。中国古代文人都对故乡有一种独特的感情，苏轼也不例外，对故乡眉山难以割舍的留恋之情使他创作了数量庞大的思乡诗词，其中的眉山记忆和蜀文化颜色显得尤为突出，饱含着苏轼深沉浓厚的思乡之情。

　　成都平原和岷江流域气候宜人，水资源充足，物产丰富，故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蜀地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生产环境，由此产生以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为中心的内陆农业区域文化——蜀文化。蜀文化中的四个从属内容：蜀地自然风物、民风物产、交游文化和精神文化，对苏轼思乡诗词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苏轼思乡诗词中蜀地的自然风物

　　“一盆巴山蜀水，万卷天府之国”，眉山市重峦叠嶂，丘陵起伏，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江山秀气，这样的风景美不胜收，苏轼便是在双亲的引领下，从小就有着各种机会去体验自然山水，这样的经历不仅使苏轼沾染了山川秀美，承袭了蜀风神韵，还激发了他的文学天赋。苏轼的思乡之情就如同蜀地之山起伏错落，如同蜀地之水源远流长，在他四十余年的仕途中，寄托着苏轼思想感情的蜀地山水也一直存在于他的诗词作品中。

　　北宋嘉祐六年至英宗治平元年，苏轼26岁至29岁时曾任凤翔府签判，这是在他守完母亲孝期后的第一段仕途，他心中总是牵挂着故乡的山水。在《东湖》（《凤翔》八观诗之五）中，苏轼写道：“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青翠的蜀江，赤红的蜀山，两种颜色的对比碰撞让蜀地风景跃然纸上，更是让苏轼对故乡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不仅如此，苏轼在面对五湖四海的山水美景时，也会联想到故乡的山水。王安石变法时期，朝野动荡不安，熙宁四年，苏轼也受到王安石的打压自请出京任职，前往杭州。在工作之余，苏轼便与好友流连于苏杭山水之间，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苏杭美景如画，堪称人间天堂，苏轼在《法惠寺横翠阁》中前四句写道：“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从。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与蜀地不同，杭州的山水皆柔软，美不胜收，可笔锋一转，苏轼就怀念起蜀地的山水，“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嵋”，他乡虽美，但苏轼仍然怀念自己的故乡。熙宁七年，39岁的苏轼调任为密州知州，人至“不惑”，仕途却仍颠簸坎坷。苏轼在密州的日子忙碌且艰辛，多有隐退之念，这种隐退之念又演变出思乡归乡之念，他写下“滔滔满四方，我行竟安之。何时剑关路，春山闻子规”与“闻道逢春思濯锦，更须到处觅菟裘”等，可见苏轼的脑中绘制着属于自己的蜀地山水风景，并借此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成就了苏轼风格的带有蜀地山水痕迹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

　　在乌台诗案以后，苏轼也仍是不得归乡、飘零流落，《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也借蜀地山水直抒胸臆，“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

　　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苏轼触景生情，心头无限惆怅，以浩大磅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细腻的思乡之情。在不断的贬谪途中，故乡越来越远，回归故乡的愿望变得日益渺茫，但苏轼的心依旧扎根在蜀地山水之间。

　　从苏轼的生平经历来看，在离开蜀地之后，苏轼的归蜀之思从未消失，但由于各个时期遭遇、心境的略有不同，使得苏轼的归乡情绪表达略有不同，但不论是贬谪或是升迁、困窘或是安逸，遥远的故乡都令他魂牵梦绕。

　　苏轼思乡诗词中蜀地的民风物产

　　蜀文化有着长时间积累与沉淀，与环境相融合，为当地居民相吸收，区别于中原地区，蜀地民俗有着鲜明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在苏轼的思乡诗词中，蜀地风俗就是一个颜色突出的蜀文化印记。土地的丰厚馈赠及环境造就的迷人风景，养成了当地人安居乐业的生活习惯和喜爱游玩的民间风俗。苏轼便曾忆眉州人的踏青习惯，如作于元祐元年的《送贾讷倅眉二首》其一云：“鹿头北望应逢雁，人日东郊尚有梅”中，这样美好的家乡风俗也是苏轼思乡思绪的心灵连接，源远流长的家乡习俗正是苏轼推崇且怀念的，这不仅代表着他对故乡的喜爱，还体现出蜀地文化风俗的亲切与独特。

　　在相对闭塞的蜀地，蜀地独特的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方式与蜀地物产也独具特色，因而家乡丰饶的物产成为苏轼诗词中思乡之情的寄托，家乡的一滋一味是苏轼思乡诗词中美好的回忆与无尽的思念的代名词。

　　蜀地特有的“元修菜”曾是苏轼少时偏爱的家乡野菜，可流落在外的苏轼却没有机会再品尝到那种家乡味道，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与王元直饮酒，掇荠菜食之，甚美。颇忆蜀中巢菜，怅然久之。”他甚至写下《元修菜》一诗，其序中有言：“菜之美者，有吾乡之巢。”而一句“此物独妩媚，终年系余胸”更是直白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元修菜的喜爱之情与思念之情，十五年来对元修菜的“思而不可得”的深层感情便是对蜀地的“思而不可得”。

　　在他乡有幸见到蜀地特产枇杷，也自然而然勾起了苏轼的乡思。《真觉院有洛花，花时不暇往，四月十八日，与刘景文同往赏枇杷》一诗作于苏轼在杭州与友人同赏枇杷途中，他乡偶遇卢橘仿佛遇见故知，一句“魏花非老伴，卢橘似乡人”让诗人孤独的心境与相思之情显露无遗。蜀地物产丰富，苏轼曾在朝廷的宴会上见到家乡特产，他在《皇太后阁》中写道：“上林珍木暗池台，蜀产吴包万里来。”得以见得苏轼对卢橘和蜀地的思念。

　　王勃称赞蜀地为“宇宙之绝观，云游之天府”，苏轼浸染着蜀地的民俗之风，品尝着蜀地的物产之味，吸收着蜀地的天地灵气，蜀地的自然与物产文化成为了他或激昂或低沉的思想感情的源泉之一，为他的思乡诗词创作中打下了蜀文化印记。

　　苏轼思乡诗词中蜀地交游文化

　　在蜀地当地经济、民风等的影响下，蜀地文人交游少有政治上的避忌，交往亲切自然，苏轼十分赞许蜀地民淳俗厚的民风与文人交游氛围：“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在苏轼遭受政治打击时，蜀地文人那种淳朴真切、公平公正的交游文化也是他的思乡诗词中所怀念的对象。黄庭坚曾被贬谪荒远落后的戎州，但他在蜀地并未受到非人的待遇，戎州官吏对黄庭坚极为友善亲厚，可见蜀地文人交游的和谐氛围。苏轼与蜀士的交往以地域为纽带、以乡情为根基，与蜀地士子的交游以故乡眉山为中心逐渐向外辐射，交往对象从眉山里人拓展到蜀籍士人，并逐步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蜀士群体。

　　苏轼母族眉山青神程氏与苏轼姻亲眉山青神王氏便是以眉山里人为中心的蜀士交往对象。其中，苏轼与程氏兄弟交往的诗文共103篇，也反映了他渴望返蜀归隐的急切心情。《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不仅写出了苏轼的人生态度：“惟将老不死，一笑荣枯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还以“岁晚家乡路，莫遣生榛菅”一句表明自己渴望返乡的思乡之情。苏轼与王氏家族成员也有密切交往，据统计，苏轼诗文中涉及青神王氏家族成员的作品有33篇。苏轼出蜀后，均与王氏家族成员保持着联系，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等。苏轼的两位夫人与他同甘共苦，王庆源、王箴等王氏成员也为苏轼带来了些许慰藉。程氏、王氏家族与苏轼的交往为苏轼送去了亲朋故友的慰藉，勾起了苏轼对故乡蜀士、对故乡士人交游氛围的思念。

　　在苏轼离蜀之后，他与蜀士的交往范围由眉山里人扩展到蜀籍士人。华阳范氏的范镇便是苏轼交往密切的蜀籍士人群体之一，范镇正直耿介、勇敢清明，饱受赞叹，苏轼在徐州时他慷慨地施以援手，苏轼在其诗文中表达出了自己对于范镇的钦佩与感激，《送范景仁游洛中》中“小人真闇事，闲退岂公难。……去年行万里，蜀路走千盘。”《次韵景仁留别》一首则更能看出友人间相见时的喜悦与分别时的遗憾，“公老我亦衰，相见恨不数。临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岳。”他们之间既有良师益友之间的互敬互爱，又有君子之交清明正直的原则，这正是苏轼所怀念的蜀地文人的交游文化与交往氛围。杨绘也是与苏轼交往的重要蜀籍士人之一，《宋史·杨绘传》中记载“杨绘，字元素，绵竹人”“以母老，请知眉州”，可大致推测出杨绘与苏轼为同乡，且在他请知眉州之时可能正与苏轼有些许交往。《醉落魄·席上呈元素》中写道“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飘泊。偶然相聚还离索。……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这首词更是展现出同乡之间的思乡之情在此刻相互连接，高度共鸣，达到了情感表达的巅峰。由此可见，离蜀后的苏轼与蜀籍士人的交往以乡情为纽带相互串联，扶持着苏轼的仕途，连接着苏轼的故乡之思。

　　苏轼思乡诗词中蜀地精神文化

　　四川的地域特征及周边群山阻隔，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面貌，“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在交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文化交流成为发展大趋势，蜀文化与楚文化、秦陇文化、藏彝文化进行交流和沟通，文化的融合趋向使得蜀地精神文化表现出了兼容性、开放性等显著特征。在苏轼身上，这种文化融合便体现在苏轼思想中儒、佛、道兼容的倾向，因而苏轼思乡感情也受儒佛道文化合流背景的影响。

　　“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成为一个气节高洁、敢于担当的儒者是苏轼的追求，但苏轼多次受到的政治悲剧，无一不源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打击，这种打击对于传统儒士而言是难以接受的，那么苏轼如何去化解这种苦闷的心理呢？在蜀地交融发展的佛道思想便是苏轼化解心结的契机，其中重要的有庄子“万物齐一”无差别观念、《周易》“何思何虑”的政治哲学、佛禅“万物皆幻”的观世态度。苏轼先贬黄州，再迁惠州，又迁岭南，复迁海南，后迁琼州，在此期间，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苏轼在事业上的挫折和人生的坎坷，使得他的心境也随之改变，从最初积极入世的儒学，到了超脱世事的佛学，来排遣忧郁，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和解脱。他提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锌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就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相通之处。《除夜病中赠段屯田》中就写道：“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苏轼在诗中安慰自己，何不就把密州当做人生中一个驿站，回乡归隐才是自己唯一的愿望！由此可见，佛道两家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思想，在苏轼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苏轼并不是随波逐流之人，从根本上看，他以儒学为基础的务实为主，以佛家的慵懒与老庄的逍遥为辅。虽然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饱受思乡之苦，但他又借助佛道思想、文学创作排解忧愁，以他乡为故乡，形成一种带有积极精神的寄生故乡观。

　　在苏轼眼中，天地一片辽阔，自见虽狭窄，只有不执己念，空想无想，方能明天地，才能超脱自我。“抵疑归梦西南去，翠竹江村绕白沙”，苏轼所寻找真我，是一种执着的执着，一种随心所欲的精神，一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一种完整的、独立的、真实的世界，故乡便是这种解脱和勇气的源头。“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人生的真我不在于凡界的俗物，逍遥放旷才能达到“忧喜心忘便是禅”的超然意境，追寻蜀地的美好，才是人生的真境，无论走多远，心都不会离开自己的本真的家园。“随缘”“适意”，足之所履，心之所安处概为“家”，这也是苏轼寄生故乡观的一个具体表现，“家”已成为一种观念，一种旷达的生活理念，解除其与“异乡”相对立的态度立场，实现故乡的异乡化甚至是异乡的故乡化的转变最终突破了异乡与故乡的界限，抱着一种“四海皆有吾乡，四海皆有家”的态度，去面对每一次贬谪带来的痛苦。正是基于苏东坡“向内超脱”的生命哲学，才有了这种独特的“异乡”观。

　　在苏轼儿时，蜀文化便融入他的骨血中，成为了刻在他心中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记。遍观苏轼一生的思乡诗词创作，蜀文化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蜀文化中的自然风物、民风物产、交游文化与精神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尤为鲜明。从表面上看蜀文化似乎只是苏轼借以表达乡思的依托，从本质上讲蜀文化是对苏轼为人率真豪爽的塑造、对苏轼清明敦厚的交往方式的铺垫和对苏轼乐观旷达精神的助力，这也是让苏轼区别于其他文人、让苏轼的思乡创作产生更多触动的重要原因。